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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详考各国立会之制，先于沪汉等埠筹款试行农桑矿务等会，以劝民间。俟东省铁路既成，则于天津购地造展，综集中西，设一博览会，九重亲莅，以重其事。中外之金石、古玩、名画、法书以及山海之珍奇、工作之器物，均可入会。购者议价，观者取资。立会之费，预筹专款。会散后储为博物院，备后人考镜之资。嗣后逐渐推行数省，一举以开风气，以拓利源。（注：陈次亮：《赛会》，见《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卷30，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宜今室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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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言外之意，显然是希望将传统的赛会迎神改易为近代式的赛会，剔除其中的宗教性内容，使之成为纯粹的经济性的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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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确是一个开风气的时代，各种新式赛会、博览会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证。“赛会”虽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然而完全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赛会却是从西方传入的。赛会一称，是对英文exhibition一词的迻译。现时通行的则是从日文转译的“博览会”一词。至于国际博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r Exposition），旧译“万国赛会”或“万国博览会”，发源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据有的学者研究，近代赛会的基本含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展览观摩；二为奖励比赛；三为推广销路。简言之，它是品类繁复的展览会、劝业会、劝工会、工艺会、农产会、渔业会、博览会的统称。各种新式赛会，或兼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类，却又偏重于社会经济方面；或强调出品展示，但亦兼及部分销售。鉴此，若更确切地加以定义，应当称为“商品赛会”。（注：相关的探讨，可参见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载《近代史研究》，1988（1）；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248~249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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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已逐步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部分，势必会卷入西方社会刮起的各类赛会热之中。在清末，受到西方影响而举办的赛会活动，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两类：一是出洋赴赛，参加各国举办的赛会；二是模仿西方或日本，自己在国内举办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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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式参与世博会是在1873年。此年，清政府派员前往参加奥地利举办的维也纳博览会。其后，中国官方和民间商人又以组团参展、寄物参展、派员参观等形式，先后参加了美国费城（1876）、法国巴黎（1878、1900）、美国新奥尔良（1885）、日本大阪（1903）等20余次国际性博览会。至1905年，清朝商部颁行《出洋赛会通行章程》20条，对华商出国参加国际性博览会作了统一规定，激励各省商家“精择物品”，踊跃赴赛。（注：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250页。按：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根据上海1940年版的《中国海关业务的文书、起源、发展和活动》一书中的海关记录，对1873年到1905年之间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次数作了统计，得出共计11次的结论。这11次分别为：维也纳（1873）、费拉德尔非亚（1876）、巴黎（1878）、柏林（1880）、伦敦（1883、1884）、新奥尔良（1884—1885）、巴黎（1900）、河内（1902）、圣路易斯（1904）、列日（1905）。所记与马敏稍有不同，不知孰是，俟考。参见［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29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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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国内也分别倡办劝工会、劝业会、物产会等各种类型的赛会，以鼓励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据《第二次农工商统计表·农政》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农工商部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专门陈列中国人自制的各种货品，供人观览，藉此互相比较并加以改良。此外，在直隶、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举办大型的地方性赛会。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天津商务总会主办“天津劝工展览会”，“各商受益非鲜”（注：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卷20《商务》，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宣统元年（1909），湖北总督陈夔龙在武昌发起“武汉劝业奖进会”，也起到了“奖励本省之工商各业，而助其发达进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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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在召开之前，各县设立“出品协会”，对参赛物品进行先期筛选。如宝山县为了应对南洋劝业会，就选王树基等人为干事，商会职员及城镇乡董事均为征集员。宣统元年三月，再将参赛物品送往太仓州属物产会审查，将检查合格者分为金牌、银牌、铜牌三等给奖。凡取得一、二等奖者，可以选送省会陈赛二年。八月，南洋劝业会正式开会，审查合格者，由农工商部分为五等给奖，分别为奏奖、超等奖、优等奖、金牌奖、银牌奖。当时宝山县杨行镇参赛获奖者有：张曾雅五彩油画，物产会一等奖，劝业会四等奖；曹广泰农产物选品，物产会三等奖。（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9《实业志·商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192页。）在安徽徽州，在宣统元年亦开始创办物产会，征集物品，送往南京参赛。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在屯溪开会，对参赛物品进行审查，评定分数，请奖在案。至第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经南洋商督核定，颁发奖牌，由事务所转送到府。当时徽州府各属县共得金牌5枚，银牌16枚，铜牌60枚，证明书共81张（详见附表24）。（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物产会颁发奖品示》，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69页。）宣统二年，在南洋劝业会期间，国内的赛会热趋于高潮。两江所属各府、州分别举办了39个物产会，专门展陈地方土特产品，并择优运往南洋劝业会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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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上海，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些赛会虽由传统的迎神赛会变化而来，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近代赛会的印记。这些赛会，或由中国人举办，或由在沪外国人倡设。如在清末，上海所举办的各种赛会中，其中最著名者为“菊花会”与“兰花会”。菊花会多在九月中旬举行，会场设在城隍庙内园之萃秀堂。所有参赛菊花品种，先有识者品评，“第其甲乙”，区分为三种：一为“新巧”，二为“高贵”，三为“珍异”。新巧者有碧桃、紫牡丹、洋蝴蝶、雪青带、金丝桃等。高贵者，有御袍黄、黄金带、玉带、蟹爪、雪狮、松针等。品种珍异者，则有黑牡丹、紫燕、飞霜、葡萄紫、杨梅红、紫台、捧桂、金银台等。（注：王韬：《瀛壖杂志》卷1，13~14页；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菊花会》。）沪俗崇尚兰蕙，有水仙瓣、荷瓣等品种。鉴于此，就开设了“兰花会”。会设城隍庙园中。二月，在船舫厅展出者为兰；三月，在内园展出者为蕙。每次兰花会，各养花名家以佳种入会，“棐几湘帘，瓷盆竹格，陈设幽雅，游赏者甚众”（注：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兰花会》。）。此外，每年的夏秋之交，在沪的西洋人还举办“赛舟会”，“择黄浦空阔处，斗舟为乐”。每年举行一次，以为常例。凡是愿意入会者，必须先期告众。（注：王韬：《瀛壖杂志》卷6，122~123页。）每当春夏之交，英国领事署还举行“赛花会”，“定期二日，午后任人游玩，惟游者必输番面钱一枚”（注：《淞南梦影录》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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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各种赛会的崛起，不仅摆脱了传统庙会敬神、酬神的陋习，而且突破了庙会只局限于一邑或一省的地域界限，将视野扩大到全国乃至国外，从而起到了中外文明交流与沟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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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悦神与娱人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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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社会、庙会起源于古老的社祀，它是以社坛、社庙以及其他民间祠庙为中心，并以一村或几个村子为地域单位的临时性宗教祭祀或文化团体。就其组织形式而言，这种“社”的组织，仅仅存在于社日或其他民间宗教性节日期间，一旦活动结束，参加者归于乡里，社随即解散，显得比较松散。社的组织形式亦并不复杂，大抵与官方的户籍制度相一致，每社由一个或几个自然村落自由结合。大村落可自成一社或一会，小村落或合会，或附于大村落成社。每社的组织者，一般称为“社首”或“会首”，有些地方又称“仙首”或“福头”。会首或为按户轮当，或由书吏衙役或乡村基层管理人员如保甲长、乡约出任，或由地方富户充当，而实际包办、主持其事者，则是一些地方无赖棍徒。（注：关于迎神赛会之会首，清人钱泳有如下揭示：“大江南北迎神赛会之戏，向来有之，而近时为尤盛。其所谓会首者，在城，则府州县署之书吏衙役；在乡，则地方保长及游手好闲之徒。大约稍知礼法而有身家者，不与焉。”（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社的活动经费，则由社人交纳摊派，即所谓的“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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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细加考察，传统中国民间的社会、庙会，其社会功能大致可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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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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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庙会源出于古老的社祀，即土地崇拜，所以它仍然是民间百姓宗教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社会、庙会的宗教功能，具体表现在春祈秋报，但细分之，又可析为以下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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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事则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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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间惯例，举凡立乡约、延教读、编保甲、建社仓等项事务，均须告于社，即举行告社的仪式。另外，凡有流民从他境来到本地，初次参与本地乡约、保甲，亦可归入社，但社祝必须告知社神。告毕，就将姓名登入册籍。若有犯约之过、不修之过以及罚而不悛者，就将其人驱逐出社，告亦如之。告毕，约正会同约众，将其人在册籍中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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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求则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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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间碰到水火、盗贼、疾病、刑狱等事，就“祷于社”，即祷祀社神。有关一乡福祥痛苦之事，约正就令教读写文，交付社祝，由社祝行祷祀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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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民间的社会又可起到息风宁雨、弭灾远疾的作用。早在商代，就存在“宁雨于土”之俗。至汉代，止雨祭社的仪式仍普遍盛行。据董仲舒记载，若雨太多甚或泛滥成害，就禁妇人不得行于市，又令人若干，“各衣时衣，具豚一，黍盐美酒财足，祭社，击鼓三日而祝……鼓而无歌，至罢乃止”（注：董仲舒：《春秋繁露·止雨》，清刻本。）。除止雨祭社之外，尚有祈赛求雨。如天旱日久，民间亦祭赛社神，建坛求雨，有些甚至求龙王、观音菩萨。如清代杭州人崇信观音菩萨，每当天久不雨，巡抚亲自到天竺庙把观音像请下山，送到海会寺的祭坛求雨。其实，设坛祭社，有时就是为了祈禳，免除灾病。如三国时，民间百姓一有微疴，就“告祠社神，将以祈福”（注：应璩：《与阴中夏书》，见《全三国文》卷30，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世庙会中流行的“烧犯人香”，同样也是祈赛解禳的一种仪式。还愿者扮作犯人，穿着犯人的衣裙，手臂燃香，装出种种苦难行状，请求神灵赦免，以示对神灵的崇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换言之，在民间百姓心目中，举行迎神赛会，可以达到“驱邪降福，消难除蝗”之目的。（注：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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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疑则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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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乡里组织乡约，必须“誓于社”，即在社神前起誓。此外，如果乡老听理一乡的诉讼，诸如户婚、田土、财货、交易等事，一方不肯服输，或者有其他疑难之事，也要“质于社而誓之”。其誓词曰：“某人为某事，若有某情，敬誓于神，甘受天殃，惟神其照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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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过则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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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乡约内有人违四礼，纠而不悛，或者乡人放犬豕鸡畜之类亵渎社坛场所，约正会集约众，“执其任告于社，量情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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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患则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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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遇到水旱疠疫时，就要在社坛举行禳礼，亢旱请雨，仿前董仲舒之法。另每社立厉坛一所，祭无祀鬼神。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祭无祀之鬼，俱行古之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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