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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再加之乾嘉考据学的兴盛，清代士大夫风流儒雅的风度似已稍逊于明代士大夫。当然，清代士大夫诗酒文宴的习气仍然存在。这一方面是明人习气的遗存，同时亦为任何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特征。换言之，通过举行文宴，沟通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社会交往，同样是清人的特色。顺治十一年（1654），钱谦益就让袁骏招邀同好，会宴于假我堂，举行了一次颇负盛名的“假我堂文宴”。在这次文宴中，除堂主人张奕及拈韵征诗者袁骏之外，参加者还有朱鹤龄、归庄、侯玄泓、金俊明、叶襄、徐晟、陈岛7人。（注：钱谦益：《有学集》卷5《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序》，见《钱牧斋全集》，第4册，213页。）据朱鹤龄所载，这次文宴的内容，为“孝章谈冶城布衣（自注：顾子与治），祯起述渭阳旧事（自注：姚子文初），玄恭征东林本末，余叩古文源流”（注：朱鹤龄：《愚庵文集》卷9《假我堂文宴记》，清康熙刻本。）。可见，这次文宴，是钱谦益开堂传教的一次尝试，参加者或问时人诗文，或征故旧事实本末，或叩古文源流。乾隆八年（1743），厉鹗约同人集于扬州行庵。“悬仇英白描陶靖节像，采黄花，酌白醪为供”，觞咏赋诗。此次文宴，相会者分别有胡期恒、唐建中、全祖望等，共16人。（注：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6《九日行庵文宴图记》，清乾隆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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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除文宴外，文酒之会、文人雅集、诗酒之会均有其例。如王士禛至淮上时，就“招名士为文酒之会”（注：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1《王渔洋赏识张詹山诗》，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袁枚亦曾经在随园举行雅集，并作有《随园雅集图》。同治年间，在北京，杨颐与孙毓汶、洪钧、王先谦等“为文酒之会”，“酣嬉淋漓，极一时友朋之乐”（注：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9《诰授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清光绪间刻本。）。清代的诗酒之会亦不乏其例。如陆以湉伯父为官京师时，“与诸名流为诗酒之会，江都罗西峰布衣聘亦与焉”（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5《滦阳于役图》，243~2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可见，诗酒会与文酒会不仅仅是士大夫政暇的消闲，同时也有布衣之士的参加。此外，一些地方官员亦以社这种组织形式教育地方子弟。如陈豪在随州时，立“辅文社”，“选才隽者亲教之，多所成就”（注：《清史稿》卷479《循吏传》4，130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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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诗文社，多数为明末社事的赓续。此外，“十郡大社”与“望社”在清初仍很著名，颇值一提。据载，十郡大社“以宋既庭、尤西堂诸君执牛耳”，而参加者还有钱金甫等。（注：许仲元：《三异笔谈》卷1《钱月江学士》，21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淮上望社在明末即已闻名，至清初仍颇具声势。据载，清初望社中诸名士曾邀请江浙胜流，在重九日大会于府学尊经阁。马西樵有诗记这次淮上大会云：“今古东南地，论交海岳通。耆英千里至，诗赋一时雄。胜会登官阁，华筵变楚风。诸公沉醉后，丝管彻高空。”（注：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2《望社大会淮上》，《续修四库全书》本。）声势之壮，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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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吴、浙之间，文社分列，各有部署。如在太仓州，就分别有“端社”、“起韩社”、“菉斐堂”、“七录斋”等社，每社各有成员数十人，互相唱和。至于其他各州县，亦大抵如此。（注：佚名：《研堂见闻杂录》，285页。）当然，在清初吴越两地，最为著名者，当数“同声社”与“慎交社”。同声社由“三宋”即宋德宜、宋德宏、宋实颖主持，而“佐之者”则为尤侗、彭珑。最初，这些人与同府人章素文为莫逆之交。素文曾有《沧浪社书》一选，对同声社诸子表扬备至。其后，因为在言语上产生冲突，诸子与章素文势同水火，于是“三宋”等又另外成立“慎交社”。（注：同上书，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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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初文社为明末社事之赓续，然与复社相较，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向：一是“复社为局，声气合一，而今则瓜分豆裂”；二是“复社之取人，专以才学，而今则专以势要”；三是“复社每切磨文字，讲求声誉之术，而今则置文字不言，但取干局，取通脱，取纵横，凡高门鼎族，各联为一社以相雄长，大约如四公子之养士，鸡鸣狗盗，以备一得之用而已”（注：同上书，285~286页。）。之所以如此，显然是时势变化所致，导致人心风俗，终成另一机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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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中期扬州与杭州的诗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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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由于乾嘉学派的兴盛，士大夫矻矻于经史考据，而对风雅之事相对关心不够。尽管当时的文人间有雅集之举（注：如赵丕烈于乾隆年间，在嘉定续举人日雅集，以“人日邀宾成故事”为起句，王元勋、俞昌言、王初桐、赵晓荣、赵国荣皆有诗。相关的记载，参见萧鱼会、赵稷思编：《石冈广福合志》卷4《杂类考·轶事》，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49页。），但总体上说，清中期诗文社处于沉寂状态。倒是在扬州、杭州，由于有山水、园林之胜，往往文人雅士荟萃，诗文社曾一度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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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为清代两淮盐运司的所在地，徽帮盐商云集，却又有胜游之处，文人大多负笈而往，故诗文社很盛。如诗人仪堉与徐晁玖、陈仲公在古渡禅林结社，称“二分明月社”，仪堉为文跋其事。（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7《城南录》，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当然，清代扬州诗文会，还当推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筿园及郑氏休园三处为最盛。清人李斗记其盛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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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摆笔二，墨一，端砚一，小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吾闻诸员周南云，诗牌皆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凑集成诗，最难工巧。（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城西录》，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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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见，扬州小玲珑山馆、筿园、休园是清代文人士大夫雅集的主要场所。每次雅集，颇多风雅之事，诸如赋诗、听曲之类，而又极豪奢，“每会酒肴俱极珍美”、“诗牌皆以象牙为之”，即可证。至于所赋之诗，从数十字或百余字中凑集成诗，则直如玩文字游戏一般，无多少艺术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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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扬州诗会尚有很多。如汪坤工诗，好交游，“尝于扬州集诗人之会”，并刻有《唫香馆合稿》。这次诗会的参加者，计有李天澂、汪俊、汤振家、萧炳、吴仁煜、季澍、张镠、秦昱、李桐、许善、胡保泰、叶建侯、查善等14人。（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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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有西湖山水之胜，是文人士大夫消闲的极好去处。在明清两代，西湖边上别墅、山馆林立，山人、骚客云集，游冶之风甚炽。杭州社事在明代一直很盛。明季有登楼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山五老会”，参加者为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又有“北门四子”，即陆荩思、王仲昭、陆升黌、王凡麓；还有“鹫山盟十六子”，分别为徐元文、毛驰黄诸人。至清中期，则又有“南屏吟社”的崛起，主持其事者为杭世骏、厉鹗诸人。又有“湖南吟社”，与会者多达20余人，杭州的诗会至此达到极盛。其后嘉庆、道光年间，有“潜园吟社”，参加者有屠琴隖、应叔雅、马秋药、陈树棠、张仲雅诸人；而吴子律则创“汪氏东轩吟社”，“小米舍人继之，前后百集”，并刊社诗为《清尊集》，可见其盛。此外，戴简恪寓居杭州天后宫时，创“秋鸿馆诗社”，亦较有名。这些诗社均作有社图，以示纪念。如东轩吟社有《东轩吟社图》，潜园吟社有《潜园图》，即为其例。（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3《杭州诸诗社》，见《求恕斋丛书》，民国间吴兴刘承幹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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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江南的“文会”亦有零星记载。如金山县干巷镇，乾隆四十六年（1781）春，在小普陀寺右侧建文昌阁。两年之后，阁才建成。阁建成之后，士人就在文昌阁举行文会。（注：曹源因：《小普陀文昌阁文会记》，见朱栋：《干巷志》卷6《艺文》3，收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100页。）又如青浦县朱家角镇之寿宁庵，其殿右兼祀文昌神。文昌祠中有梯云室，为“文会之所”（注：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6《寺庙》，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75页。）。常熟县之恬庄，亦有文会，由孝子杨岱设立，当地文风蔚起，杨氏创导之力居多。嘉庆元年（1796）议定，文会费用永远由杨氏读书田中支取。（注：杨希澯编述：《恬庄小识·杂记》，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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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宣南诗社”与“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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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以后，清政府内外交困，王纲解纽，朝廷对结社的禁律也就形同虚设，致使诗文社如雨后春笋，再度兴盛。清季的诗文社大多带有政治色彩，并与明季社事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这些社盟中，当以“宣南诗社”与“南社”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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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追溯清末的诗文社，还应从杭州的社盟说起。前面已经提到了“东轩吟社”。此社由吴子律创设，始于道光四年（1824），迄于道光十三年，前后长达10年，出诗百集，入社者达70余人。（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7《东轩吟社》。）咸丰、同治以后，杭州的诗社雅集无闻。至光绪四年（1878），吴筠轩与里中诸老结“铁华吟社”，迄于光绪十一年。社集一般以西湖居多。此社有一特点，即在永赖祠旁遗安室，挂出了“铁华吟社”的牌榜，“以诏来滋”（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3《铁华吟社》。）。诗文社公开挂牌，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说明清末风气已开，文人集团趋于自觉，文人更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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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杭州外，清末浙江其他地方的诗文社亦较盛。如归安有“解社”，主持社事者为杨岘、李节贻、钱叔盖，起初参加者仅六七人，后增加至43人。解社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燕、楚、闽、蜀不一，并采用“为文鸠之”的方法，这也是自元代月泉吟社以来诗文社的普遍特征。在吴兴，有“苕社”，由凌霞创设，参加者有7人。后社中人“或佐筹幕府，或建牙方面”，而凌霞仍“布衣草食，萧然物外”（注：王韬：《瀛壖杂志》卷4，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道光年间，嘉兴贡生岳鸿庆与其友人数辈结“鸳湖诗社”，每岁四集，分题后限期收卷，乞名流评定甲乙，前五名皆有酬赠。事历三载，编成十集，择其尤者付梓，名为《鸳水联吟》。（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6《鸳水联吟》，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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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北京、福建、江苏等地，亦不乏诗社的记载。从史料记载可知，同治年间，北京名流曾结“绚秋庵诗社”，当时主持其事者，为宗室盛伯义，中同治九年（1870）乡试解元，“年少气盛，尤跳荡”（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文学类·集五行五方名联》，第8册，40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至光绪年间，京城名流极盛，尤以张之洞为魁首。张之洞开府江汉，朝野人士，即已云集相从。等到他再入朝廷枢府，在退食之余，无日不有宴会。当宴会之时，又往往分韵题诗，即使时间短促，亦必钩心斗角，作诗钟一二。上好下甚，所以当日什刹海之会贤堂，宣武门之畿辅先哲祠与松筠庵，均为名流畅叙幽情之所。而“寒山社”之诗会，亦随即兴起。其参与之人，则以南书房、翰林院、都察院三个衙门为中心，“余皆依附光末，欲标榜以成名者也”（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文学类·张文襄退食寻诗》，第8册，3955页。）。又浙江桐乡人蔡銮扬任福建延平府知府时，风雅好诗。公事之暇，在署中大观楼聚集同仁及其儿子鸿恩、鸿宪结成诗社，“更唱迭和，佳什甚多”（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6《蔡浣霞先生》，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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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常州有“鲸华社诗钟”，先后参与者有44人。此社创立者为江阴人金武祥、武进人刘树屏，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讫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共40集。“其期会之疏数，宾朋之众寡，无定形，亦无常主。或一月再三集，或间三四月一集。前集之人，与后集不必相谋。盖同社之中，宦游四方者什六七，其它或迫于生事，仆仆奔走，或过客，暂焉至止，一集辄去，乍归复出，倏来倏往，其优游闾巷无官私之牵率者，无数人焉”。自光绪二十九年以后不再举行。（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文学类·常州有鲸华社诗钟》，第8册，4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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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诗社亦见诸史籍记载。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汤贞愍公在南京卢龙山旁师崛开诗社，参加者有杨长、侯青甫等人。每当春秋佳日，“集同人觞咏其间”，“或词或诗”（注：杨长年：《妙香斋集》卷1《武进汤贞愍公诗集序》，见《金陵丛书》，民国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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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社事在明末清初就很盛，当时以黎遂球、屈大均主其事。至清末，社事复盛。如道光三年至四年间，广东就有“西园”、“南园”两个诗社，创之者为钟凤百。据史料记载，西园第一集题为“红梅驿探梅”，徐铁孙擅场；第二集题为“水仙花”，徐梦秋擅场；第三集题为“玉山楼春望”，冯子良擅场。南园第一集题为“羊城灯市”，叶星曹擅场；第二集题为“菩提纱”，徐铁孙擅场。（注：伍崇曜：《月泉吟社跋》，见《月泉吟社》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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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戊戌变法以前，尚无带有政党性质的结社，只有文人雅士的诗文社。据载，在光绪元年、二年之交，湘中的风气仍闭塞不通，其中有些士子稍习古文诗词，以酒食相征逐，就号称“名士”。当时有12人结为一社，湖南人称之为“十二神”，而沈荩、舒润祥也参与此社。此外，尚有一个“湘社”，参加者有吴式钊等人。（注：黄中黄：《沈荩》，见《辛亥革命》（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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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士人大多好交游，历游天下，结识同道。游历之处，随时与同人结成诗文社。如胡凤丹宦游四方，“所交者多魁杰长者、骚人韵士，相与结社联吟，更唱迭和，日无停晷”。如他在安徽、湖北时，就将同人诗取名《同声集》，刊刻行世。（注：胡凤丹：《月泉吟社序》，见《月泉吟社》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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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末的文会亦有一些记载。据包履吉记载，当时浙江宁波的文会之风较盛，通常二三同志，为了科举帖括之学，结成“文社”，十日一次聚会，共同“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以求“切劘之益”（注：包履吉：《补园稿》卷上《袁节母王太孺人七十寿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5册，9110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又如广东琼州府城西有苏轼、丘濬、海瑞祠，鼎峙为三，外缭以垣，年久失修。戴肇辰莅任琼州知府后，出于培人心、厚风俗的考虑，对三座祠庙加以修葺更新。为此，琼州府的绅士在三公祠创设“景贤文社”，知府戴肇辰倡捐花银100元，并由绅士等妥为劝捐，共得大钱7000串有余，作为宾兴之费，名为“景贤宾兴”，并详细议定章程。（注：戴肇辰：《从公三录·琼山景贤宾兴记》，载《官箴书集成》，第8册，31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又如嘉定县之钱门塘乡，光绪中叶，一些希望在科举仕途上有所进取的士人，一起集中在市西文昌阁，结成文社，每集三年至四十人，“外乡志士，多参与焉”。文社聘请当地诸名宿评定社中文章，“一时州县试列前茅以及院试获隽者，社中人常踵相接也”（注：童世高编纂：《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琐闻》，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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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清末中外交通的日趋繁荣，传统中国的文社开始陆续出现于南洋华人集居之处。光绪十七年（1891），“图南社”在新加坡的出现堪称典型一例。据黄遵宪《图南社序》一文所载，当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左子兴，究心文事，创立社课，名为图南社。社中文辞多斐然可观，且“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注：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2编《文录·图南社序》，上册，274~2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传统中国文社向海外拓展，不能不说是中国文社史上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