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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学会的流风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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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会在明代达到了极盛。入清以后，由于清政府的民族高压政策，更由于满汉民族矛盾之争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讲学之风渐趋衰歇。尽管如此，但流风所被，余韵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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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六年至七年间（1649—1650），在浙东甬上，陈夔献创为“讲经会”，“搜故家经学之书，与同志讨论得失”。此会每月二会，参加者“各取其长，以相会通”。每次聚会，陈夔献常任都讲，分讲其中一经，“必尽搜郡中藏书之家先儒注说数十种，参伍而观，以自然的当不可移易者为主，而又积思自悟，发先儒之所未发者尝十之二三焉”（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序类·陈夔献偶刻诗文序》、《寿序类·陈夔献五十寿序》、《碑志类·陈夔献墓志铭》，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0、680~681、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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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之会，究其实无非是讲明儒学的本原。儒学由孔子开创其学，后世的诸生士子大多为“孔子之徒”。然而由于条件所限，这些士子很难亲自登阙里之堂，目睹阙里孔庙的车服礼器。至于孔庙，各地虽在在有之，但多在郡邑治所，每年春秋由有司与学官主持祭典，参加者仅为附近诸生与执事者数十人而已，其余均因地远难赴，以致有人读书数十年，未尝得以进孔庙行一拜礼，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孔子之徒。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郭存会主张，各地学者宜根据所居之乡，“各约同志，共结一社”，这就是所谓的“圣节会”。此会规定，将孔子的生卒之日作为“圣节”，同社之人共同致祭。在祭前或祭后，同社之人燕坐茶次，互相扬榷经义，“戒淫佚，饬廉隅”，在致祭之中暗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注：郭存会：《圣节会序》，见《昭代丛书》丙集卷14，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按：按照清代的制度，每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之日。此日，各地方儒学诸生照例需要到孔庙行礼。这种儒生的祭祀集会，在当时又俗称“孔子会”，显然可与“圣节会”并看。关于孔子会，可参见陆以湉：《冷庐杂识》卷2《孔子生日》，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可见，圣节会已将讲学会与带有宗教性质的祭祀礼仪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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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讲学会虽不如明之盛，但也有零星记载。当赵士麟为容城知县时，就创建正学书院，“集环邑之士而月一再会焉”，称“金容会”。康熙二十三年（1684），赵士麟巡抚浙江，集绅士僚属于西湖书院，设“武林会”。康熙二十五年，巡抚江苏，又在苏州府学明伦堂，集绅士僚属举行讲会，称“金阊会”。（注：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1《金容会语》、卷3《武林会语》、卷4《金阊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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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的讲学会中，较为著名的有“续证人社”与“志学会”。证人会创设于明季，由理学大家刘宗周主持其会，以“证人”立教，并立有《人谱》。入清后，人各其人，人各证其人，证人会流于散落。为此，其弟子恽日初等，根据《人谱》所列，业期循勉，重振证人会的旗鼓，结成“续证人社”。（注：恽日初：《续证人社约诫》，见《檀几丛书》卷17，清康熙间刻本。按：关于刘宗周所创之蕺山学派及其在清初之分裂，参见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见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249~29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志学会由汤斌创设。志学之意，当为“学者莫先于立志”，并根据明代冯从吾的讲学会约，稍加增损，附以己见，重作会约。（注：汤斌：《志学会约》，见《昭代丛书》庚集埤编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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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讲学会一般为诸生士子或有道先生的聚会，以便讲明学术。但在清初，讲学会转而变成塾师的集会。换言之，在塾师当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讲学会的学术社团。康熙十二年，施璜在安徽还古书院举行讲会，定下尚道德、定宗派、持敬、绎注、力行、习六艺、育英才、务谦虚、防间断九条规约。后讲会变成“联塾讲”，参与者多近地塾师。大会齐集紫阳书院，月会则在家塾、祠堂与山馆。讲期每年七次，“俱以解馆暇日为定”（注：施璜：《塾讲规约》附《塾讲时宜》，见《昭代丛书》甲集卷7。）。这种将各塾馆联为讲会的做法，说明清初讲学会虽不如明代之盛，但其讲学范围似有所扩大。延至清代中叶，不但“塾讲”这种讲会形式得以保持，而且出现了“族讲”。如安徽徽州休宁县之茗洲吴氏家族，其讲会就分为“塾讲”、“族讲”两种，“虽隆冬酷暑，不因而少辍”。又如康熙三十九年的春天与秋天，吴翟两次参与还古书院、紫阳书院的讲学之会。康熙四十年春，又率领族人结成“泰春会讲”，每年举行四次。康熙四十一年秋天，联合同志结成“塾讲”之会，每月朔、望两次举行，“师友讨论，未之或废”（注：吴翟辑撰，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卷8《讲学议》，296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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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式学会的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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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自乾嘉以后，理学衰微，朴学大盛，讲学之风一度沉寂。至清末，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再加之西洋各种社会思潮相继传入中国，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于是就有了各种新式学会的崛起乃至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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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士子的会讲、会课以及旧式的讲学会仍然存在，只是在蓬勃发展的各种新式学会的掩盖下，已经演变为一股潜流，并不引人注目。人若孤独，则寡闻见诮；若欲丽泽，则讲友宜先。读书求师友的传统，正可谓一脉相传，至清末而未改。如康有为就设读书讲会，或三日一会，或五日一会，上下议论，其益无穷。会讲时禁淫朋诡说，以蓝田《吕氏乡约》为法，以行德义相劝，过失相规。光绪七年（1881），在绍兴有一个讲学会，称“志学会”，参加者有周亦辉、王积堂、周味莼、戚升淮、程伯棠五人。周亦辉、王积堂两人为此会的领袖，周为程朱派，王为陆王派。会内学派虽然不同，却从未闹过意见。会内成员用功的方法是看书，写札记；把札记互相传观，加以批评。札记的内容，大约与宋儒语录相类。他们讲学的目的，可归结为三大愿，即：愿天下无贫人；愿天下无病人；愿天下无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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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讲学会，对于改变因科举盛行而带来的鄙陋学风，具有一定的意义。时至清末，若将教育仍局限于这种讲明理学的讲学会，显然已不合时宜。在清末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眼里，教育并非只指设立新式学堂，诸如演说、书报、统计、改革风俗、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即以学校而言，也并非只是中、小学而已，其他如幼稚园、成年教育乃至农桑商工及政治法理哲学等等学科，更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所以，清末建立的新式“教育会”，比起讲学会来，其教育范围更为开阔，教育内容更为丰富。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仪荪、郑望梅、谭寿余、袁仲甫等人在杭州创立“方言学社”，延聘许研农为教习，又以谭建侯为总理，而刘、郑、袁、谭四人分任社长、理事之职。学社的教育内容，除保留经史辞章这些旧学之外，尚包括英国语言文字学、算术、格致之类。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教育以政治体制加以划分，则可分为专制体的学堂，共和体的学会，而方言学社则为立宪体，“以学会为体，举学堂之实，议事取公论，治事有专职”（注：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北京，中华书局，1984。）。又如在四川南部县，宣统二年（1910），已分别成立了“医学改良会”与“蚕桑传习所”，并为医生或学员颁发行医凭单、毕业证书，无不体现了清末改良的新风气。（注：宣统二年，四川南部县医学改良会在给外科医生杨国德颁发的行医凭单中，明确指出：“医学改良，必先从甄别医士入手，一有不慎，贻误实多。”医生在得到凭单之后，既可以入会研究，又可以在本乡行医。又宣统二年南部县官立简式蚕桑传习所的毕业证书显示，其科目包括品行、学理、实习三个方面。其中学理又设有国文、气候、生理、养蚕法、算术等科，实习则包括饲育、制种、收茧、缫丝、接桑等科。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1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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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由于风气大开，各种新式学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这众多的学会中，最著名的当数“南学会”、“湘学会”。此外，尚有“公法学会”、“舆算学会”、“群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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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后，新学兴起。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为治，设立时务学堂，以培育人才，主持其事者为陈三立、梁启超、谭嗣同、黄忠浩、熊希龄、皮锡瑞等人。附设南学会，发行《湘报》，由樊锥、唐才常、杨毓麟、何来保、易鼐等左右其事。此外，石秉钧、石建勋在邵阳设立分校、分会。南学会之设，其目的为“一在保种，一在保教”（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南学会问答》，见《樊锥集》（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1984。）。同时，在长沙，毕永年还组织湘学会，“日与唐才常、谭嗣同、林圭辈讲论，以儆邦人”（注：王啸苏：《毕永年传》，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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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学会由毕永年创设，其创会的目的，毕永年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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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于古今中外政法之蕃变，和战之机宜，条例约章之殽列，与中国所以不齿公法之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而一切归素王改制之律意，以求转圜于后日，补救于将来。（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公法学会》，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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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会专讲公法之学，举凡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的约章，均仔细讲会、切实考求。为此，会中集资购看《泰晤士报》、《国闻报》、《万国公报》、《湘报》，并着手搜罗总理衙门的档案、南北西洋的公牍、沿关各口的税则等掌故。此外，会友除讲求公法外，还致力于天算、舆地、兵法之学，以便学术切实有用，体用兼资。公法学会会友学习的方法，为各持日记一本，仿照史表体例，内列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格条目，凡是心有所得，就分类编记，互相交流。值得指出的是，与其他学会或新式学会不同，公法学会不设会董，也不设学长，只是学友会谈，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公法学会又与其他学会互为表里，不立门户，不挟意见，以免同室操戈。（注：毕永年：《毕永年文·公法学会章程》，见《樊锥集》（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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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湖南浏阳涌现出一个“群萌学会”。此会由黎少谷、唐绂丞、欧阳笠耕等人创设。会名“群萌”，其意“盖因群学可由此而萌也”，并拟日后合群既广，就直接改称“群学会”。此会以“辅仁益智”为主义，并兼敦“友睦任恤之风”。换言之，群萌学会通过会友的捐助，筹集资金，购买各类书籍，供会友阅览，以起到“辅仁益智”的作用。同时，又用捐资赈济贫困，以兴“友睦任恤之风”。所以，此会会员一律平等，概称“会友”。无论士农工商，均可入会。（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1《群萌学会叙》，北京：三联书店，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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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湖南，新式学会纷纷崛起。除了上述学会以外，长沙有“校经学会”，衡州有“任学会”，而在郴州则有“舆算学会”。舆算学会的宗旨为：“以植人材伸士气为要，凡入会诸君，宜略去虚文，要求实用，平居讲学，互相切磋，勿存门户之见，庶合同志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3附《湖南郴州舆算学会章程》。）换言之，就是通过人人共勉有用之学，以济时艰。而所谓的有用之学，则以舆地、算数最为时务阶梯，凡测天绘地、行军布阵、制器格物，均以此为本。所以，舆算学会的会员大多专门研习舆地、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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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会，大多局限于一省，而“强学会”虽初创于北京，其影响却遍及全国。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而“强”之义又分为二，即“力强”与“智强”。强学会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合群讲学，使人人“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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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仿照古代学校之规，以及各家专门之学，通过举办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四项实学，以广会员见闻，开一代新的学术风气。同时，强学会还立学堂以教育人才，创讲堂传承孔教，并派人游历天下，普查地舆、矿务、风俗。当然，强学会也仍然保留着诸多传统讲学会的特色，所以会内仍奉行蓝田《吕氏乡约》，即所谓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其讲求的学问，即所谓的圣门分科，仍以孔子经学为本。尽管如此，强学会确乎堪称开一代风气的新式学会，其讲学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除传统的中国史学、历代制度、各种考据、各种词章、各省政俗利弊之外，尚包括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万国律例、万国政教理法、古今万国语言文字，以及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物理、性理、生理、地质、医药、金石、动植、气力、治术、师范、测量、书画、文字，其学可谓古今合一，中外合一，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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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讲学会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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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会的起源，与书院的崛起不无关系。一至清季，由于学校科举制度的变革，新式学堂的纷纷创设，出现了各种新式的学会。所以，强学会、南学会的出现，宣告了旧式讲学会寿终正寝，同时又开辟了讲学会这一类学术团体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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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讲学会一类的学术性结社，无论是在明代名噪一时的东林讲学会，还是清末领风气之先的强学会，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结社或结会的特点，所以无不具有一套组织结构，并以制定会约、章程等形式，确立团体的宗旨，规范会员的行为。从各种讲学会的会约或章程来看，事实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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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守型。这种讲学会，与其说是讲明学术，识人真心，毋宁说是摧残人格，压抑人性。即以续证人社为例，其所定约诫，大多是一些让人改过自新的记录，显然已经受到当时流行的善书如“功过格”一类的影响。假若真的按照其约诫去实践，人难免会动辄得咎。其所定约诫，诸如正志不立、居业无恒、气质用事、不肃身型等等，都是犯了过失，并进而规定了积过成恶的计算方法以及改过自新的行为准则：“凡事积十过为一恶。大过一事积十过，是一事成一恶矣，宜闭阁终日。小过一事积一过，积十事乃成一恶，闭阁三时。”（注：恽日初：《续证人社约诫》，见《檀几丛书》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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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庸型。这种讲学会固然一方面保留了理学静坐证学、纯洁心灵的传统做法，即所谓的“别治静室，焚香冥坐，外息尘缘，内澄神虑”，但同时又有比较自由的逸乐生活，亦即酒席吃喝，还外出游历，命题赋咏，或者雅歌投壶，以各适其意。明人王畿创设的绍兴“小蓬莱会”即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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