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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开放型。这类讲学会，主要为近代的新式学会。它们当然具有讲明传统孔孟之学的职责，似乎有点抱残守缺，但它们更加注意的则是各种由西方传入的新学问，藉此以广人们见闻，并开一代风气。清末的强学会、南学会、舆算学会、公法学会，大抵堪称这类社团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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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会固然大多集中于有限的知识阶层中，但同时又将面向大众作为自己的远大目标，所以在教育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明人吕坤讲学自有一套通俗化的理论。凡是他教弟子或给初学者讲书，一般先将该讲之书理会一番，才开始讲解。讲解时，也只用俗浅语言，“如闾阎市井说话一般”。他曾说，若讲解《大学》、《中庸》一类的书籍，“须令仆童炊妇一听，手舞足蹈，方是真讲书”（注：吕坤：《四礼翼·冠前翼·养蒙礼》，见《清麓丛书》外编，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明代王氏后学泰州学派的王艮讲学，其听讲者范围极广，除士绅外，商人、陶匠、农夫、灶民亦复不少。这已是学界耳熟能详的事，无须在此赘述。万历二十四年（1596），理学大家冯从吾与同志在长安宝庆寺讲学，旬日一举，“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冯从吾考虑到所作会约一般民众难以理解，于是又作《谕俗》之语，云：“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同时，又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注：民国《长安县志》卷19《风俗志》，民国排印本。）从冯从吾所著《关中会约》来看，此会尚对民间的冠婚丧祭四礼及一般交际礼仪作了革新。（注：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冯少墟会约》，5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清末的强学会，同样致力于使一人独学变成群人共学，进而达到“合计百亿兆人共学”。显然，所强调的强智、益智，也并不局限于士绅内部的共学，而是要将它普及到民众百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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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讲学会，往往与当时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换一个角度说，从不同名色的讲学会的递嬗中，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学术的变迁。明代王学大盛时，各种讲学会大多表现为王氏心学的色彩。随后，王学走向末流，解经者多窃佛经、道藏，附会孔孟，书旨怪僻浮诞，而当时王氏后学的讲学会也基本与这种学术动向相契合。为救王学之弊，东林学派兴起，调和朱陆，这就是东林讲学会的学术宗旨。到了明季，理学式微，经学复兴，士子知禀经尊注，故五经社、尊经社、经会等学术团体应运而生。明末，随着实学思潮的崛起，学术界经世致用之风随之勃盛，故又有经济会、读史社等社团与之遥相呼应。入清，程朱理学高踞庙堂，陆王心学犹存，与之对峙，因而清初的讲学会仍不乏理学色彩。乾嘉以后，汉学大盛，士子经生汲汲于经典考据，以致讲学会一度衰歇。嘉、道以后，经世学风弥漫学界，实学再兴，因此强学会、南学会、舆算学会多具富国强兵的实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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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讲学而干预朝政，这是士大夫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的必然。讲学导致诸生士子群萃州处，什伍成群，形成不同的群体。讲学家初时设会讲学，无非是为了改变人心不古、风俗不淳这种局面，以提倡良好的学风与士风。但时日一久，鱼龙混杂，参加者亦不乏贪慕富贵功名之辈。有些闻风争附者，心中实际上装着功名富贵的念头，所以“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羡卿贰之崇高”。他们一旦加入讲学会，就“相饰以智，相轧以势，相尚以艺能，相邀以声誉”，并且洋洋自喜，自认为“吾得为会中人物耳”（注：《明世宗实录》卷541，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条，见校印本《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贪婪之态，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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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讲学会并非远离政治，而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尤喜将“以学术持清议”作为自己的信念。（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2《孙公墓表》。）东林学派讲学，也是“有为讲学”、“有意立名”，暗寓政治色彩，所以难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注：钱谦益：《初学集》卷48《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缪公行状》，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246页。）。而清末的强学会，更兼具学会与地方议会的规模：“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注：梁启超：《谭浏阳传》，上海，文明书局，1923。）当晚明讲学会大盛、清议蜂起之余，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学校议政的具体构想，而清末的强学会，也是学会与议会合一。其间的传承关系，倒是颇值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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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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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三节 怡老游戏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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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深究儒、道两家思想的堂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似乎已成为士大夫的普遍生活准则。就独善其身而言，其形式无非表现为隐居山野，逍遥林泉。当然，这种隐居生活也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岩居穴处，确能做到与世隔绝，不再与闻尘世之事；而另一种是借吟风弄月以消闲，却又耐不住寂寞，与邻舍、志士、同道交游，诗酒盟会，名为隐居，实则名利之心颇重。就兼济天下而言，尽管有些人怀抱忠君爱国之心，而且在官场上也时运亨通，但仕途终有尽头，当老而致仕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士大夫不得不替自己的老年余生多作考虑，即如何怡老，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思考。这样，就产生了各种怡老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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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惯了热闹喧嚷、应酬交际、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的士大夫，一旦致仕里居以后必然会失去心理平衡，对寂寞的乡居生活感到不习惯。当然，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亦不失为一种打发孤寂的好办法。同时，每当地方上举行乡饮酒礼，士大夫作为头面人物，可以忝列耆老之列，主持地方礼仪，也着实可以风光一阵。再者，整顿家族的事务、法规，视家政如国政，自然也会有一番治家如治国的感受。最次者，还可以交通地方官府，嘱托公事，霸占百姓田产，充当一个豪横的角色。然含饴弄孙固属情趣盎然，却无作为；乡饮酒礼一年只有一次，平时如何风光？家政却甚烦琐，无风雅可言；嘱托公事，虽油水很大，却是一般正统士大夫所不屑为。所以，交游老年同道，饮酒赋诗，结成各类老年社、怡老会，倒是成了士大夫乡居生活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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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率会”与“怡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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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耆年硕德的士大夫，一旦闲居里舍，或在政事之暇，互相交游，放纵诗酒之乐，风流雅韵，纷纷结成怡老之会，不仅为一时所歆羡，而且为后世所效仿。故后世好事者，往往绘而为图，无非也是景行仰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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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怡老会，名称不一，或称“耆英会”，或称“怡老会”，或称“真率会”，或称“叙情会”。下面依次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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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老会”与“怡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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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怡老会的源头，当然应推唐代白居易设立的“九老会”。九老会设于唐会昌五年（845），其地为洛阳履道坊，为一“尚齿之会”。据白居易《洛中九老会》记，九老会起初只是七老尚齿之会，分别为胡杲、吉旼、刘真、郑据、卢真、张浑、白居易，“七老相顾既醉且欢，静而思之，此今稀有，因各赋七言韵诗一章以记之，或传之美事者”。同年夏天，又有二老即李元爽与僧如满，亦来参与此会，于是号称“九老会”，并绘图书姓名、年龄，题为《九老图》（详见附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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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老，过去的史籍记载有歧异。如《新唐书·白居易传》所列九老有卢贞、狄谦谟，而无李元爽、僧如满。但据白居易所记，狄谦谟、卢贞虽与会，但因年未及七十，故名不列九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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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洛中九老会之后，九老会、十老会之称不断。尤其在宋代，这一类的怡老会就更多。宋至道年间，有九老集于京师，分别为：张好问，85岁；李运，80岁；宋祺，79岁；武允成，79岁；僧赞宁，78岁；魏丕，76岁；杨徽之，75岁；朱昂，71岁；李昉，70岁。至和年间，又有“五老会”，分别为：杜衍，80岁；王涣，90岁；毕世长，94岁；朱贯，88岁；冯平，88岁。庆历六年（1046），吴兴六老聚于南园，为“六老会”，分别为：郎简，77岁；范锐，66岁；张维，97岁；刘余庆，92岁；周守中，90岁；吴琰，72岁。庆历年间，吴中还有“九老会”，实际参加者却只有叶参、徐祐等五人。元丰年间，吴中又有“十老会”，分别为：卢革，82岁；黄挺，82岁；程师孟，77岁；郑方平，72岁；闾丘孝终，72岁；章岵，73岁；徐九思，73岁；徐思闵，73岁；崇大年，71岁；张诜，70岁。（注：周密：《齐东野语》卷20《耆英诸会》，246~247页，济南，齐鲁书社，2007；范成大：《吴郡志》卷2《风俗》，见《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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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代，九老会一类的团体亦时常见诸史料记载。大概在建文、永乐年间，浙江乌镇有“九老会”，其参加者分别有漏淑瑜、唐其道、孟光等，年龄均在85岁以上。（注：谈迁：《枣林杂俎》智集《乌镇九老会》，31页。）成化四年（1468），蒋性中引归乡里松江，“合乡之高年行谊之人，月一酒食”，名为“莺湖九老会”。弘治年间，霍霆乞休之后，年已80余岁，亦作“七老会”，“图画赋诗，时以为盛事”（注：李绍文：《云间人物志》卷2《成化至正德间人物·瞿南山》，见《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1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31《杂事》，1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弘治初年，在夏邑有“十老会”，多次相会，“弈棋、弹琴、赋诗，时形图绘”（注：谈迁：《枣林杂俎》和集《十老会》，557页。）。此外，洛阳有“八耆会”，大概也与八老会相同。此会颇有自己的特色，“有故者不入，志异者不入，仕者不入，幼者不入，耆而已矣”（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445《河南府部》。）。在嘉定南翔镇，又有“老年社”，“有八老人为社……居止不一二里，而耄耋相望，日杯酒谈笑，以相娱乐”。此老年社又称“八老会”，唐时升专门赋诗记之。从记载可知，八老分别如下：赵陆，94岁；徐爵，90岁；陆淙，85岁；徐勋、张乐，皆84岁；董儒，83岁；朱梓，82岁；陆，81岁。南翔镇之八老会，在清代尚有续举。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朱若洲邀请里中耆旧八人，置酒猗园，再举八老之会。八老分别为：金良模，87岁；沈元麟，86岁；金良营、陆景龙，皆84岁；江自超、王绅榛，皆81岁；程伟，80岁；齐汝揆，79岁。嘉庆十一年（1806），朱抡英再次邀集八老于陶圃，举行八老会。八老如下：许国栋，87岁；张其年，84岁；胡洪年，80岁；朱振声、皇甫暻年，皆79岁；杜世绅，78岁；程嘉德、吴凤升，皆77岁。（注：唐时升：《三易集》卷2，清康熙二十八年嘉定陆氏刻本；张承先著，程攸熙订：《南翔镇志》卷12《杂志·轶事》，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227~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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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类似九老会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如清初康熙年间，江苏武进有“醉乡十老会”，参加者有汤启旸、高兰皋等十人。据史料记载，十老并不善饮，不过“托于酒而逃”，所以号称“醉乡”（注：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8《醉乡十老图》，见《常州先哲遗书》，清光绪间盛宣怀刻本。）。乾隆十四年，在武进，庄柏承仕归以后，与“里之宗人为唱酬雅集”，称“南华九老会”。柏承之孙庄宇逵辑九老会唱酬之诗，为《南华九老会诗谱》。（注：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6《重刊南华九老会唱和诗谱序》；恽敬：《大云山房文稿补编·南华九老会诗谱序》。）乾隆三十三年，在北京，劳之辨、汪晋征等五人，“举五老齿会于陶然亭”，用“人生七十古来稀”为起句赋诗。同年，沈世枫邀陈兆仑等，亦结一“五老会”。（注：戴璐：《藤阴杂记》卷10，98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这两个五老会，与一般的怡老之会稍有不同，即参加者均为在职官员，并非致仕里居士绅。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宗袁家居松江，曹锡方以百岁请旌，于是“集里中高年十九人，会于敬承堂”。嘉庆元年（1796），李廷敬“延里中八十上者七人，饮于嘉荫堂”，称“九老会”，绘图赋诗，亦称一时盛事。（注：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31《杂事》，146页。）关于这次九老会举行的时间，别的史籍记载稍异，认为是嘉庆九年。（注：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1《九老会》，见《笔记七编》，影印本，台北，广文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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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此类九老会，又称“尊德会”。如在娄县，乾隆二十六年（1761），地方绅士蔡秋澄邀集县中耆旧，仿照白香山故事，结成九老会。与会者分为：戴宾，88岁；程绪祖、蒋元、顾心锴，皆80岁以上；蔡维熊、许王猷，皆70岁以上；谢永辉、钱家暨、曹廷栋，皆60余岁。设宴陈乐，赋诗绘图，因其堂称“尊德”，于是称为“尊德会”，并刊有《尊德会诗集》。（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10《志拾遗·拾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85页。）道光八年（1828），陶澍任江苏巡抚时，重修苏州沧浪亭，并修建五百名贤祠。落成之日，举行“五老会”。五老分别为：内阁中书潘奕隽，88岁；山东道监察御史吴云，81岁；山东按察使石韫玉，72岁；刑部尚书韩葑，71岁；江苏巡抚陶澍，50岁。以齿序坐，各赋一诗，好事者于是绘为《五老图》。（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5《沧浪亭》，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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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老会”一称，当始于明万历年间。当时张瀚乞休故里杭州，与同乡诸缙绅结成怡老会，参加者近20人。（注：张瀚：《武林怡老会序》，见《武林怡老会诗集》，《武林掌故丛编》本。）怡老会的宗旨为“要在操德励志，仕宦勉修政行，家食无忤乡评，非徒冒荣名，积岁月，饮食宴乐，流连光景而已也”。所以，其特点为“选胜湖山，迭为主宾，不疏不数，不丰不啬，间赋一诗，不必尽成，事或相妨，不必尽至，陶陶然谓为山泽散人”，一派山野消闲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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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耆英会”与“真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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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怡老消闲之会，除九老会、五老会、老人社外，或称“真率会”与“耆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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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会之名始于宋。宋元丰五年（1082），文彦博留守西都，仰慕唐白居易的九老会，“于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以老自逸者于韩公第，置酒相乐，凡十二人”，时人目为“洛阳耆英会”。耆英会的参加者分别有：富弼，79岁；文彦博，77岁；席汝言，77岁；王尚恭，76岁；赵丙、刘几、冯行己，均为75岁；楚建中，73岁；王慎中，72岁；张问、张焘，皆70岁；司马光，64岁。随后，王拱辰以年71岁的高龄留守大名，贻书文、富二公，表示愿预其会，所以耆英会的实际参加者为13人。（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4《衣冠盛事·洛阳耆英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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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记载可知，耆英会后改为“真率会”。（注：周密：《齐东野语》卷20《耆英诸会》，246~247页。）如司马光辞官后，与耆老六七人，“时相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命之曰“真率会”。（注：吕希哲：《傅讲杂记》，见《说郛》卷24。）庆历年间吴中的九老会，后亦易名为耆英会，又名真率会。（注：范成大：《吴郡志》卷2《风俗》。）若追溯真率会的源头，尚可推到东晋。如《晋书·羊曼传》记载：“（王）敦败，（羊曼）代阮孚为丹杨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相饰供馔。曼拜丹杨，客来早者得佳设，日宴则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而不问贵贱。有羊固拜临海太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盛馔。论者以为固之丰腆，乃不如曼之真率。”所以，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司马温公有真率会，盖本于东晋初。”（注：吴曾：《能改斋漫录》，见《说郛》卷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