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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11 为此,余治完全持一种“阴德”之说,倡导“救荒福报”之论。他认为,自古以来,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富贵绵延,无不由于祖先之阴德。而究阴德之最大者,莫如饥年之施赈一举,即可活千万人。下全人命,即上契天心。考诸记载,赈荒善报,几不可胜数。于是,他特意选择了清代几个世家大族行善积德之例,作为他所主张的“阴德”说的佐证:“至近世大家,昭昭在人耳目者,如吾吴之彭氏、潘氏,以及昆山之徐,常熟之蒋,常州之赵,钱塘之许,其先世之积功累德,固妇竖所共知者。”(注:余治:《得一录》卷5《救荒·救荒福报》,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43页。)综合上面魏禧、归庄、余治诸家之说,在行善问题上,大多不再坚持儒家苛严之论,而是倡导儒、佛、道三家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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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13 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善即为仁,而仁就是爱人。同时,由仁的观念出发,儒家又倡导“博施济众”。所以,明代学者高攀龙在为“同善会”写的序中,曾将儒家的善观念阐发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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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15 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犹之乎合四体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肤,刀斧刲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颠连困苦,见之而木然不动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爱人而已矣。(注:高攀龙:《高子遗书》卷1《同善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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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17 可见,从爱人的心怀出发,必然会导致博施济众的行为。古语云: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为此,高攀龙又将“济人急难,去无用可成大用,积小惠可成大德”,当作行善中的“一大功课”(注:高攀龙:《高子遗书》卷4《家训》。)。清末广西的广仁善堂,实施劝赈、赠医、施衣、施棺诸善事,也是“特奉孔子”(注:《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见《戊戌变法》(四),439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可见,奉行的也是儒家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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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19 其实,善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亦不乏例子可寻。如《易传》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外,如“修成淑德,施及子孙”、“毋贪不可冀,则福祚流于子孙”等,均为儒家劝善之语。《周官》中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保息养民,也是慈善组织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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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21 佛教劝人为善,讲求因果报应。其劝善之语亦复不少,如:“祸福由其祖祢,殃庆延于子孙”;“阴谋之门,子孙不昌”;“善恶二轮,未尝暂歇。果报连环,初无休息”;“贫富贵贱,并因往业。得失有无,皆由昔行”。月峰和尚亦有言:“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注:转引自陈龙正《政书》2《乡筹·同善会讲语》,见氏著:《几亭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本。)所以,明末的佛教徒,普遍举行放生会,吸引了很多有善心之人。一些士绅因受释氏之说的熏染,亦欣然乐从。即使如“一命浮图会”,在其实施救施过程中,同样必须借助于佛氏的“浮图”之说,以行儒家仁政之实。所以,清代有些善堂,一概委之佛教僧人管理。如安肃县之留养局,设于慈航寺内,由佛僧元通经管;良乡县之永保堂,由僧明佩经管;内邱之圆津庵,由僧可林经管。(注:《保定府属安肃县慈航寺留养局条约》,见《留养局续记》。)更有甚者,佛教僧人开始直接参与善堂的建设。如南京正觉寺僧人镜公,从“我佛慈悲之念”出发,真实学道,普济存心,于嘉庆十年(1805)募建“清节堂”,“赈恤嫠纬,延保婴赤”。更念“佛法大意,众善兼行,无告穷民,颓龄尤甚”,于嘉庆十六年又建“恤颐堂”,专门收养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注:余治:《得一录》卷3《恤颐堂章程·江宁恤颐堂记》,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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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23 此外,清代的善会亦与佛教的关系颇密,“惜谷会”就是典型一例。史载惜谷会云:“又每逢举会课佛,会集者数百人,各人带米一升,香钱二十一文,备素饭一餐。讲说乡约,多方劝善,各人静坐环听,事毕送神乃散,无不欢欣鼓舞而去。”(注:余治:《得一录》卷12《惜谷会》,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69~670页。)诸如此类,无不说明清代的善堂,多受佛家善意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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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25 道家乃至道教亦多劝善去恶嘉言。《老子》第79章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他如:“积功累仁,祚流百世”;“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道教劝人之言的深入民间,得益于《太上感应篇》一书。此书为一部杂抄性质的典籍,其主要的文字与内容抄袭自《抱朴子内篇》卷3《对俗》与卷6《微旨》两篇,以通俗文字加以整理贯穿而成,其编纂者大概来自民间,已难以考证。不过,从原则上说,《太上感应篇》当属道教的典籍,它将道教的宗教伦理化成通俗化的道德条目,作为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世的规则。此书因宋真宗的赐钱刊刻而在民间代代流传。同时,此书也受到了知识阶层的赞许,如宋人真德秀为之写序,广荐于社会。明人高攀龙也为其作序,称其虽近于佛氏因果之说,但“佛氏因果之说,即吾儒感应之理”(注:高攀龙:《高子遗书》卷1《重刻感应篇序》。)。此书也多次获得历代君王的赏赐,如清顺治十三年(1656)下谕刊刻,颁赐群臣,并举贡生监,皆得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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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27 《太上感应篇》有两个中心观念:一为善恶的因果报应。如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为阴骘观念,如云:“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种阴骘观念,同样影响到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如高攀龙言:“夫理者何也?天也。善则祥,不善则殃者也。而天者何也?心也,善则安,不善则不安者也。……君子之为善,循理也,畏天也,求自慊其心也,自然而不容已也。”(注:高攀龙:《高子遗书》卷1《程行录序》。)陈龙正也认为,人人有救困扶危这点心肠,“一应循天理,作无穷无尽的好事,不过从爱惜同类上来”(注:陈龙正:《政书》2《乡筹·同善会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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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29 道教行善思想的存在,使得道教之徒也开始参与各种善堂的营建与管理。如清初天津西关的育黎堂,由三官庙改建,“主其事者为一法师,号介先”(注:董弘祚:《育黎堂条约弁言》,见《育黎堂规约》,清刻本。)。此为道士经管善堂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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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31 值得指出的是,自明代以来,善书普遍流行(注:关于“善书”,中国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主要者大抵可参见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游子安:《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北京,中华书局,2005)。),儒、佛、道三教趋于合流(注:陈宝良:《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载《浙江学刊》,2002(2)。),善的观念更是深入民心。如陈龙正在提到同善会会讲的书籍时,就曾提到《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五伦书》三部书,均为明永乐、宣德年间颁行天下的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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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33 《孝顺事实》10卷,明成祖朱棣御撰,有永乐十八年(1420)内府刻本。明成祖在御制序中言:“朕惟天经地义,莫尊乎亲;降衷秉彝,莫先乎孝。故孝者,百行之本,万善之原,大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强暴,格鸟兽,孚草木。”(注:朱棣:《御制孝顺事实序》,见《孝顺事实》,明永乐十八年内府刻本。)《孝顺事实》一书,将儒家的孝道观念与感应之说相糅合,提出“孝感”之说,认为“孝者,百行之源,万福之本也”(注:《孝顺事实》卷1《蔡顺桑椹》。)。《为善阴骘》一书,亦为明成祖敕撰,有永乐间刻本。明成祖自即位以后,“以敦德劝善为务”,所以敕撰此书。何谓“阴骘”?明成祖言:“惟能不求知于人,不责报于天者,乃为阴骘。”(注:朱棣:《御制为善阴骘后序》,见《为善阴骘》,明永乐间刻本。)此书的形式,为一则故事,一段议论,系之以诗两首。至于诗,亦为通俗化的劝善教化诗,如《世昌救疾》后之诗云:“施药于人不计钱,郡人称德荷生全。谁知一念行方便,即有阴功感上天。”(注:《为善阴骘》卷8。)《五伦书》为明宣宗敕撰,有明景泰年间刻本。明宣宗入承大统以后,采辑经传百家嘉言善行之有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者,类分为62卷,命曰《五伦书》。此书分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夫妇之道五门,五门下又分嘉言、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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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35 除此之外,明代尚有许多善书。以官方为例,则有仁孝皇后徐氏撰《劝善书》,共20卷,有明永乐间刻本。此书“间采三教圣贤劝善惩恶之言,类编为书,举言以提其要,因事以著其实”(注:仁孝皇后:《劝善书序》,见《劝善书》,明永乐间刻本。)。仁孝皇后尚编有《内训》一书,其中亦颇多“积善”、“迁善”之言。如说积善云:“夫享福禄之报者,由积善之庆。”(注:仁孝皇后:《大明仁孝皇后内训》第8《积善章》,明楚府正心书院刻本。)说迁善又云:“人非上智,其孰无过?过而能知,可以为明。知而能改,可以跂至。小过不改,大恶形焉。小善能迁,大善成焉。”(注:仁孝皇后:《大明仁孝皇后内训》第9《迁善章》。)以民间为例,则有陈继儒所纂《种德录》一书。此书所辑,包括三部分,一为“古来为吏不酷者”,二为“为将不残者”,三为“救荒不倦者”(注:梁维枢:《玉剑尊闻》卷1《德行》,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可见,陈氏亦将“为吏不酷”、“为将不残”、“救荒不倦”视为“种德”之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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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37 功过格思想的来源,一方面来自以心性论为核心的形上学,着重在诚心正心的善良动机上,表现出存善去恶的道德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以经验论为主的实用功利观,追求伦理与幸福相连的原因,而以神作为此原因的推动者,人类透过自身的德行来要求适当的报偿,即以神的自由意志与人的善恶行为共同组成伦理判断标准。明末以后,功过格的编辑蔚然成风。在道藏中,就有《紫微帝君功过格》。袁黄任宝坻知县时,曾编成《为官功过格》。同时袁黄还编纂了《阴骘录》一书,对当时流行的功过格思想推波助澜。在《阴骘录·立命之学》中,袁黄以其个人遭遇的现身说法,指出先天的命运可由后天的修善加以改变,突破了传统社会流行已久的宿命论,以善恶果报的现世报应来加强个人的道德实践。当时功过格的流通十分惊人,出现了经过完备分类与整理集成的“功过格”,如《汇编功过格》、《汇纂功过格》、《广功过格新编》等。清雍正二年(1724),更是出现了扶鸾的《文昌帝君功过格》。(注:明清两代之功过格及其与道德秩序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所著《功过格的研究》(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卷《思想宗教》,497~5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美国学者包筠雅所著《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杜正贞、张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作了相当精到的阐述,可资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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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39 清代很多善堂所实行的教化之职,亦大多基于儒、佛、道合一的果报之说。如保婴一类的善会,就专门辑有《戕婴祸报辑略》与《全婴福报辑略》二编。其中《戕婴祸报辑略》一编,收“闱中夜见小儿”、“试卷自投水桶”、“财命两空”、“七蛇索命”、“拿堕胎首犯稳婆”、“医人误杀受苦”故事六则,分别取自《楚南戒溺女文》、《关帝真经注证》、《文昌救劫章》、《拯溺汇编》、《果报闻见录》等善书。而《全婴福报辑略》一编,收“曲全遗婴”、“劝救子荣”、“闱中夜闻孩啼声”、“育婴解元”、“三金救女命”、“百岁翁奉行戒溺女歌”、“拯溺昌后”、“代觅抱养”故事八则,分别取自《阴骘文注证》、《桂香镜》、《济婴宝筏》、《楚南戒溺女文》、《拯溺汇编》等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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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41 在清代,不但善书大量流行,甚至出现了“善戏”,即通过戏曲的演出活动,劝导民间百姓行善。如无锡人余治,一生不求仕进,遇到善事,必竭力加以促成,劝人为善,舌敝唇焦,不以为苦。遍游江、浙两省,以佛教因果之说戒人。如溺女、抢醮、淫杀诸事,谆谆诱掖劝化。人假如答允,即叩首表示感谢,不以为辱。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亲自撰写院本,通过“纠会”这种合作方式,筹得千两银子,“以忠孝节义事演剧”,称为“善戏”,藉此希望观众兴起感动。(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2《金余二善人》,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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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43 通过善书的大量编辑与出版,以及善戏的广泛演出,儒、佛、道合一的善恶观念开始在民间广泛流行,深入民心,以致善会、善堂纷纷兴起。除了某些善堂由官方创办或参与之外,大多数善会、善堂均由民间自发组织、创设,其经费也是依靠会员捐助,因而具有结社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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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45 所有善会,均为依靠通俗的教化或救困扶危的实行以达到劝善的目的。如明末陈龙正在同善会讲语种,就用了三句为善的粗浅话,以鼓励民众行善,这就是:“富贵的,大家放宽些;贫穷的,各人要安分;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在讲语中,陈龙正又充分利用俗语,以便劝善。如俗语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借此倡导成人之美,不要独自受用享乐。(注:陈龙正:《政书》3《乡筹·同善会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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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47 善会虽为劝化百姓,去人贪暴,劝人慈悯,却并非专为在太平无事时培养淳风,而是通过劝化,在意外兵荒乱离之时,借此善风保守乡里。同时,善会之劝善,亦与地方统治秩序颇有关系。如明代编审里长,地方富户多方规避,以致赋役不均。同善会之设,就是想通过劝善,避免自生内扰,暗里消磨,藉此均平赋役,维持乡里安定。(注:如梁其姿认为,清朝廷平定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后,都市善堂开始承担起复杂的善后工作,亦即在传统的救济事务之外,同样担负起维持地方政治秩序的职责。参见氏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页。)如此种种,均可说明善会、善堂的社会学意义极其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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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52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31]
1703024053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三节 行会、会馆与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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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55 探究传统中国经济型会社,不能不注意行业性的结社,这就是行会、会馆、公所与商会。将行会、公所、商会归于经济型会社,自然无疑。至于会馆这一类组织团体,固然具有同乡会与举子应试停息之所的特点,从而夹杂着诸多政治性的内容,但就其起源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善会、合会等职能而言,仍与经济型会社关系颇深。至民国初建,伴随着新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基于振兴实业的目的,于是各种实业团体应运而生。(注:根据日人宗方小太郎的调查,此类实业团体,主要有“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实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农业促进会”、“中华民国盐业协会”、“中华民国工党”、“工商勇进党”、“工业建设会”、“工党共进社”、“工界同盟会”、“农工商业共进会”、“中华民国商学会”、“国货维持会”、“铁道工会”、“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中华民国铁路协会”、“中华物产研究会”、“中华实业共济会”、“中国实业会”、“民国矿政研究社”、“国计维持会”、“航业党”、“国际贸易协会”、“民生团”、“中华民国协济会”、“蒙藏交通公司”、“垦殖协会”,以及江浙改革漕粮之“革漕团”、计划垦殖江北安徽地方水利之“江皖垦殖水利协会”、“民国农圃公会”、“通国临业联合会”、“女子实业进行会”等。参见氏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213~2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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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057 一、从行会到“墟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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