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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国内也分别倡办劝工会、劝业会、物产会等各种类型的赛会，以鼓励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据《第二次农工商统计表·农政》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农工商部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专门陈列中国人自制的各种货品，供人观览，藉此互相比较并加以改良。此外，在直隶、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举办大型的地方性赛会。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天津商务总会主办“天津劝工展览会”，“各商受益非鲜”（注：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卷20《商务》，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宣统元年（1909），湖北总督陈夔龙在武昌发起“武汉劝业奖进会”，也起到了“奖励本省之工商各业，而助其发达进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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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在召开之前，各县设立“出品协会”，对参赛物品进行先期筛选。如宝山县为了应对南洋劝业会，就选王树基等人为干事，商会职员及城镇乡董事均为征集员。宣统元年三月，再将参赛物品送往太仓州属物产会审查，将检查合格者分为金牌、银牌、铜牌三等给奖。凡取得一、二等奖者，可以选送省会陈赛二年。八月，南洋劝业会正式开会，审查合格者，由农工商部分为五等给奖，分别为奏奖、超等奖、优等奖、金牌奖、银牌奖。当时宝山县杨行镇参赛获奖者有：张曾雅五彩油画，物产会一等奖，劝业会四等奖；曹广泰农产物选品，物产会三等奖。（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9《实业志·商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192页。）在安徽徽州，在宣统元年亦开始创办物产会，征集物品，送往南京参赛。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在屯溪开会，对参赛物品进行审查，评定分数，请奖在案。至第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经南洋商督核定，颁发奖牌，由事务所转送到府。当时徽州府各属县共得金牌5枚，银牌16枚，铜牌60枚，证明书共81张（详见附表24）。（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物产会颁发奖品示》，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69页。）宣统二年，在南洋劝业会期间，国内的赛会热趋于高潮。两江所属各府、州分别举办了39个物产会，专门展陈地方土特产品，并择优运往南洋劝业会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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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上海，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些赛会虽由传统的迎神赛会变化而来，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近代赛会的印记。这些赛会，或由中国人举办，或由在沪外国人倡设。如在清末，上海所举办的各种赛会中，其中最著名者为“菊花会”与“兰花会”。菊花会多在九月中旬举行，会场设在城隍庙内园之萃秀堂。所有参赛菊花品种，先有识者品评，“第其甲乙”，区分为三种：一为“新巧”，二为“高贵”，三为“珍异”。新巧者有碧桃、紫牡丹、洋蝴蝶、雪青带、金丝桃等。高贵者，有御袍黄、黄金带、玉带、蟹爪、雪狮、松针等。品种珍异者，则有黑牡丹、紫燕、飞霜、葡萄紫、杨梅红、紫台、捧桂、金银台等。（注：王韬：《瀛壖杂志》卷1，13~14页；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菊花会》。）沪俗崇尚兰蕙，有水仙瓣、荷瓣等品种。鉴于此，就开设了“兰花会”。会设城隍庙园中。二月，在船舫厅展出者为兰；三月，在内园展出者为蕙。每次兰花会，各养花名家以佳种入会，“棐几湘帘，瓷盆竹格，陈设幽雅，游赏者甚众”（注：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兰花会》。）。此外，每年的夏秋之交，在沪的西洋人还举办“赛舟会”，“择黄浦空阔处，斗舟为乐”。每年举行一次，以为常例。凡是愿意入会者，必须先期告众。（注：王韬：《瀛壖杂志》卷6，122~123页。）每当春夏之交，英国领事署还举行“赛花会”，“定期二日，午后任人游玩，惟游者必输番面钱一枚”（注：《淞南梦影录》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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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各种赛会的崛起，不仅摆脱了传统庙会敬神、酬神的陋习，而且突破了庙会只局限于一邑或一省的地域界限，将视野扩大到全国乃至国外，从而起到了中外文明交流与沟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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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悦神与娱人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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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社会、庙会起源于古老的社祀，它是以社坛、社庙以及其他民间祠庙为中心，并以一村或几个村子为地域单位的临时性宗教祭祀或文化团体。就其组织形式而言，这种“社”的组织，仅仅存在于社日或其他民间宗教性节日期间，一旦活动结束，参加者归于乡里，社随即解散，显得比较松散。社的组织形式亦并不复杂，大抵与官方的户籍制度相一致，每社由一个或几个自然村落自由结合。大村落可自成一社或一会，小村落或合会，或附于大村落成社。每社的组织者，一般称为“社首”或“会首”，有些地方又称“仙首”或“福头”。会首或为按户轮当，或由书吏衙役或乡村基层管理人员如保甲长、乡约出任，或由地方富户充当，而实际包办、主持其事者，则是一些地方无赖棍徒。（注：关于迎神赛会之会首，清人钱泳有如下揭示：“大江南北迎神赛会之戏，向来有之，而近时为尤盛。其所谓会首者，在城，则府州县署之书吏衙役；在乡，则地方保长及游手好闲之徒。大约稍知礼法而有身家者，不与焉。”（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社的活动经费，则由社人交纳摊派，即所谓的“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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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细加考察，传统中国民间的社会、庙会，其社会功能大致可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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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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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庙会源出于古老的社祀，即土地崇拜，所以它仍然是民间百姓宗教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社会、庙会的宗教功能，具体表现在春祈秋报，但细分之，又可析为以下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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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事则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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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间惯例，举凡立乡约、延教读、编保甲、建社仓等项事务，均须告于社，即举行告社的仪式。另外，凡有流民从他境来到本地，初次参与本地乡约、保甲，亦可归入社，但社祝必须告知社神。告毕，就将姓名登入册籍。若有犯约之过、不修之过以及罚而不悛者，就将其人驱逐出社，告亦如之。告毕，约正会同约众，将其人在册籍中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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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求则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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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间碰到水火、盗贼、疾病、刑狱等事，就“祷于社”，即祷祀社神。有关一乡福祥痛苦之事，约正就令教读写文，交付社祝，由社祝行祷祀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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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民间的社会又可起到息风宁雨、弭灾远疾的作用。早在商代，就存在“宁雨于土”之俗。至汉代，止雨祭社的仪式仍普遍盛行。据董仲舒记载，若雨太多甚或泛滥成害，就禁妇人不得行于市，又令人若干，“各衣时衣，具豚一，黍盐美酒财足，祭社，击鼓三日而祝……鼓而无歌，至罢乃止”（注：董仲舒：《春秋繁露·止雨》，清刻本。）。除止雨祭社之外，尚有祈赛求雨。如天旱日久，民间亦祭赛社神，建坛求雨，有些甚至求龙王、观音菩萨。如清代杭州人崇信观音菩萨，每当天久不雨，巡抚亲自到天竺庙把观音像请下山，送到海会寺的祭坛求雨。其实，设坛祭社，有时就是为了祈禳，免除灾病。如三国时，民间百姓一有微疴，就“告祠社神，将以祈福”（注：应璩：《与阴中夏书》，见《全三国文》卷30，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世庙会中流行的“烧犯人香”，同样也是祈赛解禳的一种仪式。还愿者扮作犯人，穿着犯人的衣裙，手臂燃香，装出种种苦难行状，请求神灵赦免，以示对神灵的崇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换言之，在民间百姓心目中，举行迎神赛会，可以达到“驱邪降福，消难除蝗”之目的。（注：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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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疑则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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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乡里组织乡约，必须“誓于社”，即在社神前起誓。此外，如果乡老听理一乡的诉讼，诸如户婚、田土、财货、交易等事，一方不肯服输，或者有其他疑难之事，也要“质于社而誓之”。其誓词曰：“某人为某事，若有某情，敬誓于神，甘受天殃，惟神其照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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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过则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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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乡约内有人违四礼，纠而不悛，或者乡人放犬豕鸡畜之类亵渎社坛场所，约正会集约众，“执其任告于社，量情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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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患则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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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遇到水旱疠疫时，就要在社坛举行禳礼，亢旱请雨，仿前董仲舒之法。另每社立厉坛一所，祭无祀鬼神。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祭无祀之鬼，俱行古之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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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庆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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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二祭毕，就举行会饮，由社祝读“抑强扶弱”之誓。正月元夕为一岁之始，腊月大傩为一岁之终，亦会饮于社。（注：上引除注明出处者外，余均见黄佐：《泰泉乡礼》卷5；叶春及：《惠安政书》10《里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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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社的设立，明则礼乐，幽则鬼神，借此警动愚俗，使之归于行善。从社祭、社会的变迁来看，最初源出于土地崇拜，为一神崇拜。至《周礼》建为社位，左宗庙，右社稷，祈农之式颁于礼制，才成为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各朝祭祀礼制。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的社祀却并非遵礼而行，随着各种淫祀的出现，社会逐渐蜕变为庙会，土地的一神崇拜亦随之转化为多神的偶像崇拜。这一转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它使民间的文化生活更趋丰富。当然，社会、庙会的宗教功能，一仍其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时社祭的遗风。至近代，由于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多神的庙会又一次嬗变为无神的赛会，最终导致宗教功能的剥离，成为纯粹的经济与文化活动。这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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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祭祀的目的当然是为预防灾害、祈雨驱禳，事实并不灵验，但民间百姓仍请神送神，忙得不亦乐乎。如此看来，这些活动似乎毫无价值。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仍是有其意义的。以祈雨这种仪式而言，从现代气象科学的角度分析，这种仪式显然不可能产生求雨得雨的客观效果。但是，由这种仪式所衍生的另外两种功能，则更应值得关注。其一，此类活动的主观效应对个人产生的心理功能，通常会使仪式的参与者因此信心倍增。其二，客观效果也会对群体产生社会功能，即这种活动为群体提供了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而这种感情的表达，反过来又会增强群体的团结，尽管这一功能往往不是预期的，甚至并没有被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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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娱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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