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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湖南浏阳涌现出一个“群萌学会”。此会由黎少谷、唐绂丞、欧阳笠耕等人创设。会名“群萌”，其意“盖因群学可由此而萌也”，并拟日后合群既广，就直接改称“群学会”。此会以“辅仁益智”为主义，并兼敦“友睦任恤之风”。换言之，群萌学会通过会友的捐助，筹集资金，购买各类书籍，供会友阅览，以起到“辅仁益智”的作用。同时，又用捐资赈济贫困，以兴“友睦任恤之风”。所以，此会会员一律平等，概称“会友”。无论士农工商，均可入会。（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1《群萌学会叙》，北京：三联书店，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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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湖南，新式学会纷纷崛起。除了上述学会以外，长沙有“校经学会”，衡州有“任学会”，而在郴州则有“舆算学会”。舆算学会的宗旨为：“以植人材伸士气为要，凡入会诸君，宜略去虚文，要求实用，平居讲学，互相切磋，勿存门户之见，庶合同志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3附《湖南郴州舆算学会章程》。）换言之，就是通过人人共勉有用之学，以济时艰。而所谓的有用之学，则以舆地、算数最为时务阶梯，凡测天绘地、行军布阵、制器格物，均以此为本。所以，舆算学会的会员大多专门研习舆地、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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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会，大多局限于一省，而“强学会”虽初创于北京，其影响却遍及全国。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而“强”之义又分为二，即“力强”与“智强”。强学会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合群讲学，使人人“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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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仿照古代学校之规，以及各家专门之学，通过举办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四项实学，以广会员见闻，开一代新的学术风气。同时，强学会还立学堂以教育人才，创讲堂传承孔教，并派人游历天下，普查地舆、矿务、风俗。当然，强学会也仍然保留着诸多传统讲学会的特色，所以会内仍奉行蓝田《吕氏乡约》，即所谓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其讲求的学问，即所谓的圣门分科，仍以孔子经学为本。尽管如此，强学会确乎堪称开一代风气的新式学会，其讲学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除传统的中国史学、历代制度、各种考据、各种词章、各省政俗利弊之外，尚包括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万国律例、万国政教理法、古今万国语言文字，以及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物理、性理、生理、地质、医药、金石、动植、气力、治术、师范、测量、书画、文字，其学可谓古今合一，中外合一，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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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讲学会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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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会的起源，与书院的崛起不无关系。一至清季，由于学校科举制度的变革，新式学堂的纷纷创设，出现了各种新式的学会。所以，强学会、南学会的出现，宣告了旧式讲学会寿终正寝，同时又开辟了讲学会这一类学术团体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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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讲学会一类的学术性结社，无论是在明代名噪一时的东林讲学会，还是清末领风气之先的强学会，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结社或结会的特点，所以无不具有一套组织结构，并以制定会约、章程等形式，确立团体的宗旨，规范会员的行为。从各种讲学会的会约或章程来看，事实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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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守型。这种讲学会，与其说是讲明学术，识人真心，毋宁说是摧残人格，压抑人性。即以续证人社为例，其所定约诫，大多是一些让人改过自新的记录，显然已经受到当时流行的善书如“功过格”一类的影响。假若真的按照其约诫去实践，人难免会动辄得咎。其所定约诫，诸如正志不立、居业无恒、气质用事、不肃身型等等，都是犯了过失，并进而规定了积过成恶的计算方法以及改过自新的行为准则：“凡事积十过为一恶。大过一事积十过，是一事成一恶矣，宜闭阁终日。小过一事积一过，积十事乃成一恶，闭阁三时。”（注：恽日初：《续证人社约诫》，见《檀几丛书》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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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庸型。这种讲学会固然一方面保留了理学静坐证学、纯洁心灵的传统做法，即所谓的“别治静室，焚香冥坐，外息尘缘，内澄神虑”，但同时又有比较自由的逸乐生活，亦即酒席吃喝，还外出游历，命题赋咏，或者雅歌投壶，以各适其意。明人王畿创设的绍兴“小蓬莱会”即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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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开放型。这类讲学会，主要为近代的新式学会。它们当然具有讲明传统孔孟之学的职责，似乎有点抱残守缺，但它们更加注意的则是各种由西方传入的新学问，藉此以广人们见闻，并开一代风气。清末的强学会、南学会、舆算学会、公法学会，大抵堪称这类社团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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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会固然大多集中于有限的知识阶层中，但同时又将面向大众作为自己的远大目标，所以在教育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明人吕坤讲学自有一套通俗化的理论。凡是他教弟子或给初学者讲书，一般先将该讲之书理会一番，才开始讲解。讲解时，也只用俗浅语言，“如闾阎市井说话一般”。他曾说，若讲解《大学》、《中庸》一类的书籍，“须令仆童炊妇一听，手舞足蹈，方是真讲书”（注：吕坤：《四礼翼·冠前翼·养蒙礼》，见《清麓丛书》外编，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明代王氏后学泰州学派的王艮讲学，其听讲者范围极广，除士绅外，商人、陶匠、农夫、灶民亦复不少。这已是学界耳熟能详的事，无须在此赘述。万历二十四年（1596），理学大家冯从吾与同志在长安宝庆寺讲学，旬日一举，“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冯从吾考虑到所作会约一般民众难以理解，于是又作《谕俗》之语，云：“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同时，又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注：民国《长安县志》卷19《风俗志》，民国排印本。）从冯从吾所著《关中会约》来看，此会尚对民间的冠婚丧祭四礼及一般交际礼仪作了革新。（注：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冯少墟会约》，5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清末的强学会，同样致力于使一人独学变成群人共学，进而达到“合计百亿兆人共学”。显然，所强调的强智、益智，也并不局限于士绅内部的共学，而是要将它普及到民众百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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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讲学会，往往与当时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换一个角度说，从不同名色的讲学会的递嬗中，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学术的变迁。明代王学大盛时，各种讲学会大多表现为王氏心学的色彩。随后，王学走向末流，解经者多窃佛经、道藏，附会孔孟，书旨怪僻浮诞，而当时王氏后学的讲学会也基本与这种学术动向相契合。为救王学之弊，东林学派兴起，调和朱陆，这就是东林讲学会的学术宗旨。到了明季，理学式微，经学复兴，士子知禀经尊注，故五经社、尊经社、经会等学术团体应运而生。明末，随着实学思潮的崛起，学术界经世致用之风随之勃盛，故又有经济会、读史社等社团与之遥相呼应。入清，程朱理学高踞庙堂，陆王心学犹存，与之对峙，因而清初的讲学会仍不乏理学色彩。乾嘉以后，汉学大盛，士子经生汲汲于经典考据，以致讲学会一度衰歇。嘉、道以后，经世学风弥漫学界，实学再兴，因此强学会、南学会、舆算学会多具富国强兵的实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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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讲学而干预朝政，这是士大夫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的必然。讲学导致诸生士子群萃州处，什伍成群，形成不同的群体。讲学家初时设会讲学，无非是为了改变人心不古、风俗不淳这种局面，以提倡良好的学风与士风。但时日一久，鱼龙混杂，参加者亦不乏贪慕富贵功名之辈。有些闻风争附者，心中实际上装着功名富贵的念头，所以“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羡卿贰之崇高”。他们一旦加入讲学会，就“相饰以智，相轧以势，相尚以艺能，相邀以声誉”，并且洋洋自喜，自认为“吾得为会中人物耳”（注：《明世宗实录》卷541，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条，见校印本《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贪婪之态，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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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讲学会并非远离政治，而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尤喜将“以学术持清议”作为自己的信念。（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2《孙公墓表》。）东林学派讲学，也是“有为讲学”、“有意立名”，暗寓政治色彩，所以难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注：钱谦益：《初学集》卷48《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缪公行状》，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246页。）。而清末的强学会，更兼具学会与地方议会的规模：“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注：梁启超：《谭浏阳传》，上海，文明书局，1923。）当晚明讲学会大盛、清议蜂起之余，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学校议政的具体构想，而清末的强学会，也是学会与议会合一。其间的传承关系，倒是颇值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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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三节 怡老游戏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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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深究儒、道两家思想的堂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似乎已成为士大夫的普遍生活准则。就独善其身而言，其形式无非表现为隐居山野，逍遥林泉。当然，这种隐居生活也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岩居穴处，确能做到与世隔绝，不再与闻尘世之事；而另一种是借吟风弄月以消闲，却又耐不住寂寞，与邻舍、志士、同道交游，诗酒盟会，名为隐居，实则名利之心颇重。就兼济天下而言，尽管有些人怀抱忠君爱国之心，而且在官场上也时运亨通，但仕途终有尽头，当老而致仕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士大夫不得不替自己的老年余生多作考虑，即如何怡老，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思考。这样，就产生了各种怡老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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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惯了热闹喧嚷、应酬交际、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的士大夫，一旦致仕里居以后必然会失去心理平衡，对寂寞的乡居生活感到不习惯。当然，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亦不失为一种打发孤寂的好办法。同时，每当地方上举行乡饮酒礼，士大夫作为头面人物，可以忝列耆老之列，主持地方礼仪，也着实可以风光一阵。再者，整顿家族的事务、法规，视家政如国政，自然也会有一番治家如治国的感受。最次者，还可以交通地方官府，嘱托公事，霸占百姓田产，充当一个豪横的角色。然含饴弄孙固属情趣盎然，却无作为；乡饮酒礼一年只有一次，平时如何风光？家政却甚烦琐，无风雅可言；嘱托公事，虽油水很大，却是一般正统士大夫所不屑为。所以，交游老年同道，饮酒赋诗，结成各类老年社、怡老会，倒是成了士大夫乡居生活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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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率会”与“怡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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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耆年硕德的士大夫，一旦闲居里舍，或在政事之暇，互相交游，放纵诗酒之乐，风流雅韵，纷纷结成怡老之会，不仅为一时所歆羡，而且为后世所效仿。故后世好事者，往往绘而为图，无非也是景行仰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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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怡老会，名称不一，或称“耆英会”，或称“怡老会”，或称“真率会”，或称“叙情会”。下面依次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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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老会”与“怡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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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怡老会的源头，当然应推唐代白居易设立的“九老会”。九老会设于唐会昌五年（845），其地为洛阳履道坊，为一“尚齿之会”。据白居易《洛中九老会》记，九老会起初只是七老尚齿之会，分别为胡杲、吉旼、刘真、郑据、卢真、张浑、白居易，“七老相顾既醉且欢，静而思之，此今稀有，因各赋七言韵诗一章以记之，或传之美事者”。同年夏天，又有二老即李元爽与僧如满，亦来参与此会，于是号称“九老会”，并绘图书姓名、年龄，题为《九老图》（详见附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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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老，过去的史籍记载有歧异。如《新唐书·白居易传》所列九老有卢贞、狄谦谟，而无李元爽、僧如满。但据白居易所记，狄谦谟、卢贞虽与会，但因年未及七十，故名不列九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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