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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社事以杭州为最盛，分别有“读书社”、“小筑社”、“登楼社”之名。清代史家全祖望言：“向来杭士有读书社、小筑社、登楼社，皆以词章之业为尚。”（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3《沈甸华先生墓碣铭》，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242页。）读书社的参加者多为“通经学古之士”，如张秀初、江道、闻子将等。读书社的创设，其本意是有感于“经生之学，不过训故，烂熟口角，圣经贤史古今治乱邪正之大端，漫不省为何物”，所以读书社诸君子所考索者，都是一些经生所不讲的东西。（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高古处府君墓表》，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272~273页。）继读书社而起者是登楼社，参加者有陆丽京、朱近修等人。（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查逸远墓志铭》，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77页。）明亡以后，读书社变而为“碾禄社”，参加者有高克临、邹孝直、刘雪符。（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高古处府君墓表》，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273页。）此外，杭州还有一个“狷社”，由应谦创设，参加者有虞畯民、张伏生等，其宗旨是“取有所不为”（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应潜斋先生神道碑》，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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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杭州外，浙西的社盟尚有很多。如在嘉兴，有魏学濂设立的“治社”，参加者共8人，号称“治社八子”（注：倪元璐：《鸿宝应本》卷5《治社八子集序》。）。从治社“风论四出，褒讥霍然”的特点看，治社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又如崇祯年间，章上奏曾举“砥行社”，徐行举“澹成社”，茅元铭均参与其事。杨凤苞：《秋室集》卷5《记茅元铭》，清光绪十一年归安陆心源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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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社事之盛，可与太仓、金坛相比。在这些社盟中，较著名者尚有“澄社”。此社为吕季臣所创，成立于崇祯十一年（1638），参加者达千余人。据载，此社“重志节，能文章”（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7《孙子度墓志铭》，清雍正间刻本。）。澄社在明末极负声望，与江上之应社、娄东之复社、云间之几社相并称，“连畛接武，为东林之后尘”（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7《祭钱子与文》。）。时隔三年，至崇祯十四年，澄社变而为“征书社”，由孙爽创立，参加者仅10余人。（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7《孙子度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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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社事继复社而起，与三吴、两浙的社盟互为声气，并自具特色。早在天启元年（1621），宗室朱谋在南昌招人饮酒赋诗，结成“白社”，参加者有涂子期、邹逸少、涂不凝等人。从他们所赋诗句中，诸如“纵谈天下事，犹是一书生”、“不交天下事，枉读古人书”、“愿言请长缨，努力事边陲”（注：郑仲夔：《隽区》卷2《玉麈新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资料丛刊》，第3辑，2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之类，均可发现白社成员虽以饮酒赋诗为事，但仍念念不忘天下国家大事。崇祯三年以前，陈际泰结成“紫云社”，参加者有祝文柔、丘毛伯、章大力、罗文止等。（注：陈孝逸：《痴山集》卷1《府君行述》，清初刻本。））另外，据艾南英的记载，江西南昌还有“豫章社”；建昌有“平远堂社”，参加者有吴逢因、叶孟侯等人。（注：艾南英：《天佣子集》卷2、3《四子合刻序》、《平远堂社艺序》，清光绪五年重刻本。）在黎川，士子“聚百人为社”，建有“聚奎社”；又有一个“五笥社”，由涂仲倩创设，“以通经学古为师”（注：黄端伯：《瑶光阁集》卷8《聚奎社序》、《摩虹草序》，《乾坤正气集》本。）。在明末江西的社事中，广信府的“持声社”颇负盛名，值得一提。据载，持声社创立于崇祯年间，参加者有卢吉、叶震亨、王拭等人，其特点为“文章取其友，友取其砥行实”（注：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12《持声社序》，民国二十三年刊本。）。尽管持声社尚以文章取友，不脱文社风气，然与其他文社相较，取友不再图其文章虚名，而是取其砥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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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的上江即安徽一带，社事亦极盛。如方以智、刘城、吴应箕等，均是复社中的知名人物。据钱秉澄载，起初安徽设有一个“中江社”，但为“附珰者流”所把持，亦即成为阉党的羽翼。自方以智从松江回来后，在社内成员中专讲辨别气类，于是中江社开始分化。至崇祯十三年（1640），钱秉澄流寓南京。钱氏有《过江集》之选，更是成为中江社的分局。（注：钱秉澄：《钱田间先生遗文·文学刘臣向墓志》，载《国粹学报》，第74期。）此外，安徽尚有“古在社”与“十三子社”，后一度改名为“选社”，最后定名为“行社”。行社成员，可考者除洪德常之外，尚有吴德鉴、吴尊古、汪济淳、江天一、汪沐日、方式玉等人。从史料记载可知，行社“唯能行而后亲之，不以功名，不以文字”（注：江天一：《江止庵遗集》卷5《洪母许夫人五十寿序》、《祭洪常伯文》，《乾坤正气集》本。），如此重视行为，不图功名与文字虚名的宗旨，在明季社坛堪称别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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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广地区，即湖南与湖北，社盟亦时有所闻。如在湖北江陵，徐眉云创立“阳春社”，“集诸名士会其中”（注：贺逢圣：《贺文忠公遗集》卷4《祭都御史徐眉云先生文》，《乾坤正气集》本。）。据《南岳邝氏族谱》所载王夫之撰《邝氏南乡墓志》一文可知，在湖南长沙岳麓，王夫之于崇祯十一年与邝鹏生组织了一个“行社”，同窗好友，时常“聚首论文，相得甚欢”（注：王夫之：《邝氏南乡墓志》，见《南岳邝氏族谱》。）。崇祯十二年，王夫之又与管嗣裘、文之勇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结成“匡社”，借以文会友之名指点江山，畅议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注：王夫之：《薑斋诗集》之《五十自定稿·再哭季林兼追悼小勇匡社旧游》，见氏著：《王夫之诗文集》，上册，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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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长江以北江淮、山东的社事自成体系。崇祯十年，阎尔梅居微山，与弟阎调卿，友人蒋克昌、陈百史等，“立社会文”（注：张相文：《白耷山人年谱》卷上，见阎尔梅：《阎古古集》，民国张相文编本。）。在兴化，李范与兄弟及其他友人亦结为诗文社，远近号称“淮南十三子”（注：张自烈：《芑山文集》卷22《明文学李澹愚暨配贺孺人墓志铭》，《豫章丛书》本。）。当时淮上最著名的文社当数“望社”，由张蕲创立，“名几与吴中埒”。据近人李远庚的考述，望社的特点与复社不同，它不过是“里中人士，风雨晨夕，饮酒赋诗，各抒其抑郁不平之气，以追古之作者，非有裁量人物，讽刺得失，故不致如娄东之贻祸”（注：李元庚：《望社姓氏考》附李钟骏语，载《国粹学报》，第71期。）。崇祯十四年，周亮工出任山东莱州府潍县知县，在政事之暇，奖崇文士，立“潍社”，参加者有单若鲁、法若真、宋可发等人。（注：周在浚：《行述》，见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下册，9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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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地域性的文社外，明末士子还在游学之地互相交游，结成社盟。北京、南京为士子聚集之地，这类文社就更为普遍。崇祯元年（1628），会稽徐介眉“纠合四方之士聚辇下者”，成立了一个“因社”，参加者有顾重光、吴圣邻等人。崇祯三年至四年间，因社成员重新聚合，“复寻盟而增之”，成立了“广因社”。（注：艾南英：《天佣子集》卷3《国门广因社序》。）崇祯元年，艾南英路过南京，与王慎五、沈眉生等结成“偶社”。（注：艾南英：《天佣子集》卷3《偶社序》。）崇祯三年秋天，新安人吴众香在南京高座寺设立“星社”，参加者有周亮工、黄宗羲、吴子远。（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5，见《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年谱》，904页。）崇祯年间，在南京还有“国门广业社”之设，主持社事者分别是陈贞慧与吴应箕，参加者有梅朗三、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张自烈。（注：黄宗羲：《思旧录·张自烈》，又《思旧录·陈贞慧》，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361~362、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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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文人士大夫的结社极为盛行。除了上述社盟之外，其他例子尚有许多。如天启年间，开沙立有“回澜社”与“珠合社”。（注：王锡命：《回澜社序》；王锡极：《珠合社序》，均见崇祯《开沙志》卷下，收入《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北，学生书局，1987。）又如广东，有一“云合大社”，由黎遂球创设，参加者有谢伯子、苏元兆等。（注：黎遂球：《莲须阁文钞》卷9《云合大社序》。）崇祯十五年，广东陈乔生与薛始亨“缔社于仙湖”（注：薛始亨：《中洲草堂诗刻原序》，见陈子壮：《中洲草堂遗集》卷首，清诗雪轩刻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结社史料，确乎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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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明代的诗文社，有以下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文社、文会的广泛流行，显然对明代地方学校的教育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学校教育体系中，通常也借用民间的文会之制，作为改良教学之法。如吕坤在山西任上时，曾下令要求所属府、州、县之掌印官，督促地方学校的教官，先在学校内设立四斋，其中两斋之斋长，由学校中被人所推服之生员充当，“而以邻近诸生编为一会，多不过二十，少不过五七，共若干会，每会若干人，以一会所推服者为之”。至于会名，则由掌印官制定，订立诸如“兴诗”、“立礼”、“志道”、“据德”等会名。每会置一签，上书“兴诗会”等名，或会长某人，会众某人、某人，“照会置签，共为一筩”（注：吕坤：《实政录》卷3《民务·修举学政》，见氏著，王国轩等整理：《吕坤全集》，中册，99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显然，这是民间知识人的会社与官方教育体系互动的典型例子。二是至明代末年，诗社与文社有合流的倾向。如崇祯十七年（1644）春天，举人陆庆绍迁居青浦县朱家角镇，创立“寅社”，参与者达30余人。聚会之期，旬日一举，辰集酉散。聚会之地，春秋在圆津庵，夏日在明远禅寺，冬天则在与会者之家。聚会期间，所撰包括时艺一、诗一，隔日写策、论、律赋各一，而且谈经谈史。（注：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17《杂记》上，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219页。）如此等等，均说明时至明末，诗社与文社乃至其他学术性团体开始趋于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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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郡大社”与清初诗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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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甲（申）、乙（酉）之际的两朝鼎革，诗文社的发展一度受挫。究其原因，大抵不外乎以下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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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有鉴于明末党争之习，对士人结盟进行了严厉的禁止。如顺治九年（1652），礼部题奉钦依条约八款，颁列学宫，这就是所谓的清代学宫的“卧碑”。其中一条就有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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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题调官治罪。（注：陶越：《过庭记余》卷下，见《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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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对明清两代学宫卧碑内容加以对比，此条显为清代所特增，而且其提出的理由，完全是基于明末社事的普及。顺治十六年（1659），顺治帝又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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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著严行禁止。以后有犯者，该学臣即行黜革参奏，学臣徇隐，事发一体治罪。（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83《礼部·学校》，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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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对前一禁例的重申，而且将禁止职责更加落实到学臣。至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又下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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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如有生监人等，假托文会，结盟聚党，纵酒呼卢者，该地方官即拿究申革。其有远集各府、州、县之人，标立社名，论年序谱，指日盟心，放僻为非者，照奸徒结盟律，分别首从治罪。（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83《礼部·学校》，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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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至雍正年间，清朝廷已经将生员、监生人等“结盟聚党”，比照“奸徒结盟律”加以惩处，违者治罪。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诗文社衰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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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清初文人雅士经历变故之后，从明代士子结社的风气中悟出了教训，予以总结，从而导致对结盟风气持一种不赞同的态度。如刘廷玑就生平不喜结盟。他说：“盖朋友为五伦之一，朋友甚亲，何用兄弟之名乎？”为此，他专门写了《结交行》一诗，有“嗟此纷纷假兄弟，五伦忘却真朋友”（注：刘廷玑：《在园杂志》卷1《结盟》，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之句。陈璜亦对盟社颇有微词，并言自己愿作一个“中立之君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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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茢玉敦，昉于《周礼》。春秋诸侯，日事会盟，然屡盟乱长，君子耻之。近代其风，乃流于士子。鸡坛歃血，人人管鲍雷陈，一涉利害，操戈下石，有市井所不屑为者矣。当盟之时，创为社名，征文燕集，举国若狂，膏粱子弟，寒酸书生，惟恐不附名其中为耻。而有志之士，则褰裳远去，深以为畏矣。有能为士而不入盟，居官而不入党，则中立之君子也，足为狂澜一砥。（注：陈璜：《旅书·盟社》，清道光十三年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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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士而不入盟，居官而不入党”云云，当然不是陈璜所创，早在明代就有这种说法，但至清初陈璜再次提出，却有其特殊的意义。它至少可以说明，诗文社至明末达到极盛以后，已是弊端百出，再加之两朝鼎革的政治风波，清人已开始对士人结盟作必要的反思。如青浦县朱家角镇人朱善先，处馆高氏之时，倡设文社，其后社中各立门户，意气不同，犹如水火。于是，有一位相知对善先说：“东汉之祸不远矣，余居乡无名，君名震云间，当思申屠蟠之言。”善先听后，为之悚然，从此不再参与文社聚会。（注：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17《杂记》上，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218页。）反思的结果，当然取的是中庸之路，做一个“中立之君子”。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初诗文社的渐趋衰落既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同时也是社盟发展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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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诗文社在清初已渐趋沉寂，但并不是说清初已无文人结盟的踪迹。事实上，从清初赵士麟的记载中，同样可以证明当时士子中尚存在着结盟的风气：“诸生中有假诗刻以呈身，联声气而结社，以非笑异己为乐，以品题月旦为能。”（注：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43《抚浙条约·正风俗》，清康熙间刻本。）另外，姜元衡有《南北通逆》一禀，其中说道：“山左有丈石诗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遗清等社，皆系故明孽臣与招群怀贰之辈，南北通信。”（注：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清道光光绪间南海伍氏刻本。）云云。在嘉定县，顺治初年，王泰际每每招集骚人，在东皋雅集，陈瑚、诸士俨、赵世鼎、苏震、陆元辅均参与其会。康熙年间，赵俞宦归绀寒亭，在每年的人日，结成“澹成社”，又结“寻乐社”。（注：萧鱼会、赵稷思编：《石冈广福合志》卷4《杂类考·轶事》，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49页。）金山县朱泾镇，清初钓滩诸老曾在文昌阁结文会，朱古匏有《钓滩文会启》。其后，逐渐废而不行。（注：朱栋：《朱泾志》卷2《建置志·宫庙》，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17页。）顺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在济南明湖创设一个“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数百人，广陵闺秀李季娴、王潞卿亦有和作”。同年，汪琬在苏州赋《柳枝词》12首，仿照月泉吟社之例征诗，浙西、江南与之唱和者亦达数百人。（注：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4《诗社和诗》，97页。）顺治十六年，蒲松龄与李希梅、王鹿瞻、张历友等，结成“郢中社”，“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注：蒲松龄：《聊斋文集》卷3《郢中社序》，清道光二十九年钞本；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民国间钞本。）。青浦县金泽镇，康熙十九年（1680），许治杰在文昌祠创设“文会”，一时文人萃聚，并延请举人陈桂主讲。（注：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6《杂记》，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104页。）康熙四十一年，金埴与吴宝崖在杭州西子湖曾举办“吟社”，名流百辈，远近咸集。当时周渔山已年值107岁，亦参与此会。（注：金埴：《巾箱说》，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可见，明末社盟风气至清初犹存。但从总体上说，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气势上，清代的诗文社已无法与明代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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