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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学会的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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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东林诸儒传赞》，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学术醇而士习正，其时讲学之习未盛。正德以后，士大夫讲学遂成一时风气。对此，明人伍袁萃有如下揭示：“近世士大夫好讲学。大概多伪，高者博名，卑者媒利。”（注：伍袁萃：《林居漫录》卷4，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明末学者陆世仪亦言：“至正、嘉时，湛甘泉、王阳明诸先生出，而书院生徒乃遍天下。盖讲学于斯为烂漫矣。……迄于隆、万，此时天下几无日不讲学，无人不讲学。”（注：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1《高顾两公语录大旨》，《续修四库全书》本。）可见，当时的讲学之风，确乎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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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明代中叶，王学崛起，讲学事业渐向社会下层流播，于是讲学从传统的向上领导政府以求开出政治事业的理想，一转而为向下层传道。王阳明讲学，传播极快，对明代教育的影响颇深。这时学校教育渐渐转向社会教育，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讲会。换言之，讲学之风的盛行，必然带来讲学会的大盛。明代讲学会由王阳明的“惜阴会”开其先声。自王阳明设坛讲学以来，各种讲学会一直兴盛不衰。阳明殁后，王畿、钱德洪处处讲学，于是泾阳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新安有“程氏世庙会”，使讲学会达到了极盛。讲学会与以前的讲堂精神不同。讲学会有一定的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的记录为会语等。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学会则由会众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讲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之讲堂更为活泼展扩。（注：钱穆：《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见《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乙编上，205~218页，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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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的说法，讲学会崛起的原因，大抵是“制科盛而人材绌，于是当世之君子，立讲会以通其变”（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陈夔献墓志》，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452页。）。明代的讲学会肇始于正德、嘉靖年间，如当时张振德在安徽，“集同志讲学，邑会季举，郡会岁举。徽、宁、池、饶四郡大会，于每岁暮春，举于四郡之中”（注：康熙《徽州府志》卷15《绩学·张振德》，清康熙刻本。）。阳明之后，其弟子王畿等到处设讲会。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秋，王畿与钱德洪设“冲元会”，“合凡百余人，相与绎参互”；嘉靖三十年秋，王畿、周顺之在苏州设“道山亭会”；嘉靖四十一年冬，王畿、钱德洪又在抚州设“拟岘台会”。（注：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1《冲元会记》、《抚州拟岘台会语》，卷2《道山亭会语》，3、16、30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这就是说，王阳明去世以后，阳明学凭借各地纷纷成立的讲学会活动快速发展，终于蔚为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潮。（注：明代阳明学讲会，其详细探讨可参见吕妙芬：《阳明学讲会》，载《新史学》，9卷2期，台北，1998年6月，4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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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讲会大盛于万历年间。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新安大会，焦竑主讲还古书院，“自薦绅先生以至儿童牧竖，四方之人莫不麇集，籍计之，得两千有奇”（注：焦竑：《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7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至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高攀龙主讲东林书院，讲学会已是一番新的景象。东林讲学会堪称明代讲学会的典范。它以每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大会东林讲堂，并作有会约，定有法程，藉此阐述论学主旨并约束诸生。（注：许献：《重修东林书院志》卷2，清刻本。）在东林讲学会之外，还有一些外围组织，如“诸友会”、“丽泽会”，都是东林的羽翼，“彼此之所以互相成也”（注：顾宪成：《泾皋藏稿》卷13、17《题暗予诸友会规》、《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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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一些地方长官和学官也纷纷设讲会，训导诸生，以期改变学风士习。如蔡懋德巡抚山西时，就集晋士讲学。每月三集，初集圣谕六句，“薦绅先生至乡耆里老咸在焉”；再集讲经济，“凡国家大政杂务切时利害者”，莫不讲辨；三集，则“课诸生制举义”（注：傅山：《霜红龛集》卷15《巡抚蔡公传》，民国十二年刻本。）。蔡懋德在江西时，又与南昌府推官李嗣京立“友教社”，成为诸生的课业都会。（注：查继佐：《罪惟录》卷9上《蔡懋德》，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侯峒曾为江西学政时，倡率文会，让诸生会课，又鼓励士子立社。（注：侯峒曾：《侯忠节全集》卷17、18《申明敕谕条款》、《倡率文会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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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末，讲学会流风余韵尚存。如在浙江、安徽，分别有“证人会”与“友善会”，均属明代讲学会的末流。证人会由刘宗周所创举，其目的是“长善救失，互相切劘，以无陨于名教，庶不至上辱先贤之灵”（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0《示诸生讼帖》，清道光刻本。）。友善会由金声创设，其本意是害怕独学无友，所以主张“学则必求师友”（注：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6《友善会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除此之外，金声还在安徽歙县修复还古书院，“重举讲会”（注：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6《还古书院会序》。）。陆世仪在太仓水村，与同志数人相约为讲学之会，一意读书，称“读书社”。（注：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3《水村读书社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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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嘉靖以后，一些士大夫相率成立各种“明经会”、“五经社”、“读史社”、“文艺会”、“经济会”等学术团体，作为对传统理学家讲学会的补充，以便改变日趋衰颓的学风。所谓明经会，就是聚集诸生于明经堂，一起作文看书，讲论经义，追求“有体有用”之学。（注：林希恩：《明经会约》，见《说郛续》卷29。）又如福建龙溪县，士人崇尚经学，“同志者类相聚为会，推识见优者一人为会长，众推宗之。三六九日课文字，余日讲读”（注：嘉靖《龙溪县志》卷1《地理》，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万历四十一年（1613），白绍光署常熟县教谕，“立五经社分曹课试，四方名士，翕然来从”（注：钱谦益：《初学集》卷43《常熟县教授武进白君遗爱记》，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120页。）。王志坚鄙斥嘉靖、隆庆以来“剽贼”俗学，与同事创“读史社”，“九日诵读，一日讲贯。移日分夜，矻矻如诸生时”（注：钱谦益：《初学集》卷54《王淑士墓志铭》，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351页。）。天启五年（1625），颜茂猷落第回归福建龙溪，在城南筑云起堂，“设会讲学，从者如云”。他所设的讲会，分别有“树品会”，“以共修人纪竖义”，人无雅俗，均可参加此会。另外还有“文艺会”、“经济会”、“博雅会”，参加者均为一些文人学士，其目的仍不外乎修品。（注：郑仲夔：《隽区》卷1《品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206页。）杨以任论学注重经世。崇祯四年（1631），他到了南京，以造就人才为己任，立有“五经社”、“经济社”。后有感于射礼久废，重新设立“纬社”。崇祯九年（1636），左懋第为韩城知县，为了改变士风，在诸生中设立“尊经社”，要求诸生“五经应制科者，举业外业一经，月朔核之。一经通，复进一经，期三年五经乃已”（注：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3、4《尊经社序》、《重修文昌祠碑记》，《乾坤正气集》本。）。上述种种，均可视为讲学会在明末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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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学会的流风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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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会在明代达到了极盛。入清以后，由于清政府的民族高压政策，更由于满汉民族矛盾之争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讲学之风渐趋衰歇。尽管如此，但流风所被，余韵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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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六年至七年间（1649—1650），在浙东甬上，陈夔献创为“讲经会”，“搜故家经学之书，与同志讨论得失”。此会每月二会，参加者“各取其长，以相会通”。每次聚会，陈夔献常任都讲，分讲其中一经，“必尽搜郡中藏书之家先儒注说数十种，参伍而观，以自然的当不可移易者为主，而又积思自悟，发先儒之所未发者尝十之二三焉”（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序类·陈夔献偶刻诗文序》、《寿序类·陈夔献五十寿序》、《碑志类·陈夔献墓志铭》，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0、680~681、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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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之会，究其实无非是讲明儒学的本原。儒学由孔子开创其学，后世的诸生士子大多为“孔子之徒”。然而由于条件所限，这些士子很难亲自登阙里之堂，目睹阙里孔庙的车服礼器。至于孔庙，各地虽在在有之，但多在郡邑治所，每年春秋由有司与学官主持祭典，参加者仅为附近诸生与执事者数十人而已，其余均因地远难赴，以致有人读书数十年，未尝得以进孔庙行一拜礼，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孔子之徒。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郭存会主张，各地学者宜根据所居之乡，“各约同志，共结一社”，这就是所谓的“圣节会”。此会规定，将孔子的生卒之日作为“圣节”，同社之人共同致祭。在祭前或祭后，同社之人燕坐茶次，互相扬榷经义，“戒淫佚，饬廉隅”，在致祭之中暗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注：郭存会：《圣节会序》，见《昭代丛书》丙集卷14，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按：按照清代的制度，每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之日。此日，各地方儒学诸生照例需要到孔庙行礼。这种儒生的祭祀集会，在当时又俗称“孔子会”，显然可与“圣节会”并看。关于孔子会，可参见陆以湉：《冷庐杂识》卷2《孔子生日》，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可见，圣节会已将讲学会与带有宗教性质的祭祀礼仪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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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讲学会虽不如明之盛，但也有零星记载。当赵士麟为容城知县时，就创建正学书院，“集环邑之士而月一再会焉”，称“金容会”。康熙二十三年（1684），赵士麟巡抚浙江，集绅士僚属于西湖书院，设“武林会”。康熙二十五年，巡抚江苏，又在苏州府学明伦堂，集绅士僚属举行讲会，称“金阊会”。（注：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1《金容会语》、卷3《武林会语》、卷4《金阊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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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的讲学会中，较为著名的有“续证人社”与“志学会”。证人会创设于明季，由理学大家刘宗周主持其会，以“证人”立教，并立有《人谱》。入清后，人各其人，人各证其人，证人会流于散落。为此，其弟子恽日初等，根据《人谱》所列，业期循勉，重振证人会的旗鼓，结成“续证人社”。（注：恽日初：《续证人社约诫》，见《檀几丛书》卷17，清康熙间刻本。按：关于刘宗周所创之蕺山学派及其在清初之分裂，参见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见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249~29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志学会由汤斌创设。志学之意，当为“学者莫先于立志”，并根据明代冯从吾的讲学会约，稍加增损，附以己见，重作会约。（注：汤斌：《志学会约》，见《昭代丛书》庚集埤编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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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讲学会一般为诸生士子或有道先生的聚会，以便讲明学术。但在清初，讲学会转而变成塾师的集会。换言之，在塾师当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讲学会的学术社团。康熙十二年，施璜在安徽还古书院举行讲会，定下尚道德、定宗派、持敬、绎注、力行、习六艺、育英才、务谦虚、防间断九条规约。后讲会变成“联塾讲”，参与者多近地塾师。大会齐集紫阳书院，月会则在家塾、祠堂与山馆。讲期每年七次，“俱以解馆暇日为定”（注：施璜：《塾讲规约》附《塾讲时宜》，见《昭代丛书》甲集卷7。）。这种将各塾馆联为讲会的做法，说明清初讲学会虽不如明代之盛，但其讲学范围似有所扩大。延至清代中叶，不但“塾讲”这种讲会形式得以保持，而且出现了“族讲”。如安徽徽州休宁县之茗洲吴氏家族，其讲会就分为“塾讲”、“族讲”两种，“虽隆冬酷暑，不因而少辍”。又如康熙三十九年的春天与秋天，吴翟两次参与还古书院、紫阳书院的讲学之会。康熙四十年春，又率领族人结成“泰春会讲”，每年举行四次。康熙四十一年秋天，联合同志结成“塾讲”之会，每月朔、望两次举行，“师友讨论，未之或废”（注：吴翟辑撰，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卷8《讲学议》，296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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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式学会的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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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自乾嘉以后，理学衰微，朴学大盛，讲学之风一度沉寂。至清末，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再加之西洋各种社会思潮相继传入中国，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于是就有了各种新式学会的崛起乃至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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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士子的会讲、会课以及旧式的讲学会仍然存在，只是在蓬勃发展的各种新式学会的掩盖下，已经演变为一股潜流，并不引人注目。人若孤独，则寡闻见诮；若欲丽泽，则讲友宜先。读书求师友的传统，正可谓一脉相传，至清末而未改。如康有为就设读书讲会，或三日一会，或五日一会，上下议论，其益无穷。会讲时禁淫朋诡说，以蓝田《吕氏乡约》为法，以行德义相劝，过失相规。光绪七年（1881），在绍兴有一个讲学会，称“志学会”，参加者有周亦辉、王积堂、周味莼、戚升淮、程伯棠五人。周亦辉、王积堂两人为此会的领袖，周为程朱派，王为陆王派。会内学派虽然不同，却从未闹过意见。会内成员用功的方法是看书，写札记；把札记互相传观，加以批评。札记的内容，大约与宋儒语录相类。他们讲学的目的，可归结为三大愿，即：愿天下无贫人；愿天下无病人；愿天下无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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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讲学会，对于改变因科举盛行而带来的鄙陋学风，具有一定的意义。时至清末，若将教育仍局限于这种讲明理学的讲学会，显然已不合时宜。在清末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眼里，教育并非只指设立新式学堂，诸如演说、书报、统计、改革风俗、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即以学校而言，也并非只是中、小学而已，其他如幼稚园、成年教育乃至农桑商工及政治法理哲学等等学科，更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所以，清末建立的新式“教育会”，比起讲学会来，其教育范围更为开阔，教育内容更为丰富。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仪荪、郑望梅、谭寿余、袁仲甫等人在杭州创立“方言学社”，延聘许研农为教习，又以谭建侯为总理，而刘、郑、袁、谭四人分任社长、理事之职。学社的教育内容，除保留经史辞章这些旧学之外，尚包括英国语言文字学、算术、格致之类。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教育以政治体制加以划分，则可分为专制体的学堂，共和体的学会，而方言学社则为立宪体，“以学会为体，举学堂之实，议事取公论，治事有专职”（注：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北京，中华书局，1984。）。又如在四川南部县，宣统二年（1910），已分别成立了“医学改良会”与“蚕桑传习所”，并为医生或学员颁发行医凭单、毕业证书，无不体现了清末改良的新风气。（注：宣统二年，四川南部县医学改良会在给外科医生杨国德颁发的行医凭单中，明确指出：“医学改良，必先从甄别医士入手，一有不慎，贻误实多。”医生在得到凭单之后，既可以入会研究，又可以在本乡行医。又宣统二年南部县官立简式蚕桑传习所的毕业证书显示，其科目包括品行、学理、实习三个方面。其中学理又设有国文、气候、生理、养蚕法、算术等科，实习则包括饲育、制种、收茧、缫丝、接桑等科。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1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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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由于风气大开，各种新式学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这众多的学会中，最著名的当数“南学会”、“湘学会”。此外，尚有“公法学会”、“舆算学会”、“群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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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后，新学兴起。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为治，设立时务学堂，以培育人才，主持其事者为陈三立、梁启超、谭嗣同、黄忠浩、熊希龄、皮锡瑞等人。附设南学会，发行《湘报》，由樊锥、唐才常、杨毓麟、何来保、易鼐等左右其事。此外，石秉钧、石建勋在邵阳设立分校、分会。南学会之设，其目的为“一在保种，一在保教”（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南学会问答》，见《樊锥集》（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1984。）。同时，在长沙，毕永年还组织湘学会，“日与唐才常、谭嗣同、林圭辈讲论，以儆邦人”（注：王啸苏：《毕永年传》，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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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学会由毕永年创设，其创会的目的，毕永年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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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于古今中外政法之蕃变，和战之机宜，条例约章之殽列，与中国所以不齿公法之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而一切归素王改制之律意，以求转圜于后日，补救于将来。（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公法学会》，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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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会专讲公法之学，举凡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的约章，均仔细讲会、切实考求。为此，会中集资购看《泰晤士报》、《国闻报》、《万国公报》、《湘报》，并着手搜罗总理衙门的档案、南北西洋的公牍、沿关各口的税则等掌故。此外，会友除讲求公法外，还致力于天算、舆地、兵法之学，以便学术切实有用，体用兼资。公法学会会友学习的方法，为各持日记一本，仿照史表体例，内列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格条目，凡是心有所得，就分类编记，互相交流。值得指出的是，与其他学会或新式学会不同，公法学会不设会董，也不设学长，只是学友会谈，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公法学会又与其他学会互为表里，不立门户，不挟意见，以免同室操戈。（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公法学会章程》，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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