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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聚，必然是志同道合，即所谓的“必合道艺之志”。一旦优游林下，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爵之乐，即所谓的灵光所发，就必有诗作。这大概就是诗社兴起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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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末，诗社已极发达。清初官修《明史》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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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注：《明史》卷285《张简传》，73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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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明初，文人的文酒之宴以及以文会友的风气更趋普遍。如曹睿之倡“景德诗会”，缪思恭之倡“南湖诗会”，均为其例。这些诗社多分布于都市与名胜之地，前者如杭州、海宁、青州、金陵、广州，后者如东阳之岘山，杭州之西湖，无锡之惠山，除了山东青州之外，其余均在东南一带。其后，诗文社一度稍寂。至成化、弘治年间，才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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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正统年间，杭州士人尚有元代余风，无不以诗学相尚。如项伯藏，与处士陈士宁、夏与诚、马叔良、祝彦广及僧人昙缵、古需，作会赋诗，结成“会文社”。（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1《委巷丛谈》，314页。）弘治年间，在浙东宁波，亦有诗社的存在，“每良时美景，辄饤野蔌园蔬为会，素衣藜杖，散步逍遥，人望之如神仙也”（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982《宁波府部》。）。在无锡，则有“碧山吟社”，参加者有秦景旸、陆懋成等10人，“其会则惟论诗。诗成，有燕，肴核数盘，饭一盂，酒八九行而已”（注：邵宝：《碧山吟社图记》，见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6，清光绪七年刻本。）。其后，王阳明在弘治、正德年间亦创为诗社。如阳明弟子王畿记载：“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阳明先师结为诗社，更有唱和，风动一时。”（注：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16《曾舜征别言》，459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按：正德年间的诗社，尚可举下面一例。如刘麟，罢官后寓居浙江长兴县，与吴珫、施侃、龙霓、孙一元“结社论道”，时称“湖南五隐”。参见梁维枢：《玉剑尊闻》卷6《赏誉》，3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笔者在前面曾论断，诗文社只有从文人中才得以找到，而在理学家的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当然，这一论断是就其大概而言，而且还应有个前提，即所谓的理学家，仅仅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家，而非陆王心学家。无论是陈白沙的文采风流，抑或王阳明结社风动一时，乃至王氏后学的洒脱风雅，无不证明陆王心学家的生活内容比程朱一派理学家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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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在浙西又有“湖社”。归有光记载：“先是，坦上翁与名士吴珫、陆昆辈为湖社，孙太初亦与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书刘公麟也。……翁独与公（指张寰宇，字允清——引者）善。公晚入社，而顾尚书诸名贤尚在。公春秋如期至苕上，社毕，辄游山。”（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3《通政使司各参议张公墓表》，清光绪元年常熟归氏刻本。）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越山诗社”，参加者为陈天游、余约中等12人。（注：王渐达：《越山社送李三洲诗序》，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62，第3册，2746~27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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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很多史料记载显示，嘉靖年间的诗社之风已相当兴盛。即以杭州一地为例，就有“西湖八社”，分别为“紫阳诗社”、“湖心诗社”、“玉岑诗社”、“飞来诗社”、“月岩诗社”、“南屏诗社”、“紫云诗社”、“洞箫诗社”。西湖八社创设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参加者有祝时泰、高应冕、王寅、刘子伯、方九叙、童汉臣、沈仕、朱彭等人（详见附表21）。因其聚会吟咏者共八次，故根据其所聚地点分称八社。留下的诗作有《南屏百咏》、《西湖八社诗帖》。其中“南屏诗社”，由朱彭主持，聚于万峰庵山舫中，参加者有张炳、沈笠人、胡三竹等。（注：张炳：《南屏百咏序》，见张炳辑：《南屏百咏》，收入《武林掌故丛编》，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西湖八社定期聚会，并定有“社约”四条。从其社约来看，其集会的内容，仍不过饮酒赋诗，即使清谈，所谈者亦只是“山水道艺”，而不及“尘俗事者”，与明代其他文社的干预朝政迥然不同。此外，山东青州有“海岱诗社”，南京有“青溪社”。从史料记载可知，海岱诗社主要由嘉靖年间山东青州“林下诸老”结成，如冯闾山、黄海亭、石来山、刘山泉、刘范泉、杨渑谷、陈东渚，即墨人蓝北山亦因侨居青州而参与此社。此社“倡和尤盛”，并有倡和诗12卷。在海岱诗社的参与者中，有三人值得关注，一位是“冯闾山”，即冯裕，他是当时著名文人“四冯”（惟健、惟敏、惟重、惟讷）的父亲，冯琦的曾祖父。另外两位即刘山泉、刘范泉，则均为大名鼎鼎的刘珝之孙。（注：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5《海岱诗社》，1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南京“青溪社”的组织者是陈芹，他在南京建邀留阁，招延胜侣，结成“青溪社”，“遇景分题，即席阄韵。金陵文酒觞咏，于斯为盛”（注：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8《高人》，68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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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论者认为，追溯明末文社的源头，当始于“拂水山房社”。此说似可商榷。此社始于万历年间，虽为吴下文社之冠，但它的出现，正值诗文社极盛时期。关于拂水山房社，钱谦益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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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君讳纯仁，字曰元初。……而其所取友曰瞿汝说星卿、邵濂茂齐、顾云鸿郎仲，皆一时能士秀民。相与摆落俗虑，读书咏歌其中。晴烟晦雨，春腴夏阴，互见于研席之上，悉收览之，以放于文辞。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吴下。（注：钱谦益：《初学集》卷55《瞿元初墓志铭》，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3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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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万历年间，诗文社之设已是相当普及。如万历十四年（1586），汪道昆、屠隆、卓明卿、徐桂等齐集西湖之净慈寺，设立“西泠社”（注：谈迁：《枣林杂俎》圣集《西泠社》，2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查慎行：《人海记》卷下《西泠社》，民国四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当属文人之结社。公安派袁氏三兄弟与其他文人结成的“蒲桃林社”，亦是相同性质的文人结社。此社创设于万历二十六年，地点在北京城西崇国寺蒲桃林，参加者除袁宗道、袁宏道以外，还有潘士藻、刘日升等8人。（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6《石浦先生传》，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蒲桃林社与拂水山房社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史载其社事云：“当入社时，轮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6《潘去华尚宝传》。）由此可见，蒲桃林诗社的参加者深受晚明士大夫禅悦之风的熏染，除结社论学、游水作诗外，还静坐禅榻，互相谈经说禅。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远游南京，曾结成一个“冶城大社”，参加者均为海内名士。（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0《翁承媺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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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历末年以至明亡，诗文社之风盛而不衰。作为公安派同道的竟陵派文人谭元春，就曾与人在北京结成“古意社”，同样属于吟风弄月一类的诗文社。古意社创设于何时不可考。据查，其创设时间当在泰昌元年（1620）以前，这是确凿无疑的。此社参加者有钱仲远、张葆生等7人。（注：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卷22《长安古意社序》，下册，633~6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崇祯元年（1628），郑元勋在扬州影园举行的“黄牡丹诗会”，更在明末极负盛名。此会推钱谦益为骚坛盟主，赋黄牡丹诗，“品题群咏，最者赉以金罍”。当时广东番禺人黎遂球参与此会，被评置第一，时云“牡丹状元”（注：钮琇：《觚续编》卷1《言觚·牡丹状元》，1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这一诗会，其形式与元代的月泉吟社极为相似。此外，在明末，史称“吴中近多风雅之士，所在结社”，而毛子晋、顾茂伦、袁重其等人，“迭邀诗侣，旬月中再会，人拈一韵，得近体若干首”（注：归庄：《归庄集》卷3《吴门唱和诗序》，上册，1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显然，也是一个诗会。崇祯年间，在杭州又有一个“芙蓉社”，主持者为关使韩文铨，“以暇日集杭人士吟咏于其下者也”（注：陈子龙：《安雅堂稿》卷3《韩水部芙蓉社序》，4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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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子会文，结成文社，当然以明末的复社最为著名。但若追溯其源头，明代文会当始于成化二年（1466）的“丽泽会”。丽泽会的源头，则又可上溯到元代，当时昆山县就有“斯文会”，又有“延龄会”。至元末，合而为一，总名“文会”。关于丽泽会，其详情可引明人吴宽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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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谕德四明杨君惟立，初以成化乙酉浙省冠乡解，再试礼部，不偶。居都下，日与四方名士讲业，号“丽泽会”，期必取进士乃已。……及壬辰再试，所得皆丽泽之士，而君复不偶。众皆愧焉。余不在榜中者，亦藉君以自解。是秋八月，君念太安人在堂，束装即还，于是社友以诗赠之者十四人，联为巨卷，题曰《抱璞南归诗》。（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2《抱璞南归诗序》，明嘉靖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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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可知，丽泽会的参加者至少在14人以上，而其宗旨，则为通过“日与四方名士讲业”，以期登取进士。至成化七年，国子监生25人，亦有“丽泽会”之举。此会成员聚集于解元卢楷之第，“会则取五经群籍相讲解问难，各出所著共修润之，德善相劝，过失互规，充然各有得焉”（注：杨守陈：《杨文懿全集》卷21《丽泽会诗序》，见张寿镛编：《四明丛书》，第26册，16230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在一日燕欢之余，尚分韵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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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弘治年间，昆山县文会行而不废，以致“有患室浅不能容者”。为此，知县杨子器撤淫祠，在县治东专门建“文会馆”，“使邑人士胥会于此，而己亦与焉”。其后，一些非士类之人亦厕身文会，于是清流多不屑参加，文会随之废置，文会馆亦因此败废。（注：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风俗·占候》，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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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士子会文之风仍有存在。杨继盛《自著年谱》述其与庠士会文甚详。从中可知，这种文会是士人当童生时最基础的聚会。会中人不必太多，或三人，或稍多一些。当然，文会或仅限于同村，或扩大到他乡。有时候会友须自备薪米而来，共同肄业，揣摩时文风气。（注：杨继盛：《自著年谱》，清光绪三十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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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文会或文社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士子结社，其目的就是为科举作准备。因此，文社与时文风气遥相呼应。嘉靖、隆庆之际，在金陵有一文社，其社刻即《金陵社草》，就与时文风气关系颇密。史载其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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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隆之际，谈艺者遵传注为法，令士曾不得如国初之文，旁搜古注疏及《大全》所载诸儒之言，况敢远及诸子百家之瑰琦者，采其精而用之，以当张皇斧藻之盛乎？十余年来，天网毕张，人始得自献其奇，都试一新，则文体一变，新新无已，愈出愈奇，论者往往指目。（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4《金陵社草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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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嘉靖、隆庆之际，文社已广泛出现，而且社中文风与时代风气桴鼓相应。为此，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1562）间，蒋宗颖、孙子京“与友若而人，萍聚都下，以才品相夷，结而讲业”。此即所谓“金陵社”之缘起。（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4《金陵社草序》。）此外，当时金陵还有“横江社”，史料记载：“里之君子九人，偕予（指顾起元——引者）倩卜氏结社其间，相首而讲业久之。”（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文部》卷16《横江社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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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万历年间，与士子会文、会课相关的文社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如袁宗道之舅龚惟学在公安城南结一“阳春社”，“一时后进入社讲业者如林”（注：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10《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1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袁氏兄弟亦与其事。此外，袁氏兄弟尚有不少结社。如中道年十八九时，“即与中郎结社城南之曲”，参加者有李元善等。（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9《送兰生序》。）宏道中进士后，中道一人村居，“与两叔兰泽、云泽及兄（指堂兄论道——引者）为文社”（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7《亡堂兄论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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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还有“梅花社”和“华林社”，亦属于士子的文社。缪昌期记其社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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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江矜而寡和，士之文如蚕之丝蚕处焉耳。近乃有三五为曹，筑社司盟，以招同好。……即梅花社，其一也。与兹社者，尊宿雏少，是不一俦，其文疏含艳发，横直隐见，各标其致，而要之清韵远矣。（注：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3《梅花社草序》，《乾坤正气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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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县之士风，从最初的“矜而寡和”，亦即缺少会文之风，到万历年间而一变为“筑社司盟，以招同好”。梅花社堪称这一转向的典型例子。至于华林社，顾大韶记道：“犹记十五年前，曾于燕邸联一大社，与盟者近廿人。”（注：顾大韶：《炳烛斋稿·题华林社草》，清康熙十年顾晶、顾淼刻本。）可见，华林社与梅花社不同，并非地域性的文社，而是设置于京师的“大社”，其中近20个成员显然来自各地。这大抵已经开了明季文社联盟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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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1624），吴中诸名士结一文社，名“应社”。（注：关于“应社”创设时间，张采的记载与此稍异，将其定为天启五年。如张采在《杨子常唐市十景诗序》中云：“唐市，系虞乡子常杨子聚庐焉。同时娄有两张子，聚七十里，声相应，趾相错也。岁乙丑，定应社，故会于市之风基园。市有老名士子洽许子实与社，集江南百数人。”（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下《艺文》，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363页，扬州，广陵书社，2007））当时大江以南，主持应社之人，分别为太仓人张采、张溥，苏州人杨廷枢，金坛人周镳、周钟；大江以北，主持应社之人，则为宣城人沈寿民、泾县人方应隆、池州人刘城。在太仓的应社成员中，除了二张之外，尚有另外八人，号称“应社十子”。苏州除杨廷枢之外，亦有其他12人，称“应社十三子”。此外，常熟人杨彝、太仓人顾梦麟，专治《诗经》；杨廷枢及嘉善人钱旃，专治《尚书》；周钟兄弟，专治《春秋》；张采及苏州人王启荣，专治《礼记》；张溥及长洲人朱隗，专治《易经》。号称“《五经》应社”（注：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5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至崇祯元年（1628），应社合并为“复社”，明末的社事在这短暂的20年时间内达到了极盛。（注：关于复社创立时间，以及应社合并为复社的曲折过程，清人王应奎有如下记载：“迨崇祯庚午（三年——引者），楚中熊鱼山先生开元自崇明令调吴江，最尚文章声气。时吴江诸生孙淳孟朴、吕云孚石香、吴扶九、沈应瑞圣符辈附之，号召同人，创为复社，颇见嫉于维斗。孟朴至吴门，怀刺谒杨，再往，不得见，曰：‘我社中未尝有此人。’我社者，应社也。赖天如先生调剂其间，而两社始合为一。”（王应奎：《柳南随笔》卷1，8页）所记复社创立时间有误，当为崇祯元年。至于张溥在两社合并过程中的作用，则所记相当重要。）为此，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对崇祯年间文社之盛作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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