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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社会、庙会，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佑护他们一年收成有望，灾患不生，是人力不能左右自然的一种无奈之举；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概言之，名为悦神，实则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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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举行社会与庙会时，每次赛神，均要演戏，百姓借此以得娱乐。这就促进了古典戏剧的繁荣与发展。揆之事理，祭祀之礼，原本是为了崇德报功。所以，最初的祭祀典礼，不过是“陈以俎豆，荐以馨香”而已。至后世，才在祭祀仪式中加入了“优戏”。所谓“戏”，其本义为“戏也”，与祭祀典礼之庄重肃穆显然格格不入，那么，何以成为祭祀仪式之主要形式？究其原因，正如清同治五年（1866）廉敬所撰《重修舞楼碑记》所云，其目的就是为了“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善者足以为劝，恶者足以为惩，因于敬恭明神之时，式歌且舞，上以格在天之灵，下以昭前车之鉴”（注：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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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历史事实，社会、庙会的赛神仪式，始终与戏剧相生相伴。尤其是在一些神庙中，无不都有“乐楼”（或称“舞楼”）一类的建筑。所谓乐楼，其实就是戏楼。明嘉靖十五年（1536）山西阳城县汤王庙《重修乐楼之记》，对神庙以及附设乐楼之功能，有很好的阐释，即“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注：同上书，221页。）。可见，无论是立庙祀神，抑或修建乐楼，其目的还是为了“和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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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庙会与戏剧之关系，尤以明清两代更为明显。如明代漳州，每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弄傀儡”（注：万历《漳州府志》卷1《风俗》。）。又据载，明代绍兴人喜演戏剧。至明末，绍兴优伶之数，可达数千人，而且“百事皆赛戏愿，病棘亦为之，往往锣鼓声未绝，而其人已死”（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明崇祯八年刻本。）。除浙江人多戏文子弟外，福建寿宁县的戏班亦很多，但大多无力备齐行头，只好与浙江的戏文子弟合班。在寿宁，民间醵饮，亦喜用戏班演戏，“演一二出不佳，即换别本”（注：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风俗》。）。江苏昆山，每年四月十五日为山神会，也是“为杂剧诸戏，观者如堵”（注：万历《昆山县志》卷1《风俗》，明万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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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及清代，赛社演戏之风犹盛。如浙江宁波鄞县，民间喜欢赛神，百姓藉此聚众为会，“岁时演剧”（注：袁钧：《瞻衮堂集》卷10《静寄东轩一家言》，见《四明丛书》，第15册，9011页。）。在苏州一带乡村，每年三四月间，民间就借祈年报赛为名，在田间空旷之地，高搭戏台，称为“春台戏”（注：顾禄：《清嘉录》卷2《春台戏》，54页。）。这种春台戏，其实就是社戏。在扬州，当三圣庙会时，就用“马上撞”。所谓马上撞，即军乐、演唱、乱弹、戏文。（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1《虹桥录下》，257页。）在嘉定县，每当春、冬二季，一些“好事者”就以敬神为名，在神庙前搭台演出愿戏，作为酬神之举，甚至出现两台对峙、两班同演的状况，号称“双台戏”。在酬神演戏期间，家家邀亲约友，有力之家宰猪杀羊，无力之家亦多典衣质物，置备酒肴，招待来宾。“甲庙演罢，乙庙接踵而起。”（注：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疁东志》卷6《风俗·娱乐》，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11~112页。）又宝山县罗店镇，每年当四乡稻花登场之时，“好事者”亦多以敬神为名，搭台演戏，亦有两台对峙、两班同演之举，称为“鸳鸯台”（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疆里志》上《风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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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间酬神演戏活动已经相当普及。如山西蒲县每年三月廿八日祝贺东岳大帝诞辰，当地的士女就“匍匐进香，竭诚享献”。在酬神期间，需要“献戏三台，声彻两间”，其目的就是为了“洽人神”（注：《祝贺圣诞碑记》，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382页。）。清乾隆十七年（1752），山西蒲县柏山东岳庙之《昭兹来许》碑更是记载，其赛会酬神戏之经费来源，完全出自募缘所得。如当时募集银子200两，付之典商，每年得利息银30两，作为献戏之资。此外，酬神戏的种类在当时也已经有了明确的约定，即必须聘请平阳府的苏腔班子。如此约定，究其目的，就是为了“以昭诚敬，以和神人”。否则，若是随便采用别的戏班演出，就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如乾隆八年，社首夏器等因所托非人，被人骗取银子，耽误了酬神戏的演出，最后只好暂时聘请本县土戏应事。（注：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395页。按：又据清乾隆四十二年《用垂永久》碑，明确有“因土戏亵神，谋献苏腔”之说。同书，435页。）这已经成为神社内部的一个教训。再以北直隶宝坻县之林亭口镇为例，一年之中酬神不断，其各座神庙演戏之日如下：正月二十九，火神庙；二月初三，文昌庙；二月十九，西大寺；四月初八，南草庵；四月十八，娘娘庙；五月十三，关帝庙；九月，药王庙。酬神演戏均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如定戏称为“写戏”，一台戏连演四天。开戏称“开台”，收戏称“歇台”。一日之内，社戏大约从巳时开演，未初歇；申初开演，酉正歇。点灯时开演，三鼓歇，称为“夜八出”。小出戏称“单出子”，长戏则称“骤子”。此外，在庙会期间，来自各庄或本镇的百姓，还“自作把戏”。如在娘娘庙庙会期间，来自张家庄的把戏有“耍铁叉”、“打吵子鼓”、“车辕轴之转悠悠”；本镇则出演“胯鼓”、“钟幡”、“耍坛子”、“五虎棍”、“台阁”、“背阁”、“踏高跷”；外来赶庙者，偶尔也表演“女筋斗”、“绳戏”、“马卸”、“刀山”等把戏。（注：李光庭：《乡言解颐》卷2《地部·寺观》，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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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五聚堂纪德碑序》，大抵可以反映清代山西泽州府官赛或民间赛会期间，聘请戏班开演酬神之戏的实况。据此碑序可知，梨园行业公所“五聚堂”所属文盛班、长盛班、协春班、贵升班、庆升班、永魁班、春元班、玉盛班、昌盛班九个戏班，在每年的万寿节，文昌宫、关帝庙、城隍庙、火神庙、马王庙等几处，均需要承应“官戏”演出。其后，一些在官人役偶起“社会”，亦叫来戏班演出酬神之戏。可见，戏班所承担的酬神演出，分为“官戏”与民间“社会”之戏。两者之别，在于官戏属于官方祀典举行过程中戏班必须承担的义务，每天由官府给予“官价钱”800文，后来又改为每人每天酌给饭食钱40文。这是戏班必须支应的一种徭役，所以相对酬劳较薄，甚至成为一种苦差。而“社会”之戏则是民间聘请戏班演出酬神之戏，其酬劳就较为丰厚。按照规定，泽州府九大戏班所承应的官戏以及演出场所分别为：□照壁，正月十四日，三天；府隍庙，正月十四日，三天；县隍庙，正月十四日，三天；拦车司，正月十四日，三天；箭道，正月二十七日，三天；府仪门外，二月初二日，三天；县仪门，二月初二日，三天；文昌祠，二月初二日，三天；府隍庙，五月□日，三天；箭道，五月十二日，三天；经厅，五月十二日，三天；关帝庙，五月十二日，三天；龙王庙，六月十二日，三天；府马号，六月二十二日，三天；箭道，六月二十二日，三天；县马号，六月二十二日，三天；拦车，六月二十二日，三天；文昌祠，七月初七日，三天；县隍庙，七月十二日，三天；府隍庙，八月二十一日，三天；东关帝庙，九月十二日，三天；县隍庙，十月初一日，三天；骡马会，十一月初二日，三天。至于原本属于民间“社会”所需酬神之戏，却蒙混列入官戏者，尚有许多，后陆续经地方官裁撤，分别有：县马号，正月十五日，三天；县隍庙，二月初四日，□□；七佛门，二月十八日，三天，五月初八日，三天；东关帝庙，五月十五日，□□；骡马会，改为四台，比原先增加三台；府快班，六月二十四日，三天；府仪门外，七月十二日，三天；县隍庙，七月二十日，三天；春秋阁，七月二十日，三天；府仪门外，七月二十□日，三天；县仪门里，七月二十九日，三天；府大堂，八月初十日，三天；万寿节，八月初十日，三天；箭道，九月十二日，三天；经厅，九月十五日，三天；府快班，九月十二日，三天；晏公庙，九月十六日，三天；县隍庙，九月二十四日，三天，十月初四日，三天；万寿节，十月初九日，三天；箭道，十月初九日，三天；县马号，十月初九日，三天。（注：《五聚堂纪德碑序》，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469~472页。）除此之外，民间各神庙酬神之戏的演出，理应尚有许多，因史料缺乏记载，不再一一在此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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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戏的兴盛，往往与地方戏的发达有关。如湖南宁乡，每年村庄借敬神酬愿为名，演唱花鼓戏，称为“迎案”（注：朱孙诒：《宁乡劝诫士民条约》，见《团练事宜》。），说明湖南的庙会与花鼓戏紧密相联。在河南开封，有土梆戏，亦供乡间迎神赛会之用。土梆戏的节目多为公子遭难、小姐招亲及征战赛宝之事，道白唱词，均为汴语。赛会期间，演戏三日。（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戏剧类·土梆戏》，5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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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的社戏在明代极为流行。社戏分为两种：一种由专业的戏子扮演，至时须请戏班；一种是社日赛会，民间百姓自己饰演，悦神娱人。以前一种来说，绍兴陶堰的严助庙，正月的上元节是庙会。至正月十五日晚上，就要在庙演剧，所请戏班照例是绍兴的上三班，有时还特地从杭州请班子演戏。所演剧目，通常是《伯喈》、《荆钗》两戏。目连戏因演出时有一些专门的杂技动作，诸如使索舞、翻桌翻梯、筋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难度较大，就需要请专门的班子，一般是请徽州旌阳戏子。纯粹的民间社戏，大多由参与赛会者自己饰演。如绍兴严助庙上元节的庙会，也有以儿童扮演故事的事例，但大致无甚理致，不过以多为胜。又如在山东临清这个大码头，到了迎春这一日，三十六行经纪人家，争扮社火，装成故事，有满市傀儡的傀儡戏，有莲台高耸，扮成童子拜观音的样子，其他还有唐王醉贵妃、吴王拥西子、三元及第、五子登科等故事。涉及宗教故事的有吕纯阳飞剑斩黄龙、钟馗捉鬼。尤其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也成了社火扮演的主要节目。绍兴人祷雨，也是“日日扮潮神海鬼”。后又扮《水浒》，为求得真实，于是分头四出寻找与小说中面容相似之人，让这些人演梁山泊好汉，个个活灵活现。苏州府吴江县腊月下旬的“醵会”，亦扮戏。眉目清秀者扮演神仙、公子，个个羽扇纶巾，锦衣花帽；人较强壮者，就扮演猎人、斗将，身佩竹弓泥弹、纸枪竹马；扮回回人者，也都是凹鼻深目；扮妓女者，打扮成高髻云鬟。其演戏内容，多为一些“古人节义”或“孝顺故事”。（注：陈宝良：《话说明代的梨园》，载《文史知识》，1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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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材料，明代民间祀神活动中的演剧，其中全本戏的演出仍较折子戏为多。这是因为，祀神活动多半一连举办数日。据《远山堂剧目》载，目连戏必须“以三日夜演之”，而“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则共分上、中、下三卷。显见，目连戏为每天演一本，三天换一本。明末刊本《鳌头琢玉杂字》中的演戏赛愿联部分，搜集了明末福建一带在农耕礼仪或演剧时张贴在神庙舞台上的对句，共有40种左右。从这些对句来看，除了特别点出忠孝节义等道德主题之外，亦涵括了完整的剧情大纲，同样是针对全本戏而言的。由此可见，敬神祭祀演剧主要流行演全本戏。不过，据明代《礼节传簿》一书，民间赛社有时亦演折子戏。这当然与礼节的仪式有密切的关系。从此书记载不难发现，官赛赛期只有三天（注：《礼节传簿》，明万历二年钞本，全文刊于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中华戏曲》，第3辑，1987。按：以山西泽州府凤台县为例，清代梨园行业公所五聚堂属下之戏班，其所支应的官方祀典必备的官戏，很多就是连演三天。如文昌祠，二月初二日，三天；关帝庙，五月十二日，三天。这显然是官赛赛期只有三天的又一明证。参见《五聚堂纪德碑序》，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471页。），每天一早由“维首”主祭，“主礼生”唱礼，向神明敬奉供盏七次，节目则是穿插在七次供盏的仪式中进行，因此，时日的限定，再加之供盏仪式的需要，大抵就成为只演单折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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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民间的迎神赛社活动，具有文化娱乐的功能。生活困苦而又整年劳顿的下层百姓，需要有神灵的寄托，借助神灵祭祀活动而找到逗闷的乐子。所以，赛社事实上就是通过悦神来娱人。《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这虽是中国平民百姓的穷欢乐，但至少可以说明，赛社的娱乐功能堪称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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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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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庙会具有经济功能，即使是每年的“灯会”，亦成为商家吸引顾客的一种手段。如在民国之前，嘉定县附近的罗店、刘河等处商家为了招揽顾客，通常在春季发起灯会，称为“出灯”（注：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疁东志》卷6《风俗·娱乐》，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12页。）。每当庙会之时，更是四方商人云集，百货俱陈，形成了定期的货物集散市场，这就是“庙市”。所以，庙会期间所举行的迎神赛会仪式，不仅仅是杂耍、百戏的竞赛，更是各路商货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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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庙市，当数北京的城隍庙市与河北的药王庙市最为有名。明代的北京，每月朔望及廿五，在城隍庙左右街均设有庙市。开市之日，商贾毕集，“大者车载，小者担负，又其小者挟持而往，海内外所产物咸集焉”。赶赴庙市的商贩，划地为界，张肆以售，贸易之人，摩肩接踵，人来人往。买卖交易的货物，从文人士大夫所需之图籍椠铅、武士用的弓矢、农夫用的钱镈钐、工匠用的斧凿刀铁，到富贵人用的明珠大贝、贫夫用的敝衣败履、儿童用的弄具、妇女用的粉黛脂泽、道释人用的鱼螺铙鼓、俳优用的各类乐器，无所不具。（注：蒋德璟：《游宫市记》，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59，第4册，3695页；吴溥：《送司训徐君序》，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88，第3册，2983~2984页。）明代北京的城隍庙市，同样也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古董市场。由于吴中儇薄之辈倡为雅谈，戚里与大商人辈纷纷浮慕效尤，在晚明形成了一股崇尚古董之风，而北京的城隍庙市则是最大的书画古董市场。从出自内廷的剔红、填漆旧物，到宣德、成化年间的瓷器以及宣德炉，庙市亦无不具备。（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庙市日期》，6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此外，河北鄚州的药王庙市，在明代亦久负盛名。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各方商贾纷纷运载奇珍异宝以及布帛菽粟之类，前来参加庙市。庙市期间，每天搭盖篷厂，地价大涨，尺寸之地，非数千钱不能得。庙市日期，至两旬方散。（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鄚州》，616~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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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扬州的“会市”亦一年四季不断。如在画坊一带，有市有会。春天为梅花、桃花二市，夏天有牡丹、芍药、荷花三市，秋天又有桂花、芙蓉二市。此外，正月有财神会市，三月有清明市，五月由龙船市，六月有观音市，七月有盂兰市，九月有重阳市。每次会市，“游人多，船价数倍”（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1《虹桥录下》，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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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庙市、会市的形成，说明传统的社会、庙会同样起到货物流通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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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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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农民，一年四季辛勤耕作，过着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以致见识闭塞，目光短浅。这种生活是传统统治者所极力倡导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而社会、庙会的兴起，事实上为百姓提供了极好的社会交往的机会。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泰山、武当、普陀等地的庙会，无不带有全国性的规模，民间百姓千里走集，路上所见所闻，均能开阔他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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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平常被锁闭在深宅大院或闺房绣楼中，只有当举行社会或庙会之时，她们才得以自由外出，参加集会和看戏，这对于扩大妇女的社会交往乃至妇女解放，同样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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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社会、庙会有着扩大人们交往、启民陋智的作用，随之也会带来一些社会治安问题，并对传统统治秩序的稳定构成部分的威胁，所以统治者虽对民间的迎神赛会活动基本持放任的态度，但有时也实行部分的禁止。如《大元通制·诸条格》就规定了对民间聚众祈赛、迎神赛社的处罚规定：凡是赛会时，立集场，唱淫词，就会被处以杖责，“犯人四十七下，社长、主首、邻俗人等二十七下”；又凡鸠敛钱物，聚众装扮，鸣锣打鼓，迎神赛社，则“为首正赛人五十七下，为从者四十七下，里正、主首、社长失觉察知而不首，决三十七下”。此外，元政府对民间祈赛的仪式也作了相应的限制。如《至元杂令·民俗杂禁》规定，凡是民间祈赛迎神，“皆不得用龙凤旗帜、兵仗及清江黄金衣物”。明初法令亦规定，凡是民间自主自行，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将被处以杖一百，并“罪坐为首之人”（注：熊鸣岐：《昭代王章》卷2《禁止师巫邪术》。）。清朝廷承袭明代法令，同样规定如下：凡各省有迎神赛会者，“照师巫邪术例，将为首之人从重治罪。其有男女嬉游花费者，照治家不严例，罪坐家长”（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66《刑部·礼律·祭祀》。）。历朝统治者对庙会所立的各项禁令，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庙会具有扩大人们社会交往、动摇传统统治秩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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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通常是朝廷禁令的忠实维护者。在明清两代，一些地方官出于维持地方秩序的需要，亦对迎神赛会严令禁止。如吕坤在山西任上时，曾就迎神赛会对地方秩序以及民间风俗的影响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并进而从法律措施的层面对其加以禁止。首先，吕坤对民间祭赛的范围加以限制，将其限定在洪武年间“钦定祭文”所规定的乡社土谷、先祖坟茔之内，即使是祈雨、谢雨，亦仅仅被限于“各庙行香”，禁止各类“斋醮”活动。其次，吕坤明确指出，民间各类迎神赛会活动所带来的弊端，诸如：“高搭棚台，盛张锦绣，演搬杂剧”，就会导致“男女淫狎，街市拥挤，奸盗乘机，失节丧命者往往有之”；“修盖庙寺，铸塑神尊，金碧辉煌，栋梁巍耸”，其结果反而是“要福不得，惑众众多”；至于元宵盛造灯花烟火，也属“无益”。所有这些，不但是“亵渎神明”，而且“耗费财帛”，对传统的统治秩序构成威胁。鉴于此，吕坤下令：若是民间仍有违例举行迎神赛会活动，那么就没收其“会钱”，充作“籴谷备赈”之用，而且会首必须“依律坐罪”。至于元宵节日期间，民间百姓仍有“斫树插门”的行为，则按照朝廷禁山事例，“发烟瘴地面充军”（注：吕坤：《实政录》卷3《民务·禁约风俗》，见氏著，王国轩等整理：《吕坤全集》，中册，10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清初汤斌在任陕西潼关道按察副使时，曾下令禁止“敛钱聚会”，规定除了“乡社土谷”、“祖先坟茔”，尚可遵依典礼，斋戒祭祀，其他诸如演戏娱神，概行禁止。若有违犯，允许乡约、保正纠举，从重惩处，收其会钱，籴谷备赈。（注：汤斌：《汤子遗书》卷7《禁约事》，见《汤斌集》，上册，381页。）清人周石藩亦对民间报赛演戏活动所导致的风俗浇漓作了揭示，尽管他不得不承认，民间演戏，不过为了“事神”，假若诚敬聿修，以崇报赛，原本不必过为禁止。但是，他显然已经看出了此类赛会给民间风俗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于是才有下面的阐述：“惟是瞧唱者多，则游手必众；聚赌者出，则祸事必生。且使青年妇女，涂脂抹粉，结伴观场，竟置女红于不问，而少年轻薄之子，从中混杂，送目传眉，最足为诲淫之渐。更兼开场作剧，无非谑语诳言，或逞妖艳之情，或传邪僻之态，说真道假，顿起私心，风俗之浇，因乎此。”（注：周石藩：《共城从政录·禁夜戏淫词》，见《官箴书集成》，第6册，283页。）正因为此，他才下令对此类活动加以禁止。清末江苏巡抚丁日昌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其上任时正值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所以对迎神赛会又重新加以禁止。其禁止赛会的原因，大体不外乎下面三条：一是在兵乱之后，财尽民穷，赛会糜费“正用之财”；二是会首敛钱肥己；三是迎神赛会影响地方安全秩序，甚至败坏风俗。（注：丁日昌：《抚吴公牍》卷31《示禁迎神赛会由》，清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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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或者地方官府禁止民间赛会，自然是出于维持传统统治秩序的需要，此亦理之当然，不必赘言。至于一些士大夫中的卫道之士，将民间庙会视为“淫祀”，而要求加以禁止，其理由无非是认为庙会导致民间百姓不再乐于向朝廷交纳赋税以及靡费金钱，显然也是为了迎合官方统治政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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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方官员对民间迎神赛会活动不时示禁，但其结局却是“一年盛于一年”。每当举行赛会期间，“一时哄动，举邑若狂，乡城士女观者数万人”（注：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为此，也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值得关注的言论，即在当时的学者中，对民间庙会不乏宽容之论。方孝标之说就是典型一例。他认为，“民可顺，不可强”。他的理由如下：“千年之祀，其鬼必灵。苟其人之德不胜邪而强为不信之，使民愚，必骇且怨，人怨即神恫矣。”（注：方孝标：《光启堂文集》之《记·烛会记》，见《方孝标文集》，78页。）所以，他秉持的则是《礼记》“从俗”之说，要求充分尊重民间的信仰以及相关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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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老的“方社祈年”，到后世的“迎神赛会”，显然不仅仅是祭祀仪式的转化，更使这种古老的民间宗教活动富有娱乐性的因子。对此，清朝人李见田作了很好的比较。在“方社祈年”时代，不过是“烧纸钱，击鼙鼓，枌榆坛下，酒奠春风，桑柘林边，人嬉夕照，乐太平之有象，式礼法之不愆”；一旦流变为“迎神赛会”，则“侮弄神明，叫嚣乡里，妄违礼法，败坏风俗”。基于这种比较，李见田将迎神赛会概括为以下十种弊端：其一，亵渎鬼神。迎神赛会，“不过借众人之钱财，供会首之醉饱，愚民不知其故，遂从而和之，一时成俗，百弊丛生”。其二，紊乱法度。按照朝廷的祀典，可以分为正祀与淫祀两类。每一府、州、县，均有山川、社稷坛、文武庙、城隍庙以及乡贤、名宦诸祠，全都列于官方祀典，官民必须在春秋加以祭祀。至于各类土地之神，并有王、侯、将、相诸称号者，则大多不列于祀典，亦即所谓的“淫祠”。此外，在迎神赛会期间，“僧道借以弄钱，妇女因而游玩”，其弊更是不胜枚举。其三，消耗财用。一方赛会，万户供张，竟有勉强支持，百端借贷而入会者，亦有典衣粜米，百孔千疮而入会者。以有限之钱财，为无益之费用，至于债不得偿，租不得还，冻饿穷愁而不自知。其四，耽误本业。城市之民，俱有其业；乡曲之民，各有其事。民以勤俭为本，根本没有空闲之时。且赛会均在三春之时举行，既失其时，又失其业。其五，男女相混。凡乡城每有盛会，“观者如山，妇女焉得不出。妇女既多，则轻薄少年逐队随行，焉得不看。趁游人之如沸，揽芳泽于咫尺，看回头一笑，便错认有情；听娇语数声，则神魂若失。甚至同船唤渡，舟覆人亡，挨挤翻舆，鬓蓬钗堕，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其六，易生火灾。无论在城在乡，迎神之日，灯烛辉煌，香烟缭绕，茶坊酒肆，柴火薰天。更有扎彩灯出夜会，或者敛民钱放烟火，“设有不虞，难于扑救，奸民乘机抢夺”。其七，诱发赌博。赛会人杂，易于聚赌，摇摊押宝，纷纷沓至。“或输钱已竭，尚求亡羊于无何之乡，或借贷无门，陷此身于不可知之地，剥衣而去，攘臂而来，贻祸地方”。其八，聚集“打降”。所谓打降，就是无赖通过打架而讹诈他人。乡曲狂徒，市中匪类，平时聚饮，三三两两，尚多相打相击之事。在赛会期间，更是“千百为群，遇店行沽，逢场入局，一撄忿怒，便逞凶横，或莫与解纷，即酿成命案，因而祸延保甲，讼累村坊”。其九，招来盗贼。在庙会期间，各地的匪类混迹于人群之中，难以稽察，穿窬甚便。“日间以热闹尽欢，夜静而熟眠失窃，富者金帛霎时俱罄，贫人米粟一扫而空。”其十，败坏风俗。人本质朴，因出会而多置衣裳，家本贫弱，因出会而多生费用。甚至不论在城之人，还是乡居百姓，无不崇尚华美，大街小巷，迎接亲朋，“使斯民咸入豪奢，而风俗因之败坏”（注：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