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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兰亭雅集的旨趣来说，大致与晋人风习合拍一致，即摆脱名利的缰锁，追求一种“快然自足”的生活情趣。自晋以后，序兰亭修禊事之人甚多，其最著名者当推王羲之。但右军所言，“亦不过区区生死之间，惜时序之迭迁，叹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于圣贤之道，则固未之有及也”。所以，为一些君子所讥。在这些君子中，有一位就是宋濂。他也写了一篇《修禊序》，其宗旨正如戴良所言：“惧斯道之不闻，而末俗之益偷也，既以舞雩之咏勖之，复以山阴之集戒之，终篇数语，凛乎其可畏。”（注：戴良：《九灵山房集》卷5《修禊集后记》，见《金华丛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宋濂号称明初文臣之首，但其正统的理学思想颇浓，故对王羲之《兰亭序》有较多指责。这又可从反面证明兰亭修禊雅集，确为后世士大夫诗酒雅集的不祧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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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明人高拱所言，后世世俗上巳祓禊之事，已经失去了本义，流变为“乘时行乐”的代名词，泛酒者纵其狂，赋诗者逞其技。随之而兴者，则是“石坛金堤之赏”，“华林疏圃之游”，甚则“挚虞泥曲水之说，束皙诡心剑之对”。可见，修禊之事，“得其义则为禳除之举，失其意则为流连之行”（注：高拱：《诗文杂著》卷1《上巳祓禊解》，见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册，70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而揆之兰亭修禊之后的诸多雅集，大多已经演变为文人的“流连之行”。于是，文会不断，结社兴起。如南朝宋时，史载谢灵运东还以后，“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注：《宋书》卷67《谢灵运传》，17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以文章赏会”，显然就是指四人结成文会。至南陈时，这种文会更是兴盛不衰。士人或游宴赋诗，或雅好词赋，或与年少雅相推重，结会相亲。如太建初年，李爽与张正见、贺彻、阮卓等为“文会之友”，后来参加者又有蔡凝、刘助等，“皆一时之士也”。他们“游宴赋诗，勒成卷轴”（注：《陈书》卷34《文学传·徐伯阳传》，4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由徐伯阳为之序，盛传一时。又如鲁悉达，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注：《陈书》卷13《鲁悉达传》，199页。）。更有可记者，南陈已出现了“忘年友会”这样的士大夫结社团体。此会因江总年少有名，张缵等雅相推重，结成忘年之交，故称“忘年友会”。此会亦属诗社团体，如刘之遴酬江总诗曰：“上位居崇礼，寺署邻栖息。忌闻晓驺唱，每畏晨光赩。高谈意未穷，晤对赏无极。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注：《陈书》卷27《江总传》，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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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有“竹林七贤”，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七贤者，分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因曾“为竹林之游”，故世称“竹林七贤”（注：《晋书》卷49《嵇康传》，1370页。）。竹林七贤虽为后人所称，当时无结社团体之名，但此七人崇尚玄学，不拘绳墨，意气相投，显然也是一个文人小团体。另外，晋时还有“金谷园二十四友”，参加者有潘兵、石崇、左思、陆机等24人，“皆一时才俊”（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445《河南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虽无会、社之名，却亦具会、社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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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最有名的社团当推“白莲社”。它不仅是后世宗教结社的鼻祖，同时亦与文人的诗文社渊源颇深。白莲社成立于太元十一年（386），主持者为僧人慧远。关于白莲社，宋人陈舜俞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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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谢灵运恃才傲物，少所推重，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经》，因凿池为台，植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今白莲亭即其故地。远公与慧永、慧持、昙顺、昙恒、竺道生、慧叡、道敬、道昺、昙诜、白衣、张野、宗炳、刘遗民、张诠、周续之、雷次宗、梵僧佛驮耶舍十八人者，同修净业之社，因号曰“白莲社”。（注：陈舜俞：《庐山记》卷2《叙山北》，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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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晋亡名氏《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传》，无白衣，却有佛驮跋陀罗（注：（晋）亡名氏：《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传》，见《说郛》卷57，涵芬楼排印本。），疑两名实则一人。白莲社的参加者，除周续之、雷次宗等六位俗人外，其余均为僧人，共计18人，号称“十八贤”。但所传《白莲社图》，除此18人外，又画谢灵运、陶靖节、陆修静三人，共计21人。（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1《跋白莲社图》。）其实，这是后人画白莲社图者失考所误。白莲社的主要参加者只有18人。陶靖节、陆修静均与慧远相善，“与语道合”。慧远曾邀陶氏入社，但陶不赴。又陆修静亦“慕为神仙”，应当算是初非同社。至于谢灵运，虽对慧远多所推重，“求入净社，师以心杂止之”。可见，谢氏终未入社。故僧人齐己《远公影堂诗》云：“陶公醉多招不得，谢公心乱入无方。”（注：章渊：《槁简赘笔》，见《说郛》卷24。）明言陶、谢二人并无入社。倒是另外有一位范宁，在豫章时曾被慧远邀请入社，但“范不能从”（注：陈舜俞：《庐山记》卷3《十八贤传·社主远法师》。）。显见，参加白莲社的俗人只有六人，而谢灵运、陶靖节、陆修静绝非社中人。至于周续之、雷次宗之入社，可谓确凿无疑，有正史记载可为旁证。如周续之，“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注：《宋书》卷93《隐逸传·周续之传》，2280页。）；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注：《宋书》卷93《隐逸传·雷次宗传》，2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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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社是一个僧俗合一的宗教性团体，其宗旨为“同修静土”。需要指出的是，晋人风习，崇尚老庄玄学，而参加者如周续之亦深究玄学，这样玄学与佛学通过白莲社已有了第一次的结合。此外，十八贤中，有六人为俗家贞心之士，他们或为儒家士人，或为隐逸之士。即使没有加入者如谢灵运、陶渊明、陆修静等，也都是诗酒风流，为一批隐逸之士，如周续之与刘遗民、陶渊明，在当时就有“寻阳三隐”之称。可见，白莲社从一开始就与俗人结缘，并与文人的诗酒风流有了关涉，这就开启了后世文人与僧人结诗文社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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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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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诗文社的中衰时期。唐代文学如此辉煌，但诗文社却为仅见，实在是一件怪事。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无诗文社，唐代文人中“诗酒之会”的场景还是存在的。如吴筠，善于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注：权德舆：《吴尊师传》，见《全唐文》卷508，第5册，51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此即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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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诗文团体又一度兴盛。宋代诗文社分为两部分：一是文社。在宋代，由于科举兴盛，文人结社会文的风气已经形成。他们定期集会，研习功课，传观所作文字。如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载：“崇宁初，予家宿州，汪信民为州教授，黎确介然初登科……尝与予及亡弟揆中由义会课，每旬作杂文一篇，四六表启一篇，古律诗一篇。旬终会课，不如期者罚钱二百。”这种定期会课的出现，显然已开了元、明诸生盟社的先河。二是诗社，尤以“江西诗社”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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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社的兴盛，与当时皇帝的倡导不无关系。在宋代，皇帝专设赏花钓鱼宴，其制为“三馆直馆预坐，校理而下赋诗而退”。这种赏花钓鱼宴，有时又称“赏花钓鱼会”。（注：范镇：《东斋记事》卷1，清鲍廷博校本。）同时，宋代士大夫的聚会之风亦颇盛，对诗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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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社之盛，在一些诗句或笔记记载中也能得到部分的印证。如宋人诗句有“河梁会作看云别，诗社何妨载酒从”；“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注：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96《次前韵答马忠玉》、《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42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另外，在笔记小说中，也有关于诗社的记载。如汪藻，幼年就负文名，曾作一诗，一问世，“便为诗社诸公所称”（注：张世南：《游宦纪闻》卷3，清乾隆四十八年长塘鲍氏刻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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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士大夫多与僧人交往，文人与僧人关系颇密。如福建永福县云际院有苏老亭，为庆历年间提刑苏舜元所建。吴栻诗云：“苏老行诸郡，多为洒落游。静心山共止，动意水俱流。赴社呼陶令，翻经约谢侯。高风谁复记？明月上西楼。”（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7《寺观》5，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8214页。）此诗用的仍是晋时白莲社的典故。显见，宋代士人多具雅风，好为洒落之游，并与僧人结诗社。关于宋代僧人与士大夫结诗社，宋人丁谓《西湖诗社序》有详细记载。从序中可知，这个由僧人令常主持的“西湖诗社”，是继晋白莲社之后又一次盛会。僧人与士人结社，每每效慕慧远庐山白莲社，说明白莲社对后世诗文社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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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社，其声名最著者，当推“江西诗社”。所谓江西诗社，其实是一诗歌流派，又号称“江西诗派”。其人自黄庭坚以下，分别有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明、洪刍、吕本中等25人。吕本中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推山谷为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由此“江西诗社”之名得以成立。其实，就宗派图所载，其人或师杜甫，或师储、韦，或师二苏，师承并非一家。至于其人，亦并不限于江西一省，或为扬州，或为兖州，或为河南，但诗派独称江西，只是言其宗派而已。（注：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清乾隆道光间长堂鲍氏刻本。按：元人欧阳玄亦云：“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史，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陈弘绪：《寒夜录》卷下，《豫章丛书》本））自吕本中造出“江西诗社”一名之后，后人遂因袭相称。如南宋人陆九渊言：“自此以来，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及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注：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7《与程师》，明嘉靖间刻本。）元人元好问在论及江西诗社时，也对江西诗派以“社”相称。他有诗句云：“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注：转引自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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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对峙。宋地诗文社大盛，而金地诗会亦极活跃。如正大初年，赵闲闲与陈正叔、潘仲明、雷希颜、元裕之诸人“作诗会”，曾经赋《野菊》一诗。（注：刘祁：《归潜志》卷8，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59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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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桂文会”与“月泉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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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部分继承了晋人风习，仿禊会之例，雅会清吟，也算是士大夫打发公余与逍遥林下的赏心乐事。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秋，王明之“置酒潭上，邀翰林诸公为一日之娱”（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2《玉渊堂宴集诗序》。）。又至元二十四年，王恽亦“征贤会友，禊饮林氏花圃，寻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2《上巳日林氏花圃会饮序》。）。这种宴集、会饮，或折简相邀，或征贤会友，属于士大夫不定期的松散集会。从“援永和之旧例”或“殆山阴禊事之修”的记述中可知，仍为晋时禊会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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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士人会文之风亦时见诸史籍。如元人袁桷曾说：“余尝会文于同志，反复力议，而卒以自病。”（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1《曹邦衡教授诗文序》，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本。）云云。在此已明确道出与同志有“会文”之举。延祐六年（1319），江浙两省的士子会聚一起，结成“三衢文会”，由程国表等十人“司纠”，刘文瑞“司盟”，县丞郑元善“主评”，最后将士子私课之文，自德兴人余闱而下共选出66人，汇刻成《三衢文会》。（注：汪琬：《钝翁前后稿》卷33《文稿》21《记》2《三衢文会记》，见氏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2册，6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元末，在福建兴化府，士大夫相继结社，以文字为乐，号称“壶山文会”。据史料记载，壶山文会，“月必一会，或赋诗瑟奕、清谈雅歌以为乐，一时风流文雅有足尚者”（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086《兴化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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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士子文会之最著名者，当数浙江嘉兴之“聚桂文会”，而且颇具科举文会的典型意义。杨维祯《聚桂文会序》对此有详尽记载，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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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敬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予与豫章李君一初实主评裁，而葛君藏之、鲍君仲孚又相讨议于其后。故登诸选列者，物论公之，士誉荣之。（注：杨维祯：《东维子文集》卷6，《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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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可知，元代文会大致为科举所设，是一次朝廷考试的预演。由当事者倡之，地方贤守长促进之，另聘请名人评裁文卷，取出魁首。聚会之地为倡导者的家塾，士子来自东南各省，或舟车赴会，或人未至而以文卷邮至。这种文会，显然已大体具备了明代士子结社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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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白莲社对后世的影响确实至为深远，不仅宋代文人喜与僧人结诗社，即使元代文人也不例外。大德元年（1297）三月，僧人沙巴罗开禅室，与王秋涧、傅初庵、雷若斋等结成“清香诗会”。此诗会兼具宗教气氛与诗人心性，其中“清香”之名，大概出自“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而其中尤以“心香”为贵。至于“我之为香，香之为我”之说，尤可见清香诗会的宗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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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社虽盛，但值得一记的还当推“月泉吟社”。清人高士奇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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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阳吴清翁尝树月泉吟社，延乡之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辈主于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预以书告浙东西以诗名者，令各赋五七言律诗，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终得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属方、谢诸公品评之，中选者得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其甲乙次第。其第一名赠以公服，罗一缣七，笔五帖，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赠送有差。乃录其与选之诗，并摘出其余诸人佳句，与其赠物回谢小启，及其事之始末为一帙，而板行之。首名罗公福。（注：高士奇：《天禄识余》卷下《月泉吟社》，见《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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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泉吟社的倡导者为吴清翁，即吴渭。参加者达2735人，可见其规模之大，堪称惊动东南诗坛。从根本上说，月泉吟社当属一次性的文人集会，带有赛诗会的性质，与聚桂文会相似，所不同者，只是内容有诗文之别。这种文人结社与明清时期的定期聚会的结社团体又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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