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4415 当然，团练、民团之纷纷设立，除了对地方防御起到正面的作用之外，其中团练害民一事，清人陈其元、戴杰、柯悟迟、姚锡光均有详细的揭示，从中不难发现团练、民团的两面性特征，亦即卫民与害民并存。陈其元认为，咸丰年间，太平军进入江南之后，各地纷纷举办团练，各省均设有团练大臣，由巨绅出任，如江苏之庞钟潞，浙江之邵燦、王履谦。然所谓的团练大臣，不过具备一种名头而已，其实并无节制各个府、县的权力。各县所设团练局，尽管由委员、绅董主持其事，但是很少认真举行，故“贼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不能支吾耳”（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9《团练害民》，234~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这当然仅仅是就团练举办过程中流于形式而言，说到团练而至于为暴，更是无异于“作贼”。这显然也为当时很多学者所认同。戴杰以山东陵县为例，对团练之弊多有揭露，不妨引述如下。据戴杰的记载，自军兴之后，山东陵县各庄纷纷举办团练，保卫身家。然令人称奇的是，团练并非真正起到“保卫身家”的作用，而是“狡黠之徒，因充团长，欺压良懦，继则包霸钱漕，抗官藐法”。为此，戴杰举例如下：侯家庄之侯登亭，纠连18个村庄，聚众抗粮；杨冲霄庄之杨志岭命案，团练更是“劫狱夺犯，愍不知畏”。相关的例子，比比皆然。至同治七年（1868），捻军平定之后，团练虽然解散，但“抗霸之习未除”（注：戴杰：《敬简堂学治杂录》卷1《陵县利弊论》，见《官箴书集成》，第9册，34页。）。不仅如此，很多民团甚至为一些地方“豪富”势力所控制。正如柯悟迟所揭示，自南京被太平军攻陷之后，苏州齐门外有一位“豪富”徐惠书，眼见自己势力难保，就招募义勇，亦打着“民团”的旗号，与江阴的民团遥相呼应。此类在民团旗号下的团练、乡勇，名义上是“查奸细”，实则“洗括民膏，糜费无涯”。更有甚者，民团的本意是为“一时有用而备”，而实际上往往“贼踪”尚未见到，就弃甲抛戈，确乎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讥。（注：柯悟迟：《漏网喁鱼集》，40页。）鉴于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姚锡光在肯定团练所具之有效功能之后，亦明确指出其存在的弊端，诸如：兴办团练必须劝捐，而劝捐则必须选任董事，假若董事用非其人，就会借兴办团练作为自己的“利薮”，“无成城之众志，作难塞之漏卮”；在招募团练之初，假如抉择不精，将一些游手无赖亦收录其中，再加之成团之后，又漫无约束，任其放纵，那么，这些无赖团丁就会狐假虎威，鱼肉良懦，“以之弭盗则不足，因以肇乱则有余”（注：姚锡光：《吏皖存牍》卷中《和州团练开办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9册，691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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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17 团寨的出现，其实就是将地域性的村社合并，加设防御工事。它是乡兵团练出现后的产物。一座座山寨、土围子、坞壁的出现，事实上导致了在官方控制的基层里社组织之外一种新的自治集团的出现，有时其势力甚至可以与地方官府相对抗。（注：如明人胡锺论江西吉安府下属七县，所设山寨甚众，“无一邑不下数十寨，一寨不下数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称是”。山寨建立之后，原本是为维护地方秩序，却渐与官府相抗。胡锺又云：“一乡之谷粟，尽辖于寨魁之手；一乡之恶少，尽束于寨魁之权；州县之刻木，尽饵于寨魁之赂。有一小忿，则群凶相挺，环视而起，名为复仇，其渐遂至于剽掠，又其渐遂为寇盗。官租公赋，连年不输。小有追捕，则据寨恃险，敢与州县抗衡。”（陈弘绪：《寒夜录》卷上，《豫章丛书》本））寨或由一个家族组成，或由多姓家族联盟而成。在寨内，生活、防御设施一应俱全，同样也有里社的祭祀，几乎就是一个新的村社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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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19 近代各种新式民团、商团、僧团的出现，无不与社会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尚武、爱国、革命思潮相关。换言之，这些新式的军事性团体的出现，无疑构成了辛亥光复革命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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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21 上海商团设立之后，采取各种措施，引导成员了解西方社会，关心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兴衰，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据史载，当时各业商团经常“礼聘通才，研究武术，冀借以转移风气，而使一般文弱青年振作精神，趋向尚武”（注：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汉口的一些商办保安会同样也是“以营业余暇，研究各种实学”。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商团益智会”，每星期日邀请精于科学之人讲授一门科学，“来会之人，异常踊跃”（注：《时报》，1911-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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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23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商团成立以后，还一定程度地改变了商人“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传统习俗，引导商人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所以，武昌起义胜利后，许多地区的商团转而支持革命，对加速清王朝覆亡，壮大革命声势，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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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28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35]

1703024429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四章　文化生活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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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31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36]

1703024432 第一节　文人的雅聚：诗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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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34 中国传统的文人集团诗文社，源远流长。一般的论者认为，诗文社起源于宋末元初的“月泉吟社”。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其实，若追溯诗文社的渊源，当起于汉代的梁园雅集。梁园为汉梁孝王刘武所建，为游赏与延宾之所。在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均为梁园雅集的座上宾。《隋书·炀三子传》载虞世基《元德太子哀策》，其中有云：“风高楚殿，雅盛梁园。”明末的文人集团“几社”，亦是“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注：姚希孟：《壬申文选序》，见陈子龙：《陈忠裕公集》卷首，清嘉庆八年竿山草堂刻本。）。可见，梁园雅集在后世文人雅士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至于说“兰亭”，则指晋末王羲之的兰亭“修禊”，而“金谷”则指晋时“金谷二十四友”。隋唐时期，亦有诗文社的零星记载。至宋、元两朝，诗文社初盛。到明中期以后，诗文社达到极盛。清兵入关后，由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诗文社一度沉寂，然明人结社风气，在清初犹有遗存，不绝如缕。直至清末，因为王纲解纽，风气渐开，文人结社之风才再度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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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36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极其丰富，诗酒风流，仅仅是其一个侧面。在道学出现以前，儒家士大夫与文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文人一称并无贬义。所以，在唐以前，结社之风虽不盛行，但诗酒流连的风气却是很流行的。唐以后，道学独盛，文人地位下降，以致当时有“一入文人，便无足观”之说。这样，理学家与文人遂分道扬镳。（注：“文人”一称，其起源乃至与道学家之分道扬镳，陈宝良所著《明代文人辨析》一文（载《汉学研究》，19卷1期，台北，2001）作了较好的梳理与辨析，可资参看。）理学家汲汲于义理之辨，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无非是圣贤冠冕。既然对文学不屑一顾，他们的文学成就也就不堪称道。“文人无行”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至少说明文人与理学家之间的不同。文人可以狎妓，放浪山水，亦可以无视圣贤的冠冕，轻遽议论，无所顾忌。他们的生活不同于理学家之流，显得那么刻板、拘谨，而是风流自喜，洒脱自如。因此，自宋代以后，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理学家群体，似乎已与诗酒盟会很少有缘，诗酒风流遂成文人的专利。换言之，考察宋以后的各色诗文社，如果从理学家的生活轨迹中去寻找，或许会是徒劳之举，只有在文人士大夫的风流生活中，才能寻找出众多结社结会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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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38 从严格意义上说，诗社不同于文社、文会。诗社是文人士大夫聚合而成的文学团体，以吟风弄月、崇尚风雅为表现形式，同时亦有把酒弄盏的生活场景，以及团体成员的志趣合一。在朝官员在政务之余，为打发闲暇，消除寂寞，可以结成诗社；士人为切磋诗艺，亦可以结成诗社；还有官员致仕以后，在乡无聊，纠合同道，同样可以结成诗社。但从总体上说，诗社是消闲的，是士大夫风雅生活的集中体现。而文社、文会的出现，则在宋代以来科举盛行之后。士子聚在一起，揣摩八股风气，一起会课会文，结成文社或文会。由此可见，文社与文会是功利性的，为士子应付科举的文学集团。当然，诗社与文社、文会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有时甚至是模糊的。在文社、文会中，同样存在着诗酒盟会的场面，也有风流消闲的一面；与此同时，有些诗社亦讽议朝政，带有部分的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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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40 一、“修禊”与“白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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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42 魏晋人崇尚老庄玄学，雅好游戏生活，或放情丘壑，或嗜好醇酒，或钟情音乐，为人任性不羁，放浪形骸。在晋以前，有人为了辞世隐逸，颇费周折，或“被发狂，或污身秽迹”，可谓历尽艰险。一至魏晋，很大一部分士人辞却官职以后，却可以逍遥林泉，过着一种优游无事的生活。如谢安，辞官以后，寓居会稽，与王羲之、许珣、支遁等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注：《晋书》卷79《谢安传》，20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又如陶潜，其人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所喜者则是不慕荣利的隐逸生活。还有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注：《晋书》卷80《王羲之传》，2098页。）。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也是恬适惬意的。如谢安，每次游赏，“必以妓女从”；顾恺之，亦是“好谐谑，人多爱狎之”（注：《晋书》卷79《谢安传》、卷92《文苑传·顾恺之传》，2072、2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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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44 这些隐逸文人，身虽在野，却心系朝廷。他们并不甘心于过在野的寂寞生活，必然会交同好，觅挚友，以文会友，以在野群体的力量，对朝政有所影响。于是，就在永和九年（353）的暮春，王羲之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以“修禊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注：《晋书》卷80《王羲之传》，2099页。）。何谓“修禊事”？据《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疾病。禊者，洁也，“于水上盥洁也”。已者，止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注：仲长统：《昌言》下，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89，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可见，所谓修禊事，即是一种祓除疾病、祈禳福祉的仪式。这种仪式，时间为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在晋代极为流行，以致为朝廷所鼓励。如晋废帝曾有《祓禊诏》，其中有言：“三日临流杯池，依东堂小会。”（注：严可均辑：《全晋文》卷11，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谓“东堂小会”，早在晋武帝时即已存在，为天下同庆欢乐所设，“王公卿士各奉礼称庆”，“设乐加于常”（注：晋武帝：《东堂小会诏》，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6，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由此可见，每年三月三日的“祓禊之会”不仅为晋朝廷所倡导，而且其仪式也与朝内欢庆集会即“东堂小会”基本相同。当然，从“东堂小会”到文人“修禊”，大抵可以反映晋代雅集从朝廷走向山野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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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46 永和九年的兰亭修禊宴集，其参加者包括王羲之、孙丞公、谢胜等42人，其中27人赋诗，并留下了诗作，15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注：王羲之：《临河叙》，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26，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在这42人中，有些人不见于史传，所以元人赵千里作《兰亭图》，凡是禊集中42人，均“摹写其仪刑风度，以补史氏之阙者”，以致此图被黄溍称为“非直可资一时清玩而已”（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2《跋兰亭图》，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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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48 兰亭修禊之会，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元代，禊会继续存在，“禊饮赋诗，修复兰亭故事”，而且立有约法，“有事宜略具真率旧例”（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70《禊约》，影印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可见，元代禊会大致已与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真率会”相近。就这种角度而言，永和九年的兰亭修禊，亦堪称真率会的鼻祖。入清，犹有禊会。清初朱鹤龄有《禊日石湖社集》诗，有句云：“祓除无异永和年，玉雪遗坡赏倍妍。高眺鸟从游舄度，醉吟人倚落花眼。”（注：朱鹤龄：《愚庵小集》卷5，清康熙刻本。）所言就是禊日社集赋诗的具体场景，亦属永和遗风。清嘉庆二年（1797）八月上巳，阮元曾在兰亭举行过“秋禊”：“嘉宾在坐，簿领既彻，游情共驰，再扬曲水之波，展修秋禊之礼。”（注：阮元：《揅经室四集》卷2《兰亭秋禊诗序》，见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下册，7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廖易元亦在春日举行过修禊之会，其诗有云：“修禊何妨继旧盟，况逢天气正晴明。桃花一簇红无主，春水三篙绿有缘。郭外垂杨人系马，渡头芳草客弹筝。风光似此真图画，好倚隃縻细细评。”（注：潘焕龙：《卧园诗话》卷4，见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198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细绎诗旨，修禊会显然是诗社一类“旧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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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50 综上所述，兰亭修禊宴集可以称为诗文社的一个起源，虽无会、社之名，却有会、社之实，理由如下：其一，兰亭集会中，参加者均为“同好”，互称“同志”，为士大夫优游山水的一次雅集。其二，兰亭禊集亦赋诗，一觞一咏，以诗侑酒，同样符合士大夫诗酒风流的生活情趣。其三，就兰亭雅集的变迁而言，至元代，已参照“真率会”的部分做法，作有《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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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52 就兰亭雅集的旨趣来说，大致与晋人风习合拍一致，即摆脱名利的缰锁，追求一种“快然自足”的生活情趣。自晋以后，序兰亭修禊事之人甚多，其最著名者当推王羲之。但右军所言，“亦不过区区生死之间，惜时序之迭迁，叹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于圣贤之道，则固未之有及也”。所以，为一些君子所讥。在这些君子中，有一位就是宋濂。他也写了一篇《修禊序》，其宗旨正如戴良所言：“惧斯道之不闻，而末俗之益偷也，既以舞雩之咏勖之，复以山阴之集戒之，终篇数语，凛乎其可畏。”（注：戴良：《九灵山房集》卷5《修禊集后记》，见《金华丛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宋濂号称明初文臣之首，但其正统的理学思想颇浓，故对王羲之《兰亭序》有较多指责。这又可从反面证明兰亭修禊雅集，确为后世士大夫诗酒雅集的不祧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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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54 正如明人高拱所言，后世世俗上巳祓禊之事，已经失去了本义，流变为“乘时行乐”的代名词，泛酒者纵其狂，赋诗者逞其技。随之而兴者，则是“石坛金堤之赏”，“华林疏圃之游”，甚则“挚虞泥曲水之说，束皙诡心剑之对”。可见，修禊之事，“得其义则为禳除之举，失其意则为流连之行”（注：高拱：《诗文杂著》卷1《上巳祓禊解》，见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册，70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而揆之兰亭修禊之后的诸多雅集，大多已经演变为文人的“流连之行”。于是，文会不断，结社兴起。如南朝宋时，史载谢灵运东还以后，“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注：《宋书》卷67《谢灵运传》，17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以文章赏会”，显然就是指四人结成文会。至南陈时，这种文会更是兴盛不衰。士人或游宴赋诗，或雅好词赋，或与年少雅相推重，结会相亲。如太建初年，李爽与张正见、贺彻、阮卓等为“文会之友”，后来参加者又有蔡凝、刘助等，“皆一时之士也”。他们“游宴赋诗，勒成卷轴”（注：《陈书》卷34《文学传·徐伯阳传》，4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由徐伯阳为之序，盛传一时。又如鲁悉达，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注：《陈书》卷13《鲁悉达传》，199页。）。更有可记者，南陈已出现了“忘年友会”这样的士大夫结社团体。此会因江总年少有名，张缵等雅相推重，结成忘年之交，故称“忘年友会”。此会亦属诗社团体，如刘之遴酬江总诗曰：“上位居崇礼，寺署邻栖息。忌闻晓驺唱，每畏晨光赩。高谈意未穷，晤对赏无极。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注：《陈书》卷27《江总传》，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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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56 在此期间，有“竹林七贤”，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七贤者，分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因曾“为竹林之游”，故世称“竹林七贤”（注：《晋书》卷49《嵇康传》，1370页。）。竹林七贤虽为后人所称，当时无结社团体之名，但此七人崇尚玄学，不拘绳墨，意气相投，显然也是一个文人小团体。另外，晋时还有“金谷园二十四友”，参加者有潘兵、石崇、左思、陆机等24人，“皆一时才俊”（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445《河南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虽无会、社之名，却亦具会、社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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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58 其时，最有名的社团当推“白莲社”。它不仅是后世宗教结社的鼻祖，同时亦与文人的诗文社渊源颇深。白莲社成立于太元十一年（386），主持者为僧人慧远。关于白莲社，宋人陈舜俞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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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60 昔谢灵运恃才傲物，少所推重，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经》，因凿池为台，植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今白莲亭即其故地。远公与慧永、慧持、昙顺、昙恒、竺道生、慧叡、道敬、道昺、昙诜、白衣、张野、宗炳、刘遗民、张诠、周续之、雷次宗、梵僧佛驮耶舍十八人者，同修净业之社，因号曰“白莲社”。（注：陈舜俞：《庐山记》卷2《叙山北》，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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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62 据晋亡名氏《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传》，无白衣，却有佛驮跋陀罗（注：（晋）亡名氏：《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传》，见《说郛》卷57，涵芬楼排印本。），疑两名实则一人。白莲社的参加者，除周续之、雷次宗等六位俗人外，其余均为僧人，共计18人，号称“十八贤”。但所传《白莲社图》，除此18人外，又画谢灵运、陶靖节、陆修静三人，共计21人。（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1《跋白莲社图》。）其实，这是后人画白莲社图者失考所误。白莲社的主要参加者只有18人。陶靖节、陆修静均与慧远相善，“与语道合”。慧远曾邀陶氏入社，但陶不赴。又陆修静亦“慕为神仙”，应当算是初非同社。至于谢灵运，虽对慧远多所推重，“求入净社，师以心杂止之”。可见，谢氏终未入社。故僧人齐己《远公影堂诗》云：“陶公醉多招不得，谢公心乱入无方。”（注：章渊：《槁简赘笔》，见《说郛》卷24。）明言陶、谢二人并无入社。倒是另外有一位范宁，在豫章时曾被慧远邀请入社，但“范不能从”（注：陈舜俞：《庐山记》卷3《十八贤传·社主远法师》。）。显见，参加白莲社的俗人只有六人，而谢灵运、陶靖节、陆修静绝非社中人。至于周续之、雷次宗之入社，可谓确凿无疑，有正史记载可为旁证。如周续之，“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注：《宋书》卷93《隐逸传·周续之传》，2280页。）；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注：《宋书》卷93《隐逸传·雷次宗传》，2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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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464 白莲社是一个僧俗合一的宗教性团体，其宗旨为“同修静土”。需要指出的是，晋人风习，崇尚老庄玄学，而参加者如周续之亦深究玄学，这样玄学与佛学通过白莲社已有了第一次的结合。此外，十八贤中，有六人为俗家贞心之士，他们或为儒家士人，或为隐逸之士。即使没有加入者如谢灵运、陶渊明、陆修静等，也都是诗酒风流，为一批隐逸之士，如周续之与刘遗民、陶渊明，在当时就有“寻阳三隐”之称。可见，白莲社从一开始就与俗人结缘，并与文人的诗酒风流有了关涉，这就开启了后世文人与僧人结诗文社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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