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4710
1703024711
可见，结社的起因，其本意在于发展文学。有了文学，才能言砥行。这就是侯峒曾的观点。复社成员龚鼎孳也看重社事声气。他说：
1703024712
1703024713
今夫朋党者，世之所大诟也。而吾夫子则首言之曰：朋自远来。曰：吾党狂简。岂不亦深切著明欤？孔孟既远，微言将绝，韩愈氏起而振之，其时李翱、张籍、侯喜之徒，盖彬彬焉。迨于朱程聚徒讲学，至扞当世之禁，而诸君子未之有悔也。盖古之为此者以自治其身心，后之为此者以兼治其声气，声气之流弊或不可知，而身心则吾之所宜有事也，顾可忽而不讲欤？且夫声应气求，古之人有精言之矣。是故欲化异同，莫如各治其心；欲治其身心，莫如各治其实学。（注：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2《上谷九子起社稿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1703024714
1703024715
细绎龚氏之言，他在肯定社事声气的同时，也强调了治身心、治实学的重要性。
1703024716
1703024717
对结社持第三种看法者显得比较平和，他们虽也主张名教，排斥异端，但对士大夫的闲居结社却能洞察其不得已之情。如元人裴子法跋《白莲社图》，排斥陶渊明，攻击异端。耶律楚材对此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陶渊明生活在“丁天地之交，万物不通，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时代，渊明见机而作，“挂印绶而归，结社同志，安林泉之乐，较之躁进苟容于小人之侧者，何啻九牛毛耶？”他进而主张：“余常谓否则卷而怀之，以简易之道治心；达则扩而充之，以仁义之道治四海，实古今之通谊也。”（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和裴子法韵》，《四部丛刊》本。）这当然仍不出儒家传统的观点，但至少已对文人雅士的结社隐居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1703024718
1703024719
通观诗文社变迁发展的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诗文社，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集合群体：一是文宴、雅集、禊饮等，虽无会社之名，却是文人雅士最常见的社交形式，具有会社之实。二是各类诗社、诗会，虽以消闲、雅趣为宗旨，却是身在山林，心系朝廷。所以，与其说文人雅士的诗酒盟会是退而隐居，毋宁说是以退为进，一等时机成熟，还是要出仕做官的。三是各类文会、文社，或由士子揣摩八股风气、自由组合而成，或由地方学官以整顿学政为由，招集生徒而成。文社、文会的功利性较为浓厚，但又适当地保留了诗酒盟会所固有的文人雅趣。
1703024720
1703024721
诗文社的发展，处处体现出文人雅士为抗拒朝政的腐败，见机而作、急流勇退，其间固多逍遥林泉、吟风弄月、交游同道的雅事，但也有为争取会社合法性的不懈努力，从中透视出会社创设、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尽管如此，透过诗文社变迁发展的事实表象，仍能从中找出其渊源、盛衰的基本规律，而且其盛衰往往与时代精神风貌、文化氛围桴鼓相应。
1703024722
1703024723
诗文社虽起源于汉代梁园雅集，但以社命名者仍当推晋时的“白莲社”。晋代是诗文社的初盛时期，这与当时的士风尚玄，推崇雅谈、隐居的时代风气有关。诗文社大盛于明末，这与当时王纲解纽、思想文化趋于活跃，以及风气大开、西洋学术传入中国休戚相关。至清末，由于清政府法律禁令的形同虚设，士大夫摆脱了乾嘉学派那种烦琐考据的生活，又一次追求文人雅士所固有的活泼生活，导致诗文社再次活跃，并且与各种政治结社相结合。
1703024724
1703024725
诗文社是文人的雅集，以崇尚消闲、排斥功利为其特点，但同样不能远离政治，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元代的月泉吟社虽属于一种文人团体，但从其参加者均为宋代遗老来看，当然亦不乏思念故国的政治内涵。复社虽在盟词中要求其社员“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每次聚会，正当酒酣耳热之余，社内成员也时常裁量人物，抨击朝政。正如万斯同所言，复社大盛以后，“一时声气翕集，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上，亦避其讽议”（注：万斯同：《石园文集》卷7《送沈公厚南还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4册，8437页。）。清初的惊隐诗社，参加者均为“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即大多为“乡之遗老”，故所写之诗，亦大多“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注：杨凤苞：《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后》。），堪称有月泉吟社之遗风。清末南社，其参加者有很多为同盟会会员。当民国十二年（1923），在《新南社发起宣言》中，曾对辛亥革命以前南社的宗旨作如下归纳：“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南社在民元以前，唯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可见，南社虽为文学研究团体，却仍带有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
1703024726
1703024727
每个诗文社的成员，当然都是志同道合者。由于固有的文人相轻习气的腐蚀，社内成员往往意气用事，闹矛盾，不团结，有时甚至使团体分崩离析。当魏晋之际，社会动乱，风云变幻，面对一连串的倾轧和残杀，阮籍等七人避地竹林，反对司马氏集团。但是，在司马氏集团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竹林七贤终因各自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利害关系发生分化，从而走上分裂的道路。嵇康对司马氏集团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傲然不屈，最终被杀；阮籍、阮咸、刘伶矛盾彷徨；山涛、向秀、王戎背道而驰，入朝仕晋，皆成达官显宦。于是，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终于分崩离析，不欢而散。在复社中，陈子龙由于与艾南英论文不合，起而争斗，三吴、江右遂成水火；周之夔原为复社成员，因与社内成员不合，反目成仇，引起衅端。在南社中，三位创始人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因习性不同，遂有意见不合之处，终于在上海张园第三次南社雅集时，柳亚子独自对南社内部干部进行调整。对此，柳亚子自己也承认：“我以为，讲南社的历史，倒有一部分是‘内讧’的历史。所谓‘内讧’，也并不一定和思想的斗争有关”，不过“只是些个人意见的争持罢了”（注：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见《南社纪略》。）。如此等等，均可说明内讧、争衅以及其他痼疾，是导致诗文社衰败乃至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原因。
1703024728
1703024729
1703024730
1703024731
1703024733
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节 学者的结合：讲学会
1703024734
1703024735
假如说诗文社是纯粹的文学团体，那么，各色讲学会则应归属学术社团。讲学会的崛起，与书院、理学的兴起颇有关系，而讲学会的兴废，则与理学的兴衰乃至官方的学术政策休戚相关。
1703024736
1703024737
就讲学会的源流而言，当起于宋、元两代；大盛于明代中叶；入清，讲会之风犹有遗存；自乾嘉汉学大盛，讲学会一度沉寂；清末，由于受到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熏染，变法与革命的学说交替出现，遂致各种新式学会蓬勃发展。
1703024738
1703024739
一、书院与讲学会的初起
1703024740
1703024741
在儒家学说中，尽管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传统，尽管儒学在孔子的时代亦属私家之学，但自汉以后，由于独尊儒术，儒学遂成官方的统治学说，学在官府的现象亦成了既定的惯例。书院的出现，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新现象，而且假若将其与理学（新儒学）的崛起放到一起来看，则无疑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新事物，因为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沉闷局面，进而开创了私家讲学的全新气象，使“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种优良的传统再一次在知识阶层中得以真正地实现，尽管由这种私家讲学而产生的新学派理学，仅仅是原始儒学的改头换面而已。
1703024742
1703024743
大体说来，书院是一种高于蒙学程度，不列入国家学制的教育机构。（注：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中，曾就书院出现的原因作了探讨，并由此指出书院的功能，以及书院与学校之间的区别。他说：
1703024744
1703024745
宋元之世，自有国学及府、州、县学。而此外又有书院者，盖学校多近于科举，不足以餍学者之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故必于学校之外，另辟一种讲学机关。其官立者，虽有按年积分之制，而私家所设，地方官员自以其意延师讲授者，初无此等拘束，故淡于荣利，志在讲求修己治人之法者，多乐趋于书院。此实当时学校与书院之大区别也。（注：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见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1609页，台北，鼎文书局，1977。）
1703024746
1703024747
可见，书院出现的原因，除了生员增多、学宫不能容纳，以及学宫败颓、不堪生员肄业之外，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设立书院并驱使生员在书院肄业，以免生员成为科举的奴隶，进而恢复修己治人之学。
1703024748
1703024749
关于书院产生的时间，明代学者管志道在《志练川明德书院缘起》中说：“书院之兴非古也，自有宋南渡后巨儒倡道始也，而唯紫阳夫子之白鹿洞为最著。”（注：万历《嘉定县志》卷21《文编》，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又明人沈德符说：“书院之设，昉于宋之金山、徂徕及白鹿洞。”（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书院》，中册，60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揆诸史实，上述二说不尽然。其实，书院之名昉于唐。如唐玄宗时，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均建于朝省。当然，唐代的书院，不过为修书之地，而并非士子肄业之所。真正作为学者讲学、士子肄业场所的书院，创于唐末五代，至宋初遂有天下四书院之称。（注：按照传统的观点，“书院”之名始于唐代，而真正属于私学性质的书院，则为南唐之白鹿洞书院（参见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见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1535页；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1页）。但根据最新的一些族谱资料，又可知私学性质的书院，源于唐大顺元年（890）江州义门陈氏所建东佳书堂。详见欧阳宗书：《中国家谱》，159~16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宋初海内著名的大书院有：石鼓、白鹿、应天、嵩阳、岳麓、茅山六所。
1703024750
1703024751
宋元之制，书院最盛。入明，书院稍衰。这是因为，关于书院之制，明代无额设明制。同时，朝廷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均聚之于南北国子监，虽有书院，然其风不盛。当然，明初书院之制也是存在的。如洪武元年（1368），立洙泗、尼山两座书院，各设山长一人。成化二十年（1484），命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弘治二年（1489），因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正德元年（1506），江西按察使邵宝奏修德化濂溪书院。
1703024752
1703024753
正德年间，王阳明以良知之学，聚徒讲学于江浙、两广之间，罗洪先、唐顺之诸人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嘉靖年间，明世宗力禁书院，收效甚微。嘉靖末年，徐阶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而成为讲学主盟，学者纷纷趋鹜。于是建设书院，遂成一时盛风。这些书院，有些建于亲王宗室，如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建阳春书院，以刘养正为讲学盟主，招致四方游士，求李梦阳为之记。有些建自地方大吏，如当时巡抚莅镇，必建书院，鸠集生徒，所以三吴之间，竞称书院为“中丞行台”；又如在明代的书院中，很大一部分由提学官所建，甚至提学官的公署、寓所也以书院相称，此即所谓的“提学书院”。（注：赵宽：《浙江提学书院碑记》，见嘉靖《仁和县志》卷14，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有些由讲学者设立，作为讲学的场所，如张骢为乡贡士时，在其家乡立罗山书院，聚徒讲学。更有一些林下君子，相与切磋讲习，各立塾舍，亦称书院。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痛恨讲学，下令拆毁天下书院。此举随张居正之败而烟消云散。书院聿兴，不减往日。
1703024754
1703024755
至清康熙、乾隆年间，天下州县莫不将书院当作养士之所，府、州、县各级儒学反而形同虚设。清代书院之制，设山长一人，专司教授之事，下设管院、斋长各一人，或二人，主持庶务、会计以及学舍等事。山长由州县官聘请，到院讲学，称“主讲”。每省设大书院一处，或二三处，由省长官主管。凡是州县的童生，均可在州县的书院肄业。而省里的书院，必须具备生员以上的资格，才能肄业其中。除给诸生讲授外，山长还每月两次命题课士，分别甲乙，榜示奖给膏火，称为“院课”。州县官每月一次临院点名，命题课士，分别奖给，称“官课”。省书院之制略同，督抚、司道官也按月亲临一次，命题考课，称“大课”，其奖给尤其优厚。（注：民国《重修鄠县志》卷4《学校》，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然与明代相较，由于理学式微，汉学大盛，而且书院纳入官方教育体系之中，所以清代书院与讲学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显得突出。
1703024756
1703024757
书院最初的目的是图书的收藏与保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南宋时期，书院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士子远离他们的家乡，跟随著名的学者在书院中学习或听他们讲学。这些士子参与知识和社会网络的建立，以便贡献于“道学”（即理学）的普及和士人社会一体化。（注：See Linda Walton，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p.209，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于是，书院不仅成为教育中心，而且是社会与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注：See Thomas H.C.Lee，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p.27，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85.）
1703024758
1703024759
书院自创设之初，就与讲学会密切相关。就其大概而言，书院有会讲式、考课式书院之别。明代中期以后，讲学会甚炽，而明代书院也以会讲式书院为其大宗。书院之设，据王阳明《万松书院记》所言，其本意为“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注：王阳明著，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文录》4《万松书院记》，上册，2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人时偕行在《明德书院记》中，亦称书院之设的作用，“凡以萃俊而专业也。业专则理明，理明则士习端，而民知向方。是书院者，辅学以成俊者也”（注：万历《嘉定县志》卷3《营建》上《书院》。）。学不讲不明，学不明，则士习不端。所以，理学家大多是在书院中设讲学会，传道讲业。
[
上一页 ]
[ :1.7030247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