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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社起初的本意不过是“二三净侣结参禅念佛之社”，一旦成立，参加者却多达10余人。此社不论沙门及宰官居士，只要真心办道，又愿意加入，就可列名于册，以入社早晚作为排列的次序，“愿久住者听，愿暂住者听”。社中僧人以雪照为主，而宰官居士则以云浦居士为首。（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8《金粟社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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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莲社实际上是杭州士大夫成立的一个放生会。此社一般逢“每月六斋日”，就在西湖上方池、净慈寺万工池、昭庆寺香华池，醵金放生。每当会日，专食素斋。放生毕后，“各念阿弥陀佛号千声，或静坐默念，毋竞谭俗谛，以溷静众”。此社亦立有清规戒条，如果社中人违反，就要罚银赎生。（注：虞淳熙：《胜莲社约》，见《说郛续》，清顺治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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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会是杭州士人群体的一个集团组织。会日一般是在每月六斋中“随卜一日”，参加者为邹、严、闻等四姓子弟。月会的宗旨是“要以究性为先，不则五伦当晰；又以文会为切，不则六艺可游”。显然，这与真率会大致相同，是一个儒家士人群体立社会文的组织。但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月会还戒杀，而且持斋吃素，故又具“莲社之风”（注：严武顺：《月会约》，见《说郛续》。）。由此可见，月会是儒佛两家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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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杭州之俗，崇尚释老，梵刹林立，是士大夫荟萃消闲之地。一些士大夫纷纷与佛教名僧交游，儒佛趋于合一。西湖的放生社、澹社，同样是这种儒佛合一的宗教结社。放生社由冯梦祯创设，参加者有僧人莲池与邵重生、虞淳熙、朱大复、徐桂、屠隆等人。（注：万历《钱塘县志》之《纪献·冯梦祯》，《武林掌故丛编》本。）澹社成立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究其实也是士大夫与僧人的结会。此社由冯梦祯主席，参加者有僧人佛石禅师，以及吴之鲸、黄汝亨、胡仲休、卓去病、吴允嘉、卓尔昌、钱孟玉、沈鼎新等人。一般每月一会，每会选择湖山最胜处为集会之地。会中除喝茶驱除寂寞之外，还“随意谈《楞严》、《老》、《庄》，间拈一题为诗”。为此，冯梦祯专门作有《澹社》一诗，云：“寒随早梅放，春气动林泉。到此入青眼，相期社白莲。清音茅屋下，明月竹窗前。澹意息心在，都忘俗虑牵。得与远公在，无将陶谢分。去喧聊避俗，习苦自逃群。曲涧移时汲，深松静夜闻。空山门不闭，遥度九溪云。”（注：吴之鲸：《澹社序》，见吴之鲸：《武林梵志》卷3，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2册，69~70页，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翟灏等辑：《湖山便览》卷9《南山路·澹社》，2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赋诗与谈禅合而为一，使澹社大有清趣，符合晚明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在谈禅风气的影响下，至明末清初，也就出现了“《金刚经》会”。如祝锡文，其人慷慨好义，急士之穷而忘己之穷。正是这样一个信奉儒家学说之人，却在后来也好善而皈依释氏，受《金刚经》，每天与宗人之好善者“为《金刚经》会”，“早晚呶呶不辍”（注：陈确：《陈确集》之《文集》卷15《金刚会问》，370~3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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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仍有“放生会”的存在。钱大昕记苏州放生会事云：“吴郡向有放生会。每月朔望，诸善士各携水族，纵之石湖。”（注：钱大昕：《潜揅堂文集》卷21《放生池古泉记》，《四部丛刊》本。）后来考虑到石湖距城太远，“渔者嗜水，恐仍不免网罟”，于是就“议于白莲泾同仁堂左凿池四亩，以为滋育之所”。在北京，每年四月八日，也有“放生大会”，“豪商妇女、显宦妻妾凝妆艳服，蜂屯蚁集”（注：阙名：《燕京杂记》。）。可见，其参与者主要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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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的宗教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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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士大夫与僧人结成的宗教会社以外，还广泛存在着以民间佛道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结社。细分之，民间的宗教结社尚可分为三类。下依次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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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僧人主持下的宗教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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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僧结社，起源颇早，至唐代而达到极盛。唐开成五年（840），会稽禹寺请释玄英法师在余姚平原精舍讲《金刚经》，会众达1250人，结成“九品往生社”，“挹其遗踪，施有等差，阶陈九品”（注：处讷：《结九品往生社序》，见《唐文拾遗》卷50，收入《全唐文》，第11册，10939页。）。唐僧人处讷所结“九品往生社”碑刻，埋于绍兴大禹寺中，故金石家皆未见及。至清道光末年，“寺中僧人始地得之，遂为方可中所拓，碑复发见”（注：陈去病：《五石脂》，38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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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代，僧人结社的记载亦屡见史籍。如宋代释窃审大师，“期结社于十僧，约入忏之三载，然赴火光之正受，决取净土于往生”（注：杨亿：《请法智住世书》，见《全宋文》卷292。）。西湖为杭州的旅游胜地，而《华严经》又算得上佛经中的妙品。境与心契，人将法俱。淳化元年（990），杭州昭庆寺僧省常，“身乐明时，心发洪愿，上延累祚，上报四恩”，刺血和墨，书写《大方广佛华严经》，“每书一字，必三作礼，三围绕，三称佛名”。书写成后，命良工精雕，印成千卷，分施僧俗千人。又用旃檀香造毗卢像，与80位僧人同结一社。（注：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见《全宋文》卷57。）另据记载，省常所结之社名“白莲社”，参加者除名僧外，还有一般世俗之士及民众。白莲社的目的，在于“俾未悟真谛者悉生归依，已种善根者悉令增长，受佛禁戒，入佛智慧”（注：孙何：《白莲社记》，见《全宋文》卷186；苏易简：《施华严经静行品序》，见《全宋文》卷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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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僧人的结社亦较普遍。史载，士人董沄，援庐山故事，与海门僧人法聚，集合缁俗，结成会社。（注：黄绾：《萝石翁传》，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97，第4册，4120页。）在明代，南京的一些尼姑已经世俗化，“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淫秽之声，尤腥人耳”。她们讲经说法，男女混杂，昼夜丛沓。至万历年间，一些僧道之士更是创设“迎接观音等会”，“倾街动市，奔走如狂”（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尼庵》，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禅僧开设讲经大会，其风至明末更盛。如崇祯二年（1629），在南京，有一位江西法师在南门讲经，“听者十万人，男女夹杂，至不忍言”。此次讲经大会，由勋臣倡率，“御史为之护持，祠郎为之赞导”。崇祯七年，在杭州也有类似于南京的讲经大会，“士夫颠倒，殆有甚焉”。崇祯十年，在苏州虎丘，亦有讲会，“僧俗各半，而妇女尤多，至绕台攀座，无非是者”（注：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9《虎邱书禅僧讲经事》，《贵池二妙集》本。）。可见，此类佛教讲会，规模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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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宗教结社，是由僧人主持，僧俗合一。此类会社在唐代即已出现。值得关注的是，唐代僧人曾将广泛流行于民间的“社会”加以改革，使其成为带有宗教性质的“法会”。如本愿寺法师智琇就曾劝化鹿泉县崇善乡民众50余人，革去原本的“社会”，使之共与“法会”，去罪根而种善根，“月取三长，斋持八戒，共庇禅林”（注：了空：《金刚般若石经赞》，见《唐文拾遗》卷49，收入《全唐文》，第11册，10936页。）。唐大历十四年（779），房山云居寺寺主苾刍、谦讽完葺一寺，“结一千人之社”，“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有库司，补兹寺缺”（注：《白带山云居寺碑》，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19~2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杭州龙兴寺僧南操结成的“华严经社”，同样属于由僧人主持、僧俗共同参与的宗教结社。此社创设于长庆二年（822），其间凡十有四斋。每年四季月，“其众大聚于是，摄之以社，养之以斋”。南操从社众中募敛资金，置良田10顷，“岁取其利，永给斋用”（注：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见《咸淳临安志》卷97，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4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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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明州延庆院有一种念佛会，称“念佛净社”，“当社普结僧俗男女一万人，毕世称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每年二月十五日，在院内建道场，供养三宝，斋设僧田功德，祝延帝寿，并且为军民祈福。其建会之法，史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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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请会首二百一十人，各募四十八人，逐人请念忏愿历子一道。每日称念佛名一千声，忏障道重罪，发菩提愿，为度众生，取于净土。请画佛数于历子上。……或入社弟子倾逝者，请劝首继将姓名并其入历子，到院相报，即当告示在社九百九十九人，各念佛一千声，为彼忏罪，资其愿行，令生净土。又至建会日，令社众念佛，荐其往生。仍请劝首速募人填补。所冀常结万人，同修净业。（注：释知礼：《结念佛会疏》，见《全宋文》卷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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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个“念佛净社”，其主持者定为延庆院的僧人。在万人社众中，设“劝请会首”210人，简称“劝首”；每个劝首募集48人，作为自己手下的社众。一旦有净社弟子去世，劝首须劝募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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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性结社中，大多奉晋宋间慧远所创的“白莲社”为不祧之祖。自晋以后，庐山白莲社在唐宋犹有活动。唐元和十四年（819）春，九江太守李康考虑到慧远白莲旧社不能无主，就请僧人大德主持东林寺，前后结会达18次，“彼域之男女，由我而作比邱者，万有五千五百七十二人”（注：刘珂：《庐山东林寺故临坛大德塔铭》，见《全唐文》卷742，第8册，7681页。）。至宋，白莲社一变而成为庐山行香拜佛的群众集会。陆游《入蜀记》三载：“七日，往庐山。……是日，车马及徒行者憧憧不及，云上观。盖往太平宫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谓之白莲会。”（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5，《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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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社”与“社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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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的宗教结社中，行善乃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责。至于行善的表现形式，大致不外乎刻经、建塔、造宝幢、造像、修寺造殿等，而这种宗教性的善事活动，即所谓的积功德，非一人所能独立承担，通常需要借助大众的力量，互相合作，才能克成，于是就有了“经社”、“经会”或“社邑”这种民间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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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朝的佛教造像运动中，普遍存在着民间互助的社邑组织。清人沈涛曾在山西长垣、阳曲见到两个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均与民间的宗教社邑有涉。其一是在长垣蘧子祠中所得的东魏兴和二年（540）造像，像面作一佛、二菩萨，背有铭文八行，每行十字，又一行二字，共计八十二字。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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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大魏兴和二年岁次庚申，佛弟子程荣以去天平二年遭大苦霜，五谷不熟，天下人民饿死者众。荣见此苦，即发洪愿，死者生天，生者饱满，奴婢者解脱。复愿龙王欢欣，雨泽以时，五谷丰熟，万民安乐，常行善。（注：沈涛：《交翠轩笔记》卷1，373~3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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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座上左侧又有题名三行，每行六字，文云：“施石主程昌犁、邑子程子高、同邑子程崇同造。”此造像之意义有二：一是造像文中所云“天平二年遭大苦霜，五谷不熟”，云云，在《魏书·孝静纪》之天平二年（535）条中，仅有春天旱灾之记载，而无秋天霜灾的记录，实可补史书之漏略。二是造像文中“施石主”、“邑子”、“同邑子”诸称，足证造像社邑的存在。其二是在阳曲所得的北齐武平四年（573）造像，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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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齐武平四年，岁在癸巳五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邑主尼法元等敬造思惟一伛，上为皇帝陛下，复为七世师僧、父母，下为一切众生俱时成佛。都维那辅仲邕，维那苏世望，中正梁贰洛、竫显、法想，邑人刘清零、段伯儒、石仲邕、苏景珍、周丑奴、薛多宝、贺若、方伯、邱奚倪、梁念学、元子、让奚、颜渊叱、干业洛、杨德正、白善德、李子明、形子才、辅阿晕。（注：沈涛：《交翠轩笔记》卷1，375~376页。按：造像文原本无句读，在此强加句读，尤其是人名之认定区隔，或有疑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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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造像之文，亦可从以下三点论之：一是造像文中之“都维那”、“维那”、“中正”诸称，根据典籍记载，略可阐释。据《魏书·释老志》可知，北朝管理佛教职掌者，在内台省者为都维那，在外州、镇者，则为维那。又根据《翻译名义集》，维那一称，属于梵语，可以译为“知事”，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僧纲司。又据《隋书·职官志》，北齐的官制，凡是州、郡、县均设中正，其秩在丞之下，功曹之上。二是从北朝碑像来看，都维那、维那之职，并不尽以僧人担任。三是此造像社邑，组织相当复杂，其“邑主”显然是尼僧法元，而参加者除了僧人之外，尚有僧官以及一般的“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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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刻经一类的宗教团体，史籍多所记载。如唐人王弼与其夫人武氏，均皈依佛门，归服真空，“起普贤台一级，写《法华经》千部，广化人吏，大启津途。即普贤台，立法华社，每年二月，重会一时”（注：李邕：《秦望山法华寺碑》，见《全唐文》卷262，第3册，2665页。）。显见，法华社就是一个专写佛经的宗教结社，当然其内容尚包括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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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山石经题记中，保留了很多唐代以刻造石经为内容的“石经社”的资料。为了更好地说明唐代此类宗教结社的实际情况，不妨详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