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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万历年间，诗文社之设已是相当普及。如万历十四年（1586），汪道昆、屠隆、卓明卿、徐桂等齐集西湖之净慈寺，设立“西泠社”（注：谈迁：《枣林杂俎》圣集《西泠社》，2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查慎行：《人海记》卷下《西泠社》，民国四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当属文人之结社。公安派袁氏三兄弟与其他文人结成的“蒲桃林社”，亦是相同性质的文人结社。此社创设于万历二十六年，地点在北京城西崇国寺蒲桃林，参加者除袁宗道、袁宏道以外，还有潘士藻、刘日升等8人。（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6《石浦先生传》，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蒲桃林社与拂水山房社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史载其社事云：“当入社时，轮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6《潘去华尚宝传》。）由此可见，蒲桃林诗社的参加者深受晚明士大夫禅悦之风的熏染，除结社论学、游水作诗外，还静坐禅榻，互相谈经说禅。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远游南京，曾结成一个“冶城大社”，参加者均为海内名士。（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0《翁承媺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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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历末年以至明亡，诗文社之风盛而不衰。作为公安派同道的竟陵派文人谭元春，就曾与人在北京结成“古意社”，同样属于吟风弄月一类的诗文社。古意社创设于何时不可考。据查，其创设时间当在泰昌元年（1620）以前，这是确凿无疑的。此社参加者有钱仲远、张葆生等7人。（注：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卷22《长安古意社序》，下册，633~6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崇祯元年（1628），郑元勋在扬州影园举行的“黄牡丹诗会”，更在明末极负盛名。此会推钱谦益为骚坛盟主，赋黄牡丹诗，“品题群咏，最者赉以金罍”。当时广东番禺人黎遂球参与此会，被评置第一，时云“牡丹状元”（注：钮琇：《觚续编》卷1《言觚·牡丹状元》，1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这一诗会，其形式与元代的月泉吟社极为相似。此外，在明末，史称“吴中近多风雅之士，所在结社”，而毛子晋、顾茂伦、袁重其等人，“迭邀诗侣，旬月中再会，人拈一韵，得近体若干首”（注：归庄：《归庄集》卷3《吴门唱和诗序》，上册，1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显然，也是一个诗会。崇祯年间，在杭州又有一个“芙蓉社”，主持者为关使韩文铨，“以暇日集杭人士吟咏于其下者也”（注：陈子龙：《安雅堂稿》卷3《韩水部芙蓉社序》，4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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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子会文，结成文社，当然以明末的复社最为著名。但若追溯其源头，明代文会当始于成化二年（1466）的“丽泽会”。丽泽会的源头，则又可上溯到元代，当时昆山县就有“斯文会”，又有“延龄会”。至元末，合而为一，总名“文会”。关于丽泽会，其详情可引明人吴宽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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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谕德四明杨君惟立，初以成化乙酉浙省冠乡解，再试礼部，不偶。居都下，日与四方名士讲业，号“丽泽会”，期必取进士乃已。……及壬辰再试，所得皆丽泽之士，而君复不偶。众皆愧焉。余不在榜中者，亦藉君以自解。是秋八月，君念太安人在堂，束装即还，于是社友以诗赠之者十四人，联为巨卷，题曰《抱璞南归诗》。（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2《抱璞南归诗序》，明嘉靖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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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可知，丽泽会的参加者至少在14人以上，而其宗旨，则为通过“日与四方名士讲业”，以期登取进士。至成化七年，国子监生25人，亦有“丽泽会”之举。此会成员聚集于解元卢楷之第，“会则取五经群籍相讲解问难，各出所著共修润之，德善相劝，过失互规，充然各有得焉”（注：杨守陈：《杨文懿全集》卷21《丽泽会诗序》，见张寿镛编：《四明丛书》，第26册，16230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在一日燕欢之余，尚分韵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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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弘治年间，昆山县文会行而不废，以致“有患室浅不能容者”。为此，知县杨子器撤淫祠，在县治东专门建“文会馆”，“使邑人士胥会于此，而己亦与焉”。其后，一些非士类之人亦厕身文会，于是清流多不屑参加，文会随之废置，文会馆亦因此败废。（注：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风俗·占候》，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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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士子会文之风仍有存在。杨继盛《自著年谱》述其与庠士会文甚详。从中可知，这种文会是士人当童生时最基础的聚会。会中人不必太多，或三人，或稍多一些。当然，文会或仅限于同村，或扩大到他乡。有时候会友须自备薪米而来，共同肄业，揣摩时文风气。（注：杨继盛：《自著年谱》，清光绪三十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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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文会或文社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士子结社，其目的就是为科举作准备。因此，文社与时文风气遥相呼应。嘉靖、隆庆之际，在金陵有一文社，其社刻即《金陵社草》，就与时文风气关系颇密。史载其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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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隆之际，谈艺者遵传注为法，令士曾不得如国初之文，旁搜古注疏及《大全》所载诸儒之言，况敢远及诸子百家之瑰琦者，采其精而用之，以当张皇斧藻之盛乎？十余年来，天网毕张，人始得自献其奇，都试一新，则文体一变，新新无已，愈出愈奇，论者往往指目。（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4《金陵社草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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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嘉靖、隆庆之际，文社已广泛出现，而且社中文风与时代风气桴鼓相应。为此，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1562）间，蒋宗颖、孙子京“与友若而人，萍聚都下，以才品相夷，结而讲业”。此即所谓“金陵社”之缘起。（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4《金陵社草序》。）此外，当时金陵还有“横江社”，史料记载：“里之君子九人，偕予（指顾起元——引者）倩卜氏结社其间，相首而讲业久之。”（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6《横江社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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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万历年间，与士子会文、会课相关的文社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如袁宗道之舅龚惟学在公安城南结一“阳春社”，“一时后进入社讲业者如林”（注：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10《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1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袁氏兄弟亦与其事。此外，袁氏兄弟尚有不少结社。如中道年十八九时，“即与中郎结社城南之曲”，参加者有李元善等。（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9《送兰生序》。）宏道中进士后，中道一人村居，“与两叔兰泽、云泽及兄（指堂兄论道——引者）为文社”（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7《亡堂兄论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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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还有“梅花社”和“华林社”，亦属于士子的文社。缪昌期记其社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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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江矜而寡和，士之文如蚕之丝蚕处焉耳。近乃有三五为曹，筑社司盟，以招同好。……即梅花社，其一也。与兹社者，尊宿雏少，是不一俦，其文疏含艳发，横直隐见，各标其致，而要之清韵远矣。（注：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3《梅花社草序》，《乾坤正气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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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县之士风，从最初的“矜而寡和”，亦即缺少会文之风，到万历年间而一变为“筑社司盟，以招同好”。梅花社堪称这一转向的典型例子。至于华林社，顾大韶记道：“犹记十五年前，曾于燕邸联一大社，与盟者近廿人。”（注：顾大韶：《炳烛斋稿·题华林社草》，清康熙十年顾晶、顾淼刻本。）可见，华林社与梅花社不同，并非地域性的文社，而是设置于京师的“大社”，其中近20个成员显然来自各地。这大抵已经开了明季文社联盟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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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1624），吴中诸名士结一文社，名“应社”。（注：关于“应社”创设时间，张采的记载与此稍异，将其定为天启五年。如张采在《杨子常唐市十景诗序》中云：“唐市，系虞乡子常杨子聚庐焉。同时娄有两张子，聚七十里，声相应，趾相错也。岁乙丑，定应社，故会于市之风基园。市有老名士子洽许子实与社，集江南百数人。”（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下《艺文》，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363页，扬州，广陵书社，2007））当时大江以南，主持应社之人，分别为太仓人张采、张溥，苏州人杨廷枢，金坛人周镳、周钟；大江以北，主持应社之人，则为宣城人沈寿民、泾县人方应隆、池州人刘城。在太仓的应社成员中，除了二张之外，尚有另外八人，号称“应社十子”。苏州除杨廷枢之外，亦有其他12人，称“应社十三子”。此外，常熟人杨彝、太仓人顾梦麟，专治《诗经》；杨廷枢及嘉善人钱旃，专治《尚书》；周钟兄弟，专治《春秋》；张采及苏州人王启荣，专治《礼记》；张溥及长洲人朱隗，专治《易经》。号称“《五经》应社”（注：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5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至崇祯元年（1628），应社合并为“复社”，明末的社事在这短暂的20年时间内达到了极盛。（注：关于复社创立时间，以及应社合并为复社的曲折过程，清人王应奎有如下记载：“迨崇祯庚午（三年——引者），楚中熊鱼山先生开元自崇明令调吴江，最尚文章声气。时吴江诸生孙淳孟朴、吕云孚石香、吴扶九、沈应瑞圣符辈附之，号召同人，创为复社，颇见嫉于维斗。孟朴至吴门，怀刺谒杨，再往，不得见，曰：‘我社中未尝有此人。’我社者，应社也。赖天如先生调剂其间，而两社始合为一。”（王应奎：《柳南随笔》卷1，8页）所记复社创立时间有误，当为崇祯元年。至于张溥在两社合并过程中的作用，则所记相当重要。）为此，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对崇祯年间文社之盛作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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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处处都有文社诗会。无论城市斯文凑集之地，就是乡村市镇，有几个读书的，毋论已进未进，也要拈一社，结一会，三六九日课文课诗。那三吴地方，最著的是个复社。那复社内朋友，真正是人人桂蕊瑶拔，个个珠圆玉润。不说那时文里面，为海内做了领袖，还要重在立品立行。因此，造就这一班人物。不但士林中把他做个榜样，就是宰相词林，也没有个不归重的，称羡执币，分付子侄们，附会声气。从此风会渐广，依仿的渐多了。是以处处文会，俱要立一个社名。（注：华阳散人编辑：《鸳鸯针》第3卷第1回，11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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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社事，一般以地方性的郡邑为界限，有些甚至仅仅限于一乡一村，不过是乡里士子的结社会文而已。这种文社，北起北京，南至广东，遍地皆是。但自从复社成立以及有些士子结会北京及南京之后，文社已打破了地域性界限，成为一种社盟联合体。（注：关于明季复社的研究成果，堪称相当丰富。较早的研究成果大抵有谢国桢之《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陈宝良之《明末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论文，北京，1984），可资参看。）然自应社向复社演变的过程中，已经从私交过从，转而变为社宴相集。与此相应，社员之聚会，已从主客“杯酒论心”，演变为“烛影之下，对面不识。明日相见，即同陌路”（注：相关的变化，当时的史料已经有如下揭示：“当西铭先生（指张溥——引者）主坛坫，四方之士，走娄东者，先生但以杯酒论心，其余好事者，间一款留，亦不过翦烛谈笑，豆觞楚楚而已。后来复社聿兴，四方宾至，无不征歌选舞，水陆杂陈，广引宾朋，主客互乱，烛影之下，对面不识。明日相见，即同陌路。又有数月为聚会，数十百人，酒斝纵横，娼优凌乱，一哄而散，竟不知为谁何。余尝戏谓今日社宴，几同斋主散食。”（佚名：《研堂见闻杂录》，286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所言堪称不虚。）。这显然是文社团体力量扩大之后所带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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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文社以三吴地区为最盛。除张溥创立的复社外，松江的“几社”、“醇社”与嘉定的“直言社”堪称这一地区典型性的文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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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社由陈子龙等创设，参加者虽仅六七人，但若将其置诸明末文社之林，确乎独具特色。正如史料所言，几社中人，“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进而受简，则勇竞倍于师中；聚而献规，又讥弹严于柱后”（注：姚希孟：《壬申文选序》，见陈子龙：《陈忠裕公集》卷首。）。可见，几社中人，学有渊源；几社之规，更是相当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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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功《醇社规条》所记，此社取名为“醇”，其所追求者则是：“文体则薄诡浮，归醇雅；人品则驱使浇杂，归醇正。”这是一个以维护孔宅祭祀为中心的文社团体。文社之设立，“专为崇奉先师，护持庙貌”。为此，必须设置专门的祭田。所以社中规条规定，凡是社中之人中了举人，必须捐助30两银子置祭田，“半供祭祀，半供修葺”。若中进士，所捐亦大体相同。当然，既然名为文社，“课文艺”与“严评阅”则亦属社内最为常见之事。按照社内规条，每月逢三、六、九日，社内就举行会课。所会之文，则聘请社外之人严格“较雠”评阅。（注：孔毓圻、孙等纂：《孔宅志》卷7《学规》，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161~16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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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社由黄淳耀创设，成立于崇祯十五年（1642）。直言社的参加者有高叔英、唐圣举等10余人。此社以“责善辅仁”为主旨，“平居自考，咸有日记；赴会之日，各出所记相质。显而威仪之际，微而心术之间，大而君父之伦，小而日用之节，讲论切偲，必求至当之归而已”（注：黄淳耀：《陶庵集》卷2《陆翼王思诚录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钱以陶：《厂头镇志》卷7《艺文》，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18页。）。如此严厉的自律，足证直言社已具与讲学会相融合之势。自黄淳耀殉节后，张懿实承黄氏之志，仿直言社创立了“启社”，以侯研德为领袖，与吴门“慎交社”互通声气。（注：张懿实：《陶庵集跋》，见黄淳耀：《陶庵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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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无锡还有一个“听社”。关于此社创设缘由乃至特点，社内人记载如下：“吾社有初与而终拒者，有虽欲入而不得入者，有虽其人已逝，而典型具在，不忍去其籍者。”（注：黎遂球：《莲须阁文钞》卷9《梁溪听社刻文序》，见《广东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铅印本。）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听社社规极严，滥竽不得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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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吴社事可以并称的是两浙的社盟。明末浙江的社盟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浙西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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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绍兴有“素盟社”，由徐谦吉创设，“别以其声气集同人之有才橛梗者，凡十数士，键缕钻贯，俄成浩编”（注：倪元璐：《鸿宝应本》卷15《评素盟社刻》，明崇祯十五年刻、清顺治十四年补刻本。）。余姚有“昌古社”。崇祯九年至十年间（1636—1637），余姚诸生诸士奇“与里人为昌古社，效云间几社之文”（注：黄宗羲：《南雷杂著稿·两异人传》，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52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随后，云间几社中人听说诸士奇才名，“招之入几社”（注：黄宗羲：《南雷杂著稿·诸寿庵六十寿序》，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