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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一带民间举行的社会，内容极为丰富。每当春夏之交，当地百姓就妄言神降，在神所栖舍的庙宇，“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名之为“会”。会的名称很多，分别有“松花会”、“猛将会”、“关王会”、“观音会”。其中松花、猛将二会，只是在发生旱蝗之时举行，而关王会则独盛于昆山，观音会亦间一行之。苏州一带最负盛名的，当数“五方圣贤会”。举办社会的会地分别有五龙堂、车仓、娄门、葑门、专诸巷、康工庙、丁香巷、北营、胥门、虎丘寺、枫桥、白莲桥、洞泾里、黄路庵、南濠、陆墓、许市。五方圣贤会由五龙堂开始，所以五龙堂社会之盛，甲于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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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一带民间社会的组织与仪式较为复杂。根据王稚登记载，大致有会首、助会、接会、看会、打会、装会、走会、舍花、百戏等，不仅极尽娱乐之能事，而且还带有尚武的一面。其中所反映的，当然仍是民间社祭与佛道的合一。如当时举行社会时，有道人参与其间，而扮演的色目如神鬼类中，除后土夫人外，尚有观音、汉天师，如此等等，均足为证。（注：王稚登：《吴社编》，见《说郛续》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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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豆棚闲话》可知，每当清明时节，在明代的乡村还有一种“乡会”。这种乡会，一般是轮流“起社”。小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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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日，夫人娘子果到庄上，公子早已唤人搭起十座高台，选了二十班戏子，合作十班，在那台上。有爱听南腔的，有爱听北腔的，有爱看文戏的，有爱看武戏的，随人聚集，约有万人。半本之间，恐人枵腹散去，却抬出青蚨三五十筐，唤人望空洒去，那些乡人，成团结块，就地抢拾。有跌倒的，有压着的，有喧嚷的，有和哄的，拾来的钱，都就那火食担上，吃个餍饱，谓之“买春”。那戏子出力，做到得意所在，就将绫锦手帕，苏杭扇子，掷将上去，以作缠头之彩。（注：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第4则《潘伯子散宅兴家》，40~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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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乡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迎春仪式与里社祭祀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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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代社祭的一般仪式，还是由道士主持。如明代道教系统的里社祈祷行移文式，诸如《札当境里社等神》、《追亡一宗投状式》、《牒将》等，至今仍留存于世，收于《祈祷里社行移》一书，其间行移所提诸神，均为道教系统的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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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民间社会，至清代仍十分流行。如清人载，乡村农人田功一完，“皆醵金赛神，丛祠社鼓，村落阗然”（注：嘉庆《芜湖县志》卷1《风俗》，清嘉庆十二年刻本。）。又载：“俗于春秋二社，必集钱演剧，贫者称贷从事，或至破产。”（注：《华氏传芳录》卷9《处士华公二容传》，清刻本。）清人李飞鸣有《罗田竹枝词》一首，其中有句云：“摇青滴翠满塘陂，不数成都八百桑。好是楝花风起后，村村社鼓赛蚕娘。”（注：潘焕龙：《卧园诗话》卷4，见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198页。）所有这些，都是与祭社有关的社事活动，即古老的春祈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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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祀社仪式得到了清代儒家人士的关注。如清代徽州府休宁县人吴翟，就专门著有一篇《祀社仪节》，以供吴氏家族在举行春秋二社祭祀仪式时参考采择。据此可知，每当遇到春社、秋社之时，吴氏家族同样举行祀社仪式。在祭祀前一日，必须斋戒，以示诚敬，如会首及参与祭社仪式之人，均斋戒沐浴，派人对社坛加以清扫。斋戒之后，在社坛“陈器具馔”，即在社坛正中陈设香案，在东面陈设祝版、酒樽，在东南陈设盥盆、帨巾，宰牲割毛血，用五谷以备米面之食。至祭祀这一天的早晨，将牲醴、酒馔陈设在社坛。祭祀之时，需要献上一篇祝文，然后举行会饮的仪式。会饮期间，由一位声音洪亮的子弟大声宣读社会之词，其词云：“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以强欺弱，毋以富吞贫。婚姻死丧，邻里相助，鳏寡孤独，有余相周。违者有罚，罚之而不从，或屡罚而不改，然后闻官理治，摈不与会。於戏，慎之哉！”读完誓词，长幼以次而坐，尽欢而罢。可见，祀社仪式无非是在恭敬神明之余，达到“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目的。（注：吴翟辑撰，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卷7，283~284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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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全国各地，民间祭社的社会活动也不断见诸史籍记载。如在松江府上海县法华镇，每年的秋天，农父就群相召集，举行“猛将社”、“土地社”、“关帝社”、“城隍社”等（注：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卷2《风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28页。），尚有春祈秋报之遗意。在宁夏固原，每当春二月、秋八月之时，当地的汉民就演戏酬神，称之为“过会”。另外，还有“青苗会”、“羊头会”等各种会名，“所以儆绺窃及践踏之徒”。此类社会，或数小村结为一社，或一大堡结成一社。每次社会的事务，由会首、堡头、乡约、农畯等共同主持。（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25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青苗会在苏州也能见到。每年八月，农家祭土谷之神，名“青苗社”。（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676《苏州府部》。）在台湾府，每年二月二日，各街社里逐户敛钱，“牵牲演戏，赛当境土神，名曰春祈福”（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10《台湾府部》。）。在西南的嘉定州，每年逢四季，乡里就推举一人为首，“敛金治香楮酒肴，巫觋作伎于会首之家，扎竹为船，装以彩纸，列官与仪从其上，送至江边焚之”，称之为“送瘟”（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629《嘉定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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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里社的祭社活动，在某些地区自具特色。下引三例，以观清代民间社会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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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嘉兴府，民间有“做社”的习俗。结社的方式，一般以村为单位，自由组合，或七八户，或十四五户，有的多达30余户。每年春分时节，由社主（又称“当社”，每年依次轮当）负责筹办牲礼（猪头、肉、酒）、佛马（神像马幛）、银锭、纸箔，请一名“说因果”（说唱艺人）或“太保”（又称“赞坛”、民歌手）来演唱。届时，社内成员在社主家聚会，抬着佛马、供礼，敲锣打鼓送到附近社庙中，由管庙的庙祝帮助设祭坛，礼拜。佛马有玉帝、观音、关公、赵玄坛、城隍、土地、田公、地母、灶君等36尊。请“说因果”或“太保”唱赞词请神（又称“请符官”）。其演唱形式如下：一手拿小堂锣，一手拿皮鼓，自敲自唱。演唱时，众社员在下面礼拜。祭祀仪式之后，由“说因果”艺人唱锣鼓书或钹子书，书目有《封神榜》、《说唐》、《岳传》、《四香缘》、《粉妆楼》等。二回书唱毕，就焚化佛马、银锭、纸箔，称为“送神”。然后继续听书，直至深夜。次日，再到社主家分享祭祀社神用的酒肉斋品。每次做社的钱，均由社内每户分摊。（注：《浙江风俗简志》，28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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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池州，自正月十三至十六夜里，同社之人将社神轮流迎于家中，或踹竹马，或肖狮象，或滚球灯，装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会饮完后，将社神送回社庙。到了二月社日，再事社神，乡市同社之人一起将社神送到轮社者的家中，以祈年礼相祭。祭祀完毕，“馂其余而返，祭新墓”（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807《池州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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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雨仪式，除向龙王等神祈祷外，一般仍以求土神为主。如安徽婺源县浙源乡庆源村曾举行社会，因财力不足，议起社坛而未获成功，直到社祭时才建坛。会首由各户轮流充当。康熙三十九年（1700），该地夏季久旱，六月十一至十三日村人吃斋饭祈雨，商议起坛，十七日因禾苗严重干枯，浙源乡乡约鸣锣通知建坛祈雨。十九日建坛，二十一日乡人到坛祈雨，二十四日生员詹元相、詹润河等到阆山岭头迎龙王塑像到庆源村社坛，二十七日村人到方枧埕地方求水神，迎神像。七月初二日下了大雨，初四日送佛散坛。庆源村社会每年都有会租，这次起社，除会租外，又按各户田亩交粮，收了3000余斤，几乎全部用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190~2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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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庙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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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导源于古老的祭社仪式，但比社会的内容更为广泛，每年的活动也更为频繁。（注：如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田六善所撰《成汤庙化源里增修什物碑记》云：“里之有社，本古人蜡飨遗意。后世踵事增华，相沿成例，陈锦绣，设珍玩，穷水陆，俳优技。”显然，已明确道出了从里社祭祀向庙会转化的演变历程。参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387页。）庙会大多在当地的各色神庙中举行，以神庙中的神灵偶像为祭祀中心，故又称“神会”。如清人载：“邑中八九月间，四乡赛神演剧，农商士女及游食之徒咸集焉，谓之神会。”（注：乐钧：《耳食录》卷2《竹连环》，5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按：所谓“神会”，当为“迎神赛会”的简称。据清人李详考证，迎神赛会之“赛”，亦即“报赛”、“赛祷”，在上古时期，当作“塞”字。如《韩非子》卷14《外储说》，言“秦塞祷事”；《汉书·广陵厉王传》，亦云“杀牛塞祷”。此即其例。相关的考证，参见李详：《媿生丛录》卷1，见《清人考订笔记》（七种），9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假若说民间的社会祭祀，仅仅局限于社坛、社庙与土地庙，其活动亦以春祈秋报为主，那么，庙会则以形形色色的神庙为依托，并以庆祝神诞为借口。在庙会系统的神庙中，既有佛道寺观，又有朝廷祀典所规定的神庙，甚至还有民间私自创设信奉的各色庙宇，即所谓的“淫祀”。而其祷祀赛会的内容，亦不再限于春祈秋报，举凡祈雨、止雨、驱邪、除蝗、禳灾，无不可以成为民间百姓举行庙会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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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的兴盛，起源于“淫祀”、“淫祠”的泛滥。何谓“淫祀”？按照明朝人的解释，就是“祭非其所祭”，亦即祭祀那些“无德于民”而且“祀典弗载”的神佛者，均可归入淫祀之列。（注：《阳邑寺新建膳亭乐亭并砖天王殿墙记》，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390页。）何谓“淫祠”？唐人段成式云：“大凡非境之望，及吏无著绩，冒配于社，皆曰淫祠。”（注：段成式：《好道庙记》，见《全唐文》卷787，第8册，8235页。）可见，除社坛、社庙以及朝廷祀典所列神庙之外，凡是民间私自创设而不被朝廷承认的神庙，均在淫祠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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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此类祠庙遍布城市坊厢，即使是乡村一隅，除了有土地庙之外，也必然会有几处民间信奉的土神之祠。举例来说，宋代苏州比较有名的祠庙就有至德庙、吴王夫差庙、伍员庙、南双庙、春申君庙、圣姑庙、灵祐庙、天王堂、包山庙、卜将军庙、三高祠、焕灵庙、东岳庙、阳山灵济庙、灵济庙、甫里庙、黄姑庙。（注：范成大：《吴郡志》卷12、13《祠庙》，见《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此外，尚有许多神祠，散处乡村各地，无法统计。明代福建惠安一县，幅员仅80里，却有神祠551所，有时一里（里甲之里）可达数十所，正可谓是“家为巫史，享祀无度”（注：叶春及著，泉州历史研究会整理：《惠安政书·自序》，《惠安政书》10《里社篇》。）。至清代，即使25家的小里，亦多设有五道庙、七圣祠一类的神庙。至于一个乡村巨镇，更是神庙无数。如宝坻县的林亭镇，有火神庙、药王庙、娘娘庙、五道庙、文昌阁、关帝庙、土地祠等。（注：李光庭：《乡言解颐》卷2《寺观》，25~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每当所祀之神的诞日，各座寺庙就举行迎神赛会，以致庙会不断。如前述林亭镇，就定下各庙酬神演戏之日，分别如下：南草庵，四月初八；西大寺，二月十九；关帝庙，五月十三；文昌庙，二月初三；火神庙，正月二十九；娘娘庙，四月十八；药王庙，则为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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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源出于祭社的社会，故起源亦较早。当社神偶像化及社坛庙宇化之后，正式的庙会随之兴起。到了宋代，庙会就已经很盛了。如宋代福建漳州，从城邑到村墟，各种寺庙，不啻数百。一入春首，民间就开始筹措迎神的财物。有些人装扮成土偶模样，号称“舍人”，“群呵队从，撞入人家，迫胁题疏，多者索至十千，少者亦不下一千”；有些人装扮成土偶，号称“急脚”，“立于通衢，拦街觅钱，担夫贩妇，拖拽攘夺”；有些人印成百钱小榜，“随门抑取，严于官租”。所有这些庙会，一般都由游手无赖或好事之徒张罗其事，当然也抬出一些有名望的人，作为实际的主持者。如“签都劝缘”一职，则由乡秩之尊者为之，“劝首”一职，由宗室为之，而一些豪猾胥吏则成为“会干”。每当一庙迎会，动辄塑数十像，“务以悦神”。一些地方官员对此不加禁止，亦张帷幕以观之，以示与民同乐，甚至对迎会之人赏钱赐酒，对庙会更是推波助澜。（注：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见万历《漳州府志》卷10。）此外，每当三月廿八日东岳帝生日，福建百姓亦“结社荐福，观者如堵”（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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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代，山西平定县之庙会具有与民间里社祭祀合流之趋向。史载平定县蒲台山有一座灵瞻王庙，每年四月四日，民间祭祀庙神。在祀前一日，举行迎神仪式，由六个村落的百姓准备仪仗，“引导幢幡宝盖、旌旗金鼓与散乐社火，层见叠出”，称为“起神”。至祭祀此日，举凡牲牢、酒醴、香纸之类，准备得相当丰腆，甚至还有“吹箫击鼓、优伶奏技”一类的活动。在庙会期间，各社均有“社火”，“或骑或步，或为仙佛，或为鬼神，鱼龙虎豹，喧呼歌叫，如蜡祭之狂”。日晡复起，称为“下神”。神到之处，“日夕供祀惟谨，岁以为常”（注：《灵瞻王庙碑》，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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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元璋对民间的迎神赛会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并制定了一套里社祭祀仪式。所以，明初民间只有春秋二社的祭社活动，庙会暂趋沉寂。自中期以后，由于官方的限制已形同虚设，因而各地庙会重又抬头。如浙江杭州仁和县，庙会就形成于成化末年。当时正值承平，地方富庶，其地有姓鲁之人，“纠率一方富家子弟，各出己资，妆饰各样抬阁及诸社火，备极华丽”。自此以后，地方转相效尤，庙会不断，主要有：九月十五日，干胜庙庙会，在众安桥东；九月二十八日，华光庙庙会，在江涨桥东；十月初三日，晏公庙庙会，在夹城巷内。（注：嘉靖《仁和县志》卷13《宫观》，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明代杭州风俗崇尚释老，每当相传仙佛诞辰，亦“多往炷香设会”。如正月六日，在南山法相寺；正月九日，在城中宗阳宫玉皇殿；正月十五，在吴山三官庙（七月、十月望日同）；二月十九日，在西山天竺寺观音殿；三月三日，在城中佑圣观；三月二十八日，在古荡东岳庙；六月二十四日，在北山雷院。（注：万历《钱塘县志》之《纪事·风俗》。）在北直隶的广平府，明初也没有庙会。自正德初年，始有庙会此俗。广平府的庙会以永年县的娘娘庙、肥相县的赵王庙、曲周县的龙王庙最为闻名。每当庙会时，“先期货物果集，酒肆罗列，男女入庙烧香，以求福利”（注：嘉靖《广平府志》卷16《风俗志》，明嘉靖九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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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中期以后，庙会遍及全国各地城乡。在南方，福建寿宁县，俗传六月十六日为马仙诞辰，县官设祭。里中百姓岁聚敛为迎仙社会，专设“仙首”一人为会首。关于马仙庙的庙会，冯梦龙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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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二日迎之出宫，一日两斋，午斋则轮家供养，晚斋则架台于街次，鼓吹彻夜。如此三日，城中已遍，则往乡，又二日乃还宫。各乡亦有社首，或于八月收成行之。其部下名“元帅”者，另有牲醴。（注：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香火》，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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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乡马仙庙会“于八月收成行之”来看，马仙庙会与民间社祀显已合而为一。又如福建崇武所，每年正月终，民间百姓也举行庙会，“涂面作鬼蜮之状，结巾穿红绿之衣，锣鼓喧天，烟火沸地，本是以神为戏，实乃逐疫为名”（注：《崇武所志·岁时》，附于叶春及著，泉州历史研究会等整理：《惠安政书》。）。在北方，如河南夏邑县，正月二十八日有东岳庙会，四月八日有佛会，五月十三日有关王庙会。（注：嘉靖《夏邑县志》卷1《风俗》，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河南尉氏县，三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赛城隍之神。庙中盛设祭品，张乐，男女剧戏，宴赏亦盛”。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天，“赛东岳之神于其庙，如前仪”。五月十三日，关公庙赛神，仪如前。（注：嘉靖《尉氏县志》卷1《岁时》，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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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中期庙会再盛以后，庙会一直长盛不衰。入清，庙会已基本趋于定型。如徐珂曾就赛会作如下解释：“具仪仗杂戏迎神，以舆舁之出巡，曰赛会。”（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迷信类·赛会》，第10册，4671页。按：清人钱泳亦对当时迎神赛会仪式有所描述，可以作为上说的补充。钱泳云：“其前导者为清道旗，金鼓，肃静、回避两牌，与地方官吏无异。有开花面而持枪执棍者，有绊为兵卒挂刀负弓箭或作鸟枪藤牌者，有伪为六房书吏持签押簿案者，有带脚镣手靠而为重犯者，有两红衣刽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斩犯者。”（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清代赛会的仪仗已形成一套程式，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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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导金鼓二，即大锣也，而衔牌、伞、扇、旗、红帽、黑帽、香亭及陈设各物之亭继之，中杂以乐队、骑队。神舆将至，则先之以提炉，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则随于后，有系铁练于手足者，有服赭衣而背插斩条者，有裸上体而悬香炉于臂者，皆先期许愿，至是还愿之人。（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迷信类·赛会》，第10册，4671页。按：清人钱泳亦对当时迎神赛会仪式有所描述，可以作为上说的补充。钱泳云：“其前导者为清道旗，金鼓，肃静、回避两牌，与地方官吏无异。有开花面而持枪执棍者，有绊为兵卒挂刀负弓箭或作鸟枪藤牌者，有伪为六房书吏持签押簿案者，有带脚镣手靠而为重犯者，有两红衣刽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斩犯者。”（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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