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4360
团练与寨、堡相合，其因盖源于先秦时期社与邑的并合。商代之邑，大多有城墙一类的防御工事，故后世设团练，也充分考虑到设立寨、堡等防御工事。魏晋时期的坞壁，显然已开启了后世团寨、碉堡的先声。（注：傅衣凌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上虽已不见有形式严整的领主制度，但分散于各地的封建小领主仍占有社会上的相当势力。“他们利用氏族制的残余，以血缘或地缘的结合，结寨筑堡，倚坞立庄，统摄乡族，形成中国型的庄园，隐为地方的社会—政治的特殊势力集团，中国史上所称为坞、堡、圩、寨、庄、集等组织，即是他们政治势力的表征。”参见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8~419页。）民间团寨的兴起，一般以社会动乱时期为多。每当此时，民间往往结寨自保。因此，当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北方义兵广泛兴起之时，宋代的民寨也就蜂拥而起。如南宋时吴渊在光、丰、蕲、黄等地，“凡创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砦，嵯峨山、鹰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团丁壮置军，分立队伍，星联棋布，脉络贯通，无事则耕，有警则御”（注：《宋史》卷416《吴渊传》，12467~12468页。）。在宋代，民间山寨制度已相当完备，寨内设有寨主或寨官，有些寨官则由地方巡检充任，说明这些山寨属于官民合一的防御体。此外，宋代尚有堡坞之制。如叶适曾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为堡坞，使复业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处”。每堡大约有2000户，“教之习射”（注：《宋史》卷434《儒林传》4《叶适传》，12893~12894页。）。
1703024361
1703024362
元朝末年，群雄四起，义兵大兴，山寨亦随之遍布大江南北。至正年间，徐寿辉、邹普胜起兵，号称“红巾军”。贺应奎“倡义立寨，民皆入山，推应奎为寨长，相继攻打，岁无宁日。后威名日著，贼不敢近，时称保障焉”（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217《长沙府部》。）。在元代末年，山寨林立，或是群雄结寨以反抗元军，或是民间结寨自固，以对抗义军。
1703024363
1703024364
明自嘉靖以后，各地尤其是福建、浙江、广东、安徽四省，设立山寨已成一时风气。这些山寨，最早者创设于南唐，自宋、元以来，一直沿用至明。如福建宁化县，嘉靖末年“流寇”四起，“乡之富者避城中，贫下中户则窜迹深山茂林中，风雨无以自蔽”。鉴于此，李世熊伯祖“三峰公”根据莲峰寨旧迹，“捐资募工修之。增垒削夷，中建小宇祀真仙，仙降箕多验。此寨修而乡人恃以无恐”。为此，时人称之为“太平寨”。（注：李世熊：《寨堡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55页。）此外，福建各县所设山寨尚有很多，胪列如下：梓亭寨，位于建宁府松溪县北70里，即浙江处州府龙泉县松源乡之地，位于龙泉、遂昌、松溪、政和四县交界之处。宋时创建，元代将山寨改隶龙泉县。（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建宁府·松溪县》，第4册，20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卤水岭寨，位于延平府城之西。背山枕溪，壁立万仞，路仅通步，险巇数折，始建于宋代。鹅鼻头尖寨，位于延平府城北考巢岭之上。12峰平地耸起，高10余丈，中有捷路，直通府城，后通峡阳，前通溪源。官方曾屯兵于此，作为瞭望之地。（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第4册，2097页。）牢城关，位于延平府尤溪县后崇岭之巅。宋建炎年间，范汝为“入寇”，当地人在此置寨。石湖寨，位于尤溪县西北石湖都，地宽袤，可容千余家。南唐保大年间，左散骑张彦成领兵在此置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延平府·尤溪县》，第4册，2100页。）黄杨寨，位于延平府永安县北。旧名岩前寨，宋代设置。莲花寨，在永安县东五里。山形如莲花，周围壁削，小径至巅，仅容一人可行。元末及明代正统末年，沙县、尤溪遭受“寇乱”，当地人多在此寨避难。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延平府·永安县》，第4册，2101页。）石洞寨，位于汀州府清流县北之大基头。山势险峻，上可容纳数千人。宋乾道年间，县令黄藻创立。元末“寇作乱”，当地人拥戴伍立保为寨长，于是立保“增修四门，积粮据险，与族人、邑人共登据之，悉赖保全”（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汀州府·清流县》，第4册，2107页。）。至明代，山寨石门、鸟道犹存。莲峰山，位于汀州府连城县东七里，旧名东田石。峭壁攒峰，盘回数十里，绝顶坦夷，石泉流衍。外有石梯、石巷，仅容一人。官方在山上置立三寨，遇到“寇警”，则“移民以避于此”。其中冠豸寨，位于莲峰山上。四面石壁，上通一径，其上旷然平地，可容万人。元代至正末年，设有寨城。明正统年间，沙县邓茂七来攻，当地人童得庆等“率众保此得全”。弘治四年（1491），漳平县温文进作乱。知县关铨募工对山寨加以修缮，自白云楼至南门一概用石砌成，并在上面架设敌楼，又在宣武门砌石城80余丈，“以为保障之所”（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汀州府·连城县》，第4册，2107页。）。龙亭寨，位于漳平县西里许。山顶可容200余人，当地人曾在山顶置立山寨“以避寇”（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漳州府·漳平县》，第4册，2121页。）。
1703024365
1703024366
在浙江，地方山寨之设亦较多，尤以金华府、衢州府、处州府为盛。根据史料记载，金华府当时所设山寨数达7座。（注：王懋德：《金华府志》卷2《附寨》，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如峡口寨，位于金华府江山县南70里。成化年间，由于“括寇”不时往来，在此立寨，设机兵100名，委官把守。（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金华府·江山县》，第4册，1968页。）又白石寨，位于衢州府开化县西60里。每遇“盗贼窃发，民俱登此寨以避之”（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衢州府·开化县》，第4册，1969页。）。万景山寨，在处州府缙云县二都，可容纳万人。寨塘寨，位于缙云县九都，可容纳三万人。四六寨，位于缙云县九都。云岩寨，位于缙云县十二都，状如甑，仅有小径，攀缘而上，可容纳万人。东平寨，古称七十二寮，位于缙云县二十七都，有石井72口，可容纳数千人，四面有石壁百余丈。西寨，位于缙云县二十七都。老鹰寨，位于缙云县二十二都。黄寮寨，位于缙云县十四都。陈寨，位于缙云县十七都。客山寨，位于缙云县西，可容纳万人。（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处州府·缙云县》，第4册，1971~1972页。）
1703024367
1703024368
至于广东、安徽两省，亦多见山寨的设立。如塘宅堡，位于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东北100里。平定“贼乱”之后，肇庆府通判吕天恩建议，认为塘宅堡为新会、新宁、新兴、恩平各县适中之地，四面又是崇山峭壁，成为“盗贼”渊薮，理应砌造砖城，让分守广、肇、高、韶左参将驻扎此堡。为此，总督将此建议上奏，得到皇帝的批准，于是在塘宅堡建立参将衙门。（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广东·肇庆府·恩平县》，第4册，2209页。）崇祯十三年（1640），在安徽舒城，所设山寨甚多，除著名的春秋寨之外，其他规模较大的山寨多达29座。此外，“其险远而小未报闻者，又二十余寨焉”（注：陈弘绪：《舒城山寨记》，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52，第4册，3615~36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03024369
1703024370
从上面的叙述不难发现，明代的山寨有“兵寨”与“民寨”之别。如山东青州府，萧家寨位于常河社。洪武年间，灵山卫百户陈良在原有古墙基础上包以砖石，周长1里180步。寨下设有两座烽墩：紫良山，在寨东北五里；徐家埠，在寨正南十里。夏河城寨，位于龙湾社。洪武年间，灵山卫百户管成用砖石砌城，周长4里185步。寨下设有两座烽墩：陈家岛，离城东南15里；胡家岛，离城南5里。龙潭寨，位于大盘社。周长1里170步。设有两座烽墩。以上三座寨城，均由灵山卫量拨官军备御。崔家寨，在县东南120里信阳乡崇吉社，属于“民居，不系兵寨”（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山东·青州府》，第2册，605页。）。即使是民寨，随着战略地位的上升，官方通常也会将其纳入“兵寨”之列，在其中设置衙门加以统辖，上面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之塘宅寨即为典型一例。
1703024371
1703024372
至清代，高山结寨，平地并村，一仍如旧。不过，清人在建团练的同时，又建碉堡，“以资捍卫”。碉堡的形制，圆、方、长、斜不等，均以厚墙为主。堡外开壕沟，壕沟深六七尺，宽一丈余，壕内遍布竹签。取挖壕之土，用来筑墙，墙厚四五尺，高一丈二尺。墙距地二三尺，安枪炮眼一层，隔二尺，又安一层，共计三层，借此平打进攻者之身。向外三面凸出者为碉，亦即所谓的“虚敌台”，其式样与塘汛“望楼”相同，亦设枪眼数层，彼此对放枪炮，“以彼碉枪子可及此碉之中为主”。每碉配备数十名精壮，安设枪炮23枝，轮流施放。这样，“一堡要处，不过设数碉，一碉所需，也不过数十人，数百家老弱妇幼即可安然无恙”（注：朱孙诒：《遴选团总示》，见《团练事宜》。）。
1703024373
1703024374
1703024375
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基于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江淮之间，寨堡组织尤其发达。（注：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9~421页。）至于其名称，在河南一带，则多称寨或庄（注：如康熙年间，河南扶沟县之孙家庄，“惟孙姓者居之，性黠而鸷，多行不义；颇赡于财，危楼高台，构至百楹，周以缭垣，甃甓甚固；佃户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余家”（钮琇：《觚》卷5《豫觚·孙家庄》，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而在皖北、鲁南、苏北等地，则称为“围”或“圩”。（注：清人潘咏《除盗篇》云：“长淮以北，迄于齐鲁，坞长民豪，皆曰围主，围主号令，百倍于有司，战伐攻守，习其风土地势，百倍于客兵。”（《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5）薛福成亦云：“古于用兵扼要设守之处，大者曰城曰关，小者曰堡曰戍，又曰围。江淮间水高于田，筑堤捍水曰圩。圩与围音相转，今人于南方卫田之堤，北方御寇之堡，通呼之曰围，而文则皆从圩云。”（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书金宝圩团练御贼事》）上引史料，均转引自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9页。）至于围、圩的范围，根据咸丰年间吴棠在淮海各属劝谕筑圩的实践，大小通常是在四里之内，可以作为一般的标准，但金宝圩则延袤达百余里，显然是一个特例。（注：如吴棠《劝谕淮海各属筑圩保卫示》云：“圩大不过四里，小以二三里为度，门留二处，须安吊桥，枪炮宜二百根。”（《望三益斋诗文钞》卷2）薛福成《书金宝圩团练御贼事》记载：“金宝圩在宣城、当涂、芜湖数县之间，延袤百余里，地饶沃，阻固城、石臼等湖，及句溪水、阳江为固，有水数重，名曰水套。”（《庸庵文续编》卷下）上引史料，均转引自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9页。）
1703024376
1703024377
综上所述，团寨属于与团练相配的民间军事性防御工事。团寨的表现形式，则为高山结寨，平地并村，把数个小村合并于一个大村，设立防御设施。在寨内，防御、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社的祭祀或改为真武之祀，隐然为一处小的社邑。
1703024378
1703024379
四、民团与商团
1703024380
1703024381
清代末年，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于是在思想界崛起一股“军国民”思想，主要是宣传讲求体育，养成国民尚武精神，号召救亡图存。这一思想最初仅限于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中传播，但随后很快扩散发展，成为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进步思潮之一。受此影响，各界有识之士中尚武之风也日渐盛行，而相继成立的体育会、民团、商团等体育和准武装性质的新式社会团体，显然就是这一风气的产物。（注：详细阐述，可参见朱英：《晚清商人尚武思想的萌发及其影响》，载《史学月刊》，1993（3）。）
1703024382
1703024383
清季尚武思想的兴起，早在拒俄运动时期即已初露端倪。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乘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光绪二十九年，仍拒不按照中俄所签《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的日期撤军，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留日学生多次举行大会，以军国民主义作为宣传武器。不久，留日学生将前此所组织的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随后，上海爱国学生也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纷纷响应，一时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1703024384
1703024385
这种尚武思潮同样影响了清末的许多政治团体，并纷纷将尚武、讲求武学作为自己团体的宗旨，以便增强国民体质，抵御外侮，救亡自强。如成立于宣统三年（1911）的“宪友会”，其六条政纲中，其中一条即为“提倡尚武教育”（注：谢彬：《资政院时代之政党》，见《辛亥革命》（四）。）。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其设置本意亦为“专以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起见”（注：张难先：《振武学社之始末》，见《辛亥革命》（五）。）。
1703024386
1703024387
讲求体育，练习体操、器械，强身健体，是当时推行军国民教育的一项主要措施。为此，各种“体育会”纷纷成立。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工商界人士发起组织体育会，“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成干城之选”（注：《上海商团小史》，见《辛亥革命》（七）。）。此年，上海相继成立的体育会有沪学会体育部、商业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操会，合称“五体育会”。此堪称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人体育社团。其成员除经常进行徒手操、柔软体操、田径运动等体育锻炼之外，又增加了兵式操练内容，另还组织学习外文知识，宣传“非振作尚武精神，无以资自卫而谋富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之体育会已经开始向乡镇渗透，上海县法华镇设立之体育会即为典型例证。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鸿藻等在法华镇发起体育会，邀集会员30余名，在赞育堂筹捐开办，专习“兵式体操”，并延请黄庆森为教习，杨洪钊为副教习。（注：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卷1《沿革·建置》，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23页。）其后，其他地区的商人亦相继成立了类似体育会的组织。光绪三十二年夏秋间，苏州商人禀准创立苏商体育会，其宗旨亦为“讲求体育，力矫柔弱，以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结成商界完全之团体”（注：《苏商体育会章程》，苏州市档案馆藏。此转引自前引朱英文。）。
1703024388
1703024389
在有些地区，这类军事性社团不称体育会，而是称作“保安会”或“保安社”。如在山东，起初就设保安会，而后省城绅商学界，开“联合保安会”，创议独立，“以保安人民为宗旨”（注：郭孝成：《山东独立状况》，见《辛亥革命》（七）。）。在东北，也设有保安会。后考虑到此会“仍是旧日之行政官担任会事，将来恐不足以资捍卫”，所以进行了改组，成立“国民联合会”。（注：郭孝成：《山东独立状况》，见《辛亥革命》（七）。）又如在汉口，辛亥革命前的三四年，商人即按街区行政地段组织了许多保安会。到宣统三年（1911），正式成立的有堤口下段商防保安会、黄陂街上段商防保安会、四官殿中段商防保安会、仁义下段保安会、义成社商防保安会、平安社商防保安会等20余个团体。各地段的保安会最初互不统属，至同年四月，联合组成了“汉口各团联合会”。
1703024390
1703024391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体育会在成立后不久，就发展成为拥有一部分枪械的准武装团体——商团。上海五体育会成立后，正值华租界禁绝烟馆，官厅深恐烟民暴动，就请五体育会派员维持地方秩序。为此，五团体组织临时商团，设立司令部，分段出防。不久，五团体又组成“商团公会”，“以求事权集成，指挥裕如”。宣统二年，英国占领云南片马，于是商团公会适应时势的需要，除原有的基本队外，更置预备队，士商踊跃加入。与此同时，上海各界各业也先后组织商团，分别有清真（回教）、韫怀（珠玉业）、洋布业、水果业、豆米业、书业、参药业、志成（杂粮业）、花衣业、纸业、永义（镌业）、沪西、闸北、沪城、南区、高昌庙、十铺、十五铺、十九铺、二十三铺、二十七铺、第一工商团，此外尚有商务印书馆体育部以及救火联合会体育部等。（注：《上海商团小史》，见《辛亥革命》（七）。）在这些商团中，其中“清真商团”在当时颇为闻名。清真商团的团员均为回教信徒。宣统三年（1911）四月，举行筹备会议，公推教育界的沙善余为会长，报界的伍特公为副会长。清真商团所聘的教练员为马伦山。他用的是德国操法，并且教练非常认真，各团员不敢稍懈，因此清真商团的操法虽不敢说是上海商团之冠，却常常受到别的商团教练的称赞。（注：《清真商团纪略》，见《辛亥革命》（七）。）同年，各行业商团还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其实不过是上海各业联合商团，由上海商人地方自治机构领导和控制。除此之外，自清季以至民初，上海一些乡镇亦纷纷设立商团组织。如宝山县江湾镇，自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光复之后，宝山县的民政长钱淦遍赴各个市乡，劝办民团，于是由商民组织设立“商团会”，推举严恩榜为会长，蔡章为副会长，团员共40人，操衣、枪械之类无不具备。（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8《兵防志·团防》，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74页。）真如镇之商团，则创设于民国元年（1912），设于本镇的宝善堂。至于其设立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补充民团撤办之后的空缺。此商团由绅士蔡增誉、曹猛充任会长，督率会员50名，“众商轮递充当，各尽义务，一切经费，亦由众商担任”（注：洪复章纂：《真如里志》之《兵防志·民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144页。）。民国二年撤销。
1703024392
1703024393
此外，在江苏苏州、无锡，湖广汉口，以及浙江海宁等地，无不有商团设立的记载。如苏州就设有“商团公会”，办公地址在珠明寺内，成立于宣统二年至三年间（1910—1911）。当时苏州的商民出于自卫并补充兵、警力量不足起见，由各个商肆选择商人之志愿者加入商团，“延教员调练之”。商团成员平时各营本业，有警则“戎服巡逻”，城内及附郭共有12都，乡镇三部，均以公会作为商团的总机关。至于商团公会的会费由总商会按月补助，而下面的分部则各归自筹。（注：曹允源等纂：《吴县志》，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78~1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无锡的商团，由来已久，而且军械充备。商人“平昔团以自卫，备寇盗者也”。无锡光复，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注：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见《辛亥革命》（七）。）
1703024394
1703024395
苏商体育会成立之初，亦不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其活动内容侧重于健身和讲求卫生，会员定期操练，习柔软体操，后同时练兵操。宣统三年夏秋间，苏商体育会改组为商团，当时拥有四个支部，共628人。同年，吴县的商团以公会为总机关，其下分设12个支部。其中公会经费由总商会按月补助，分部各归自筹。（注：民国《吴县志》卷30《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912年元月，又由商会禀请都督府立案，成立了苏州商团公会，下设有19个分部，并添置枪械。会员“平时各营本业，有警则戎服巡逻”（注：《苏商体育会过去历史序》，苏州市档案馆藏。此转引自前引朱英文。）。
1703024396
1703024397
汉口各保安会初建之时，主要负责地段消防事宜，不久也逐步扩展到负责商警和治安，并成立了各团联合会。武昌起义后，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由汉阳兵工厂拨给枪支武器，承担巡缉匪徒、保卫治安之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团武装。
1703024398
1703024399
在浙江嘉兴的海宁县，也开始仿效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举，成立了商团，商人出钱出人，购买武器，以保护商人利益。辛亥革命时，商团同样参与了光复事业。
1703024400
1703024401
此外，清末尚有“民团”、“保卫团”与“僧团”。民团又称“乡团”。如在福建，先借体育会之名，在上杭、永定成立了“军事研究所”，在大埔又设立了“乡团模范社”，作为办事机关，以培养军事人才。不久，筹编乡团，以习兵事，等待时机，响应汀江流域的革命。武昌起义后，军事研究所及乡团模范社的毕业生，即被编练成军，分赴各地，光复革命。（注：《汀江流域革命史》，见《辛亥革命》（七）。）无锡民团之起，晚于商团，亦即“迨军兴而民团起矣”。先在城内创设“保卫团”，其次天下市、青城市等14个市乡，相继成立了民团。团费来自房捐或劝募，枪械则自己购具。民团成员，多者四五十人，少仅十余人。（注：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见《辛亥革命》（七）。）江阴县之民团，始创于咸丰十年（1860）。当时太平军进入江南之后，“江阴沿乡焚掠甚重”，于是一些殷实之户，各出银米散给乡里，成立民团，“头裹白布，声势颇壮。自江阴、无锡与常（州）地连壤之间，连日接仗，大挫贼锋”（注：柯悟迟：《漏网喁鱼集》，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常熟县亦有民团。如陆筠记载：“时苏城既陷，邑中危甚，各董于四乡募勇防堵，团董徐应祥、钱福棠等各领民团守险。”此外，在常熟城之六门，还设立盘查局，专门盘查奸细。（注：陆筠：《海角续编》，114~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清末浙江兴体育会之风颇盛，而且与团练的关系极为密切。如在嘉兴，熊复筹设温台处会馆，网罗客籍健儿，并在处州缙云壶镇设体育会，倡办团练。竺绍康、王金发、胡士俊、应馨也在嵊县倡办团练。此外，谢飞麟、胡士俊又在绍兴、嵊县倡办教育会、僧学堂，鼓励僧徒起来革命。故北伐时绍兴由僧团组成了北伐军。（注：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见《辛亥革命》（七））。浙江自光复以后，大量兴复民团。民团设总长一人，由政事部委任，统一制定民团条例，加以管理。（注：郭孝成：《浙江光复记》，见《辛亥革命》（七）。）
1703024402
1703024403
从上面的诸多记载不难发现，民团、保卫团的设立，并不仅仅限于城市，而且其势力开始遍及江南的一些乡镇。如上海望仙桥乡，宣统三年（1911），乡公所开始组织保卫团，“分队负防御之责”（注：杨大璋纂：《望仙桥乡志续稿》之《兵防志》第7《防御》，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38页。）。宝山县之真如镇，西北乡潘家巷人葛学文，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禀县衙，获准举办民团，称为“真如西北乡民团”。民团设团长一名，稽察员二名，队长二名，“迁居民强壮者充当团丁，终夜巡逻”。民国元年（1912），绅商集议举办团防，禀请县长续办民团，募集民壮20名，随即选举汛官魏升祥充任团长，日夜巡逻。一切经费，由乡公所担任。此民团直至二次革命时才撤销。（注：洪复章纂：《真如里志》之《兵防志·民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144页。）按：根据同书记载，真如镇民团之撤销时间，又作民国元年三月，显与前记相左，不知孰是，俟考。青浦县西岑乡之民团，于光绪三十年开办，所定章程，有“无力者出钱，无钱者出力”（注：唐澄甫原著，葛志坚续编：《西岑乡土志》3《民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5页。）之说。宝山县月浦镇之保卫团，开设于辛亥光复之后。当时谣言蜂起，人心不定。于是，由地方绅、商筹设民团，在北衖地藏殿聘请教练员一人，招募团丁八名，经费暂由公款项下移用。此保卫团之设，明显具有临时性质，至民国元年开设警察后，旋即无形取消。（注：陈应康总纂：《月浦里志》卷9《警务志·警察》，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88页。）
1703024404
1703024405
五、防御功能
1703024406
1703024407
保甲、团练、团寨，一方面是由民间地域性军事结社转化而来，构成官方系列防御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它们的存在，对于保护乡里安全、实施地方自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703024408
1703024409
有趣的是，各朝代由强转弱，其中最大的原因，率多由军防先行败坏开始，而在各时期当军防微弱不能执行保国卫民之责时，每每由民防崛起而取代之，借此造成一线生机，振衰起弊，甚至挽回这个朝代的垂危命运，收起死回生之效。以保甲来说，它的兴起及军事化，实际上已取代了官方的城乡基层组织，除了负责地方防御之外，同时又兼负地方行政管理事务。在保甲控制下的基层社会，“官第治以法，而不与其事”，基层社会依靠的完全是自治，百姓守卫家乡的意识加重。“寇至，甲则户相策应，保则甲相策应，邑则保相策应，而有司第以游兵犄角其间。”（注：许国：《条上弭盗方略》，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92，第5册，4240页。按：明人侯岐曾在《保甲条议序》中，亦对保甲的正面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保甲固便民也，尤便于今日之民。盖饥民虽死，无好乱之志；乱民虽饱，无乐生之情。保甲一行，能使乱民不为之倡，饥民束手待食，而后官司得徐为之所。”（钱以陶：《厂头镇志》卷7《艺文》，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14页））可见，保甲制的实施，使地方官府守御地方的职责减轻，而基层保甲防御“盗贼”的职权则有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