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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社,其声名最著者,当推“江西诗社”。所谓江西诗社,其实是一诗歌流派,又号称“江西诗派”。其人自黄庭坚以下,分别有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明、洪刍、吕本中等25人。吕本中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推山谷为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由此“江西诗社”之名得以成立。其实,就宗派图所载,其人或师杜甫,或师储、韦,或师二苏,师承并非一家。至于其人,亦并不限于江西一省,或为扬州,或为兖州,或为河南,但诗派独称江西,只是言其宗派而已。(注: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清乾隆道光间长堂鲍氏刻本。按:元人欧阳玄亦云:“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史,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陈弘绪:《寒夜录》卷下,《豫章丛书》本))自吕本中造出“江西诗社”一名之后,后人遂因袭相称。如南宋人陆九渊言:“自此以来,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及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注: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7《与程师》,明嘉靖间刻本。)元人元好问在论及江西诗社时,也对江西诗派以“社”相称。他有诗句云:“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注:转引自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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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对峙。宋地诗文社大盛,而金地诗会亦极活跃。如正大初年,赵闲闲与陈正叔、潘仲明、雷希颜、元裕之诸人“作诗会”,曾经赋《野菊》一诗。(注:刘祁:《归潜志》卷8,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59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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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桂文会”与“月泉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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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部分继承了晋人风习,仿禊会之例,雅会清吟,也算是士大夫打发公余与逍遥林下的赏心乐事。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秋,王明之“置酒潭上,邀翰林诸公为一日之娱”(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2《玉渊堂宴集诗序》。)。又至元二十四年,王恽亦“征贤会友,禊饮林氏花圃,寻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2《上巳日林氏花圃会饮序》。)。这种宴集、会饮,或折简相邀,或征贤会友,属于士大夫不定期的松散集会。从“援永和之旧例”或“殆山阴禊事之修”的记述中可知,仍为晋时禊会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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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士人会文之风亦时见诸史籍。如元人袁桷曾说:“余尝会文于同志,反复力议,而卒以自病。”(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1《曹邦衡教授诗文序》,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本。)云云。在此已明确道出与同志有“会文”之举。延祐六年(1319),江浙两省的士子会聚一起,结成“三衢文会”,由程国表等十人“司纠”,刘文瑞“司盟”,县丞郑元善“主评”,最后将士子私课之文,自德兴人余闱而下共选出66人,汇刻成《三衢文会》。(注:汪琬:《钝翁前后稿》卷33《文稿》21《记》2《三衢文会记》,见氏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2册,6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元末,在福建兴化府,士大夫相继结社,以文字为乐,号称“壶山文会”。据史料记载,壶山文会,“月必一会,或赋诗瑟奕、清谈雅歌以为乐,一时风流文雅有足尚者”(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086《兴化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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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士子文会之最著名者,当数浙江嘉兴之“聚桂文会”,而且颇具科举文会的典型意义。杨维祯《聚桂文会序》对此有详尽记载,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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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敬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予与豫章李君一初实主评裁,而葛君藏之、鲍君仲孚又相讨议于其后。故登诸选列者,物论公之,士誉荣之。(注:杨维祯:《东维子文集》卷6,《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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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可知,元代文会大致为科举所设,是一次朝廷考试的预演。由当事者倡之,地方贤守长促进之,另聘请名人评裁文卷,取出魁首。聚会之地为倡导者的家塾,士子来自东南各省,或舟车赴会,或人未至而以文卷邮至。这种文会,显然已大体具备了明代士子结社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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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白莲社对后世的影响确实至为深远,不仅宋代文人喜与僧人结诗社,即使元代文人也不例外。大德元年(1297)三月,僧人沙巴罗开禅室,与王秋涧、傅初庵、雷若斋等结成“清香诗会”。此诗会兼具宗教气氛与诗人心性,其中“清香”之名,大概出自“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而其中尤以“心香”为贵。至于“我之为香,香之为我”之说,尤可见清香诗会的宗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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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社虽盛,但值得一记的还当推“月泉吟社”。清人高士奇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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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阳吴清翁尝树月泉吟社,延乡之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辈主于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预以书告浙东西以诗名者,令各赋五七言律诗,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终得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属方、谢诸公品评之,中选者得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其甲乙次第。其第一名赠以公服,罗一缣七,笔五帖,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赠送有差。乃录其与选之诗,并摘出其余诸人佳句,与其赠物回谢小启,及其事之始末为一帙,而板行之。首名罗公福。(注:高士奇:《天禄识余》卷下《月泉吟社》,见《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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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泉吟社的倡导者为吴清翁,即吴渭。参加者达2735人,可见其规模之大,堪称惊动东南诗坛。从根本上说,月泉吟社当属一次性的文人集会,带有赛诗会的性质,与聚桂文会相似,所不同者,只是内容有诗文之别。这种文人结社与明清时期的定期聚会的结社团体又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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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月泉吟社所采用的方法,即固定诗题,限人赋吟,然后由名士评品高下,选出魁首,公布评裁结果,确为“一如科举法”(注:徐沁:《谢皋羽年谱》,见《昭代丛书》甲集卷21,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社内成员的构成,也来自地方各社,如第一名罗公福,来自杭州“清吟社”,其余分别出自“白云社”、“孤山社”、“九友会”、“武林社”。吴渭:《月泉吟社》卷1,见《粤雅堂丛书》,清道光光绪间南海伍氏刻本。按:据史料记载,(注:在元代,凡是豪杰不乐进取之人,大率托情于诗酒。当时的杭州,儒雅云集,分曹比偶,相睹切磋,出现了“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等诗社。相关的记载,可参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1《委巷丛谈》,3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可见,月泉吟社又是一个短暂的地方社盟联合体。此外,月泉吟社又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据载,“一时作者,半属南宋遗老”(注:胡凤丹:《月泉吟社序》,见吴渭:《月泉吟社》卷首。),这倒与清初的“惊隐诗社”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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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代诗文社的起源及其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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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读书士子,非常害怕独学无友,热衷于求学问友,所以治学订盟的风气极盛。而一些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吟风弄月,也喜欢结伴成群。这种风气,正如明人方九叙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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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也。古之为社者,必合道艺之志,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爵之乐,爰寓诸篇,而诗作焉。(注:方九叙:《西湖八社诗帖序》,见祝时泰等辑:《西湖八社诗帖》卷首,清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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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聚,必然是志同道合,即所谓的“必合道艺之志”。一旦优游林下,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爵之乐,即所谓的灵光所发,就必有诗作。这大概就是诗社兴起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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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末,诗社已极发达。清初官修《明史》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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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注:《明史》卷285《张简传》,73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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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明初,文人的文酒之宴以及以文会友的风气更趋普遍。如曹睿之倡“景德诗会”,缪思恭之倡“南湖诗会”,均为其例。这些诗社多分布于都市与名胜之地,前者如杭州、海宁、青州、金陵、广州,后者如东阳之岘山,杭州之西湖,无锡之惠山,除了山东青州之外,其余均在东南一带。其后,诗文社一度稍寂。至成化、弘治年间,才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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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正统年间,杭州士人尚有元代余风,无不以诗学相尚。如项伯藏,与处士陈士宁、夏与诚、马叔良、祝彦广及僧人昙缵、古需,作会赋诗,结成“会文社”。(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1《委巷丛谈》,314页。)弘治年间,在浙东宁波,亦有诗社的存在,“每良时美景,辄饤野蔌园蔬为会,素衣藜杖,散步逍遥,人望之如神仙也”(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982《宁波府部》。)。在无锡,则有“碧山吟社”,参加者有秦景旸、陆懋成等10人,“其会则惟论诗。诗成,有燕,肴核数盘,饭一盂,酒八九行而已”(注:邵宝:《碧山吟社图记》,见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6,清光绪七年刻本。)。其后,王阳明在弘治、正德年间亦创为诗社。如阳明弟子王畿记载:“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阳明先师结为诗社,更有唱和,风动一时。”(注: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16《曾舜征别言》,459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按:正德年间的诗社,尚可举下面一例。如刘麟,罢官后寓居浙江长兴县,与吴珫、施侃、龙霓、孙一元“结社论道”,时称“湖南五隐”。参见梁维枢:《玉剑尊闻》卷6《赏誉》,3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笔者在前面曾论断,诗文社只有从文人中才得以找到,而在理学家的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当然,这一论断是就其大概而言,而且还应有个前提,即所谓的理学家,仅仅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家,而非陆王心学家。无论是陈白沙的文采风流,抑或王阳明结社风动一时,乃至王氏后学的洒脱风雅,无不证明陆王心学家的生活内容比程朱一派理学家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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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在浙西又有“湖社”。归有光记载:“先是,坦上翁与名士吴珫、陆昆辈为湖社,孙太初亦与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书刘公麟也。……翁独与公(指张寰宇,字允清——引者)善。公晚入社,而顾尚书诸名贤尚在。公春秋如期至苕上,社毕,辄游山。”(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3《通政使司各参议张公墓表》,清光绪元年常熟归氏刻本。)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越山诗社”,参加者为陈天游、余约中等12人。(注:王渐达:《越山社送李三洲诗序》,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62,第3册,2746~27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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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很多史料记载显示,嘉靖年间的诗社之风已相当兴盛。即以杭州一地为例,就有“西湖八社”,分别为“紫阳诗社”、“湖心诗社”、“玉岑诗社”、“飞来诗社”、“月岩诗社”、“南屏诗社”、“紫云诗社”、“洞箫诗社”。西湖八社创设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参加者有祝时泰、高应冕、王寅、刘子伯、方九叙、童汉臣、沈仕、朱彭等人(详见附表21)。因其聚会吟咏者共八次,故根据其所聚地点分称八社。留下的诗作有《南屏百咏》、《西湖八社诗帖》。其中“南屏诗社”,由朱彭主持,聚于万峰庵山舫中,参加者有张炳、沈笠人、胡三竹等。(注:张炳:《南屏百咏序》,见张炳辑:《南屏百咏》,收入《武林掌故丛编》,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西湖八社定期聚会,并定有“社约”四条。从其社约来看,其集会的内容,仍不过饮酒赋诗,即使清谈,所谈者亦只是“山水道艺”,而不及“尘俗事者”,与明代其他文社的干预朝政迥然不同。此外,山东青州有“海岱诗社”,南京有“青溪社”。从史料记载可知,海岱诗社主要由嘉靖年间山东青州“林下诸老”结成,如冯闾山、黄海亭、石来山、刘山泉、刘范泉、杨渑谷、陈东渚,即墨人蓝北山亦因侨居青州而参与此社。此社“倡和尤盛”,并有倡和诗12卷。在海岱诗社的参与者中,有三人值得关注,一位是“冯闾山”,即冯裕,他是当时著名文人“四冯”(惟健、惟敏、惟重、惟讷)的父亲,冯琦的曾祖父。另外两位即刘山泉、刘范泉,则均为大名鼎鼎的刘珝之孙。(注: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5《海岱诗社》,1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南京“青溪社”的组织者是陈芹,他在南京建邀留阁,招延胜侣,结成“青溪社”,“遇景分题,即席阄韵。金陵文酒觞咏,于斯为盛”(注: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8《高人》,68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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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论者认为,追溯明末文社的源头,当始于“拂水山房社”。此说似可商榷。此社始于万历年间,虽为吴下文社之冠,但它的出现,正值诗文社极盛时期。关于拂水山房社,钱谦益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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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君讳纯仁,字曰元初。……而其所取友曰瞿汝说星卿、邵濂茂齐、顾云鸿郎仲,皆一时能士秀民。相与摆落俗虑,读书咏歌其中。晴烟晦雨,春腴夏阴,互见于研席之上,悉收览之,以放于文辞。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吴下。(注:钱谦益:《初学集》卷55《瞿元初墓志铭》,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3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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