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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玩水，寻芳探幽，也是士大夫闲暇生活的基本内容。但即使是这种冶游生活，他们亦不是一人独游，而是喜欢邀请同志，结会出游。（注：张岱：《琅嬛文集》卷3《游山小启》，10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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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古玩之会：香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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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葛莘伍，生性颇爱古玩。每年在荷花盛开之时，约同人举行“香炉会”。其门下之客石秀卿专门负责此会的联络工作。聚会期间，“金镂银涂，罗列盈案，于以品其高下”。此外，香炉会还例设素肴，尤称雅集。（注：龚炜：《巢林笔谈》卷1《葛莘伍》，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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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及时行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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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时，时局不靖，朝士率以醇酒妇人自晦。于是，有人专门创设“及时行乐会”，写有小启，其中有云：“软红十丈，浓绿万株。历历方情，常常尘梦。陆沉有日，绝怜失国之人；养晦遵时，合筑忘忧之馆。”其会章以八人每夕轮饮四伶家，迭为宾主，所费省而得夜夜游宴。（注：徐珂：《清稗类钞》之《饮食类·及时行乐会之轮饮》，第13册，6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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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闲恬适与粉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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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绅士大夫一生劳扰，汲汲于功名利禄，在官场上钩心斗角，煞费苦心。有些士大夫一生官运亨通，在官场无波折起伏，但至老归乡以后，如何打发寂寞？有些士大夫仕途多艰，看破世俗的喧嚣，及时息隐，但孤处的息隐生活也使他们无法忍受，至少对一部分士大夫来说是如此。所以，传统的士大夫具有一种天然的合群精神，他们不愿意一人独处，体味孤寂的境况，而喜结伴成群，享受群居的乐趣。他们的一生，始终生活在群体之中。自入庠序以后，他们就在成群的秀才中厮混，结成各式各样的文社，互相交游；一旦中了进士，有了更高的功名，他们就结成同年会，联络同年进士间的感情，以便日后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中能够互通声气，互相照应。等到老年致仕，息居乡里，优游岁月，颐养天年，他们亦喜互相结交，以防老年的孤独。这样，就有了上面所提及的各类怡老之会与娱乐性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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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怡老游戏之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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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怡老游戏之会的目的，大致不外乎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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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谓怡老、娱乐之会，无非是文人雅士消闲雅致生活的集中体现。正当生活在升平之世，又值致仕回到桑榆之乡，就不能不去享受乡里的逸趣。这种洒脱生活的具体场景，当然表现为或登高眺远，结伴出游，从山清水秀的迷人景色中获取美的享受；或赏花玩月，举行赏花之会，以便在花香鸟语中做一个翰墨散仙；或饮酒赋诗，其中饮酒又可以分成解忧消愁与闲暇品味两种，而赋诗则纯粹是消闲应酬之作；或拨弄琴弦，欣赏音乐，涂抹丹青，在尺幅画中别寻一种享乐的天地；或谈谐说笑，假哭矫涕，故意为世道悲。至于趣味稍低的，则可以借斗鸡玩赌博的游戏，或者探讨做梦之事。如此等等，就是士大夫归隐乡里之后的全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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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士大夫始终是传统教化主义的最好倡导者，无论是仕宦，还是乡居，他们均把推行儒家伦理教化作为自己的职责，所以即使在这种颐养天年的结社中，仍带有推行儒家礼仪的教化意义。正如明人王鏊所言，士大夫的岁时有会，究其原因，就是为了“敦契谊，崇齿德，畅洇郁，而示乡人以礼也”（注：王鏊：《王文恪公集》卷16《东岳会老记》，明三槐堂刻本。）。显然，这种结会仍部分带有古代乡饮酒礼的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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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这种怡老之会具有一种更为实际的功利目的，这就是粉饰太平。这类怡老会或叙情会，大多出现于传统社会所谓的太平盛世。即以明代为例，此类结社在明初与明末较为少见，而是初盛于成化、弘治年间，再盛于隆庆、万历年间。其时，社会相对安定，国力还较强盛，为士大夫的优游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据载，弘治时朝政宽大，廷臣多事游宴，“京师富家揽头诸色之人，亦伺节令习仪于朝天宫、隆福寺诸处，辄设盛馔，托一二知己转邀，席间出教坊子弟歌唱。内不检者，私以比顽童为乐，富豪因以内交”（注：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其实，不仅在朝臣中游宴成风，即使致仕官员的结会也相当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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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观念，高年耆寿是朝廷的祥瑞，国之珍宝，太平的象征，于是耆老相聚结会，就成了一方希阔之盛事。所以，大量的九老会、十老会、老人社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士大夫借此证明世象太平，维护风教。如“击壤会”兴起于明弘治五年（1492），号称时平岁登，民乐其生。此会筵会时，北面稽首，焚香吁天，道：“愿明天子万岁万万岁，宰执惟邻，藩臬惟良，郡有贤守，邑有贤大夫，用康保我，亦云休哉！愿雨旸时若，百谷滋植，公私羡余，闾阎笑语，野无横民，邻有善俗，俾我老人，永有今日之娱，亦云休哉！”此外，尚有会中年高者训导里中少年子弟，云：“若知今日之乐耶？高皇帝、列圣、今天子之赐也。《诰》有之：臣民之福，皇锡之极。……吾辈老矣，得为保极之民。汝则念旃，景德怀形，毋渎于密，毋梗于乡，毋突冒于有司，贻罹我父母。”（注：上面所引，均见刘鸿：《击壤会记》，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41，第4册，3505~3506页。）可见，击壤会的创设，其目的无非是使人有“含和履祥，蹈舞皇风”之感，在消闲娱乐的同时，兼寓教诲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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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怡老游戏之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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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老游戏之会，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真率、清雅，二是豪侈、俗气。这两大特点看似有些矛盾，却同时存在于士大夫的结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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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此类会社是士大夫消闲生活的集中体现。说其“真率”，就是结会讲究简朴质素，不求豪奢、排场。换言之，就是不拘礼仪、排场，唯务率真。这从会约中可窥知一二。此类会社虽始于唐代洛中九老会，但其会约的产生还当推宋洛中的耆英会。从耆英会的会约中，即可见真率的真实内涵。现根据各会约，对真率内涵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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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齿不序官。此类会社，为示真率，聚会时不以官衔高低排座次，而是以年龄大小为次序，体现出一种尚老、尊老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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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具务简素。如宋耆英会规定：“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不过三十器；酒巡无算深浅，自酌，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清狄亿所结菊社，其会具就更简素：“为具不过五肴，十二小榼，以明俭也。驺从亦勿多，各随一小竖。……酒茗兼设，不能饮者，以茗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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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去除苛礼。每次相会，不拘礼节，不讲虚文。换言之，礼教并非为此辈士夫所设。如尤侗《真率会约》云：“见只一揖。夏之日，不衣冠，则拱。不看席，不告茶，不举杯箸。后至不迎，先归不送，虽迎送，不远。客或静坐，或高卧，或更衣小便，主不陪。主无文，仆亦朴，不扇、不帚、不巾栉，无责焉。虚文者罚。”狄亿《菊社约》亦规定：“升堂一揖之外，尽除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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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士大夫聚会又追求一种清雅的生活，去除俗谈，不谈朝政时务，以示与政治绝缘。至于清雅生活，其法又不拘，除饮食之外，可以各从所好，或赋诗、读书、作字，或弹琴、下棋。互相聚谈，既可以谈经、说史，也可以谈禅，谈山水。但必须去除俗谈与世务。如尤侗《真率会约》规定有三事不准谈：一为“不谈官长”，二为“不谈阿堵”，三为“不谈帐簿事”。犯者有罚。张瀚所结怡老会，亦规定：“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琐，自不溷及。”可见，士大夫怡老游戏之会与诗文社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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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怡老之会，尚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士大夫清闲雅致的生活，尽管已务求简素，但相对于一般平民百姓而言，也应算是豪侈了。换言之，士大夫的清雅生活，一切都源自他们的经济实力。毋庸讳言的是，士大夫的聚会也并非一味简素，有些甚至还很豪奢，颇具俗气。如前述后周时期的鼎社，就是贵公子的豪华宴会，裘马衣冠，设乐集妓，奢华至极。宋代的牡丹花会，亦极为排场铺张，在清雅之中不时透出阵阵俗气。二是有些怡老会，尽管名称清雅，却亦名不副实。明代南京的“寿俊会”，就是典型一例。寿俊会为守备王宗贯与成国公等人所作，由尹直命名并作序文。此会明显模仿宋人文彦博之耆英会，然其瑕疵已经遭到当时人的微议。如从命名来看，“耆英”云云，即使自己确乎是“英”，亦应该“人称之”，而不可自名为“英”。而“寿俊”之“俊”，则从其参加者来看，亦不值一驳。如寿俊会中有一成员，原本不过是一个“贪滥小人”，却能滥竽充数；若说其人在会中年少，意欲与耆英会中的司马光相比，则正如明人贺钦所言，“你如何比得他”（注：贺钦：《医闾先生集》卷3《言行录》，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2册，7252页。），更是不自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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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怡老游戏之会的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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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士大夫怡老游戏之会，从其参加者成员来看，也是各具特色，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是有些聚会，为示清雅，已有僧人的加入。这当然也与自唐以后佛教的世俗化，以及僧人喜与士人交游不无关系。如唐代白居易结成的九老会，就有僧人如满参加。明人李日华所结竹懒花鸟会，亦以征求僧人参加为幸事，规定每次聚会时，“科访高衲隐人者，不妨共造，或拉之席间，如兰益蕙，臭味转佳矣”。二是有些聚会，为在朝士大夫政余之暇的聚会，如明代士大夫杨士奇结成的真率会，其参加者均为朝中馆阁内的同志。三是有些聚会，为士大夫老归林下以后的结会，这是怡老会的主流。四是有些聚会，仅局限于亲友、宗族以内。如明代莫震所设叙情会，其参加者为当地亲友中“贤而有礼者”。清代庄柏承设立的南华九老会，其参加者均为“里之家人”。五是有些聚会，除致仕里居士大夫以外，有些就是当地的庶老。如宋代真德秀设立的尊老会，就有“耆年自是国之珍，何间衣冠与隐沦”一句口号。可见，在耆老会中，衣冠与隐沦并存。当然，所谓的庶老，也都是一些高年望德之人，在乡里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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