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5541
1703025542
民间的社会、庙会起源于古老的社祀，它是以社坛、社庙以及其他民间祠庙为中心，并以一村或几个村子为地域单位的临时性宗教祭祀或文化团体。就其组织形式而言，这种“社”的组织，仅仅存在于社日或其他民间宗教性节日期间，一旦活动结束，参加者归于乡里，社随即解散，显得比较松散。社的组织形式亦并不复杂，大抵与官方的户籍制度相一致，每社由一个或几个自然村落自由结合。大村落可自成一社或一会，小村落或合会，或附于大村落成社。每社的组织者，一般称为“社首”或“会首”，有些地方又称“仙首”或“福头”。会首或为按户轮当，或由书吏衙役或乡村基层管理人员如保甲长、乡约出任，或由地方富户充当，而实际包办、主持其事者，则是一些地方无赖棍徒。（注：关于迎神赛会之会首，清人钱泳有如下揭示：“大江南北迎神赛会之戏，向来有之，而近时为尤盛。其所谓会首者，在城，则府州县署之书吏衙役；在乡，则地方保长及游手好闲之徒。大约稍知礼法而有身家者，不与焉。”（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社的活动经费，则由社人交纳摊派，即所谓的“醵会”。
1703025543
1703025544
若细加考察，传统中国民间的社会、庙会，其社会功能大致可概括如下：
1703025545
1703025546
（一）宗教功能
1703025547
1703025548
社会、庙会源出于古老的社祀，即土地崇拜，所以它仍然是民间百姓宗教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社会、庙会的宗教功能，具体表现在春祈秋报，但细分之，又可析为以下六项：
1703025549
1703025550
1.有事则告
1703025551
1703025552
按照民间惯例，举凡立乡约、延教读、编保甲、建社仓等项事务，均须告于社，即举行告社的仪式。另外，凡有流民从他境来到本地，初次参与本地乡约、保甲，亦可归入社，但社祝必须告知社神。告毕，就将姓名登入册籍。若有犯约之过、不修之过以及罚而不悛者，就将其人驱逐出社，告亦如之。告毕，约正会同约众，将其人在册籍中除名。
1703025553
1703025554
2.有求则祷
1703025555
1703025556
凡民间碰到水火、盗贼、疾病、刑狱等事，就“祷于社”，即祷祀社神。有关一乡福祥痛苦之事，约正就令教读写文，交付社祝，由社祝行祷祀之礼。
1703025557
1703025558
毫无疑问，民间的社会又可起到息风宁雨、弭灾远疾的作用。早在商代，就存在“宁雨于土”之俗。至汉代，止雨祭社的仪式仍普遍盛行。据董仲舒记载，若雨太多甚或泛滥成害，就禁妇人不得行于市，又令人若干，“各衣时衣，具豚一，黍盐美酒财足，祭社，击鼓三日而祝……鼓而无歌，至罢乃止”（注：董仲舒：《春秋繁露·止雨》，清刻本。）。除止雨祭社之外，尚有祈赛求雨。如天旱日久，民间亦祭赛社神，建坛求雨，有些甚至求龙王、观音菩萨。如清代杭州人崇信观音菩萨，每当天久不雨，巡抚亲自到天竺庙把观音像请下山，送到海会寺的祭坛求雨。其实，设坛祭社，有时就是为了祈禳，免除灾病。如三国时，民间百姓一有微疴，就“告祠社神，将以祈福”（注：应璩：《与阴中夏书》，见《全三国文》卷30，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世庙会中流行的“烧犯人香”，同样也是祈赛解禳的一种仪式。还愿者扮作犯人，穿着犯人的衣裙，手臂燃香，装出种种苦难行状，请求神灵赦免，以示对神灵的崇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换言之，在民间百姓心目中，举行迎神赛会，可以达到“驱邪降福，消难除蝗”之目的。（注：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
1703025559
1703025560
3.有疑则誓
1703025561
1703025562
凡是乡里组织乡约，必须“誓于社”，即在社神前起誓。此外，如果乡老听理一乡的诉讼，诸如户婚、田土、财货、交易等事，一方不肯服输，或者有其他疑难之事，也要“质于社而誓之”。其誓词曰：“某人为某事，若有某情，敬誓于神，甘受天殃，惟神其照察之！”
1703025563
1703025564
4.有过则罚
1703025565
1703025566
凡是乡约内有人违四礼，纠而不悛，或者乡人放犬豕鸡畜之类亵渎社坛场所，约正会集约众，“执其任告于社，量情罚之”。
1703025567
1703025568
5.有患则禳
1703025569
1703025570
每当遇到水旱疠疫时，就要在社坛举行禳礼，亢旱请雨，仿前董仲舒之法。另每社立厉坛一所，祭无祀鬼神。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祭无祀之鬼，俱行古之傩礼。
1703025571
1703025572
6.有庆则会
1703025573
1703025574
春秋二祭毕，就举行会饮，由社祝读“抑强扶弱”之誓。正月元夕为一岁之始，腊月大傩为一岁之终，亦会饮于社。（注：上引除注明出处者外，余均见黄佐：《泰泉乡礼》卷5；叶春及：《惠安政书》10《里社篇》。）
1703025575
1703025576
乡社的设立，明则礼乐，幽则鬼神，借此警动愚俗，使之归于行善。从社祭、社会的变迁来看，最初源出于土地崇拜，为一神崇拜。至《周礼》建为社位，左宗庙，右社稷，祈农之式颁于礼制，才成为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各朝祭祀礼制。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的社祀却并非遵礼而行，随着各种淫祀的出现，社会逐渐蜕变为庙会，土地的一神崇拜亦随之转化为多神的偶像崇拜。这一转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它使民间的文化生活更趋丰富。当然，社会、庙会的宗教功能，一仍其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时社祭的遗风。至近代，由于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多神的庙会又一次嬗变为无神的赛会，最终导致宗教功能的剥离，成为纯粹的经济与文化活动。这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1703025577
1703025578
社会祭祀的目的当然是为预防灾害、祈雨驱禳，事实并不灵验，但民间百姓仍请神送神，忙得不亦乐乎。如此看来，这些活动似乎毫无价值。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仍是有其意义的。以祈雨这种仪式而言，从现代气象科学的角度分析，这种仪式显然不可能产生求雨得雨的客观效果。但是，由这种仪式所衍生的另外两种功能，则更应值得关注。其一，此类活动的主观效应对个人产生的心理功能，通常会使仪式的参与者因此信心倍增。其二，客观效果也会对群体产生社会功能，即这种活动为群体提供了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而这种感情的表达，反过来又会增强群体的团结，尽管这一功能往往不是预期的，甚至并没有被认识到。
1703025579
1703025580
（二）文化娱乐功能
1703025581
1703025582
民间的社会、庙会，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佑护他们一年收成有望，灾患不生，是人力不能左右自然的一种无奈之举；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概言之，名为悦神，实则娱人。
1703025583
1703025584
在民间举行社会与庙会时，每次赛神，均要演戏，百姓借此以得娱乐。这就促进了古典戏剧的繁荣与发展。揆之事理，祭祀之礼，原本是为了崇德报功。所以，最初的祭祀典礼，不过是“陈以俎豆，荐以馨香”而已。至后世，才在祭祀仪式中加入了“优戏”。所谓“戏”，其本义为“戏也”，与祭祀典礼之庄重肃穆显然格格不入，那么，何以成为祭祀仪式之主要形式？究其原因，正如清同治五年（1866）廉敬所撰《重修舞楼碑记》所云，其目的就是为了“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善者足以为劝，恶者足以为惩，因于敬恭明神之时，式歌且舞，上以格在天之灵，下以昭前车之鉴”（注：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475页。）。
1703025585
1703025586
综观历史事实，社会、庙会的赛神仪式，始终与戏剧相生相伴。尤其是在一些神庙中，无不都有“乐楼”（或称“舞楼”）一类的建筑。所谓乐楼，其实就是戏楼。明嘉靖十五年（1536）山西阳城县汤王庙《重修乐楼之记》，对神庙以及附设乐楼之功能，有很好的阐释，即“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注：同上书，221页。）。可见，无论是立庙祀神，抑或修建乐楼，其目的还是为了“和神人”。
1703025587
1703025588
社会、庙会与戏剧之关系，尤以明清两代更为明显。如明代漳州，每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弄傀儡”（注：万历《漳州府志》卷1《风俗》。）。又据载，明代绍兴人喜演戏剧。至明末，绍兴优伶之数，可达数千人，而且“百事皆赛戏愿，病棘亦为之，往往锣鼓声未绝，而其人已死”（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明崇祯八年刻本。）。除浙江人多戏文子弟外，福建寿宁县的戏班亦很多，但大多无力备齐行头，只好与浙江的戏文子弟合班。在寿宁，民间醵饮，亦喜用戏班演戏，“演一二出不佳，即换别本”（注：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风俗》。）。江苏昆山，每年四月十五日为山神会，也是“为杂剧诸戏，观者如堵”（注：万历《昆山县志》卷1《风俗》，明万历刻本。）。
1703025589
1703025590
延及清代，赛社演戏之风犹盛。如浙江宁波鄞县，民间喜欢赛神，百姓藉此聚众为会，“岁时演剧”（注：袁钧：《瞻衮堂集》卷10《静寄东轩一家言》，见《四明丛书》，第15册，9011页。）。在苏州一带乡村，每年三四月间，民间就借祈年报赛为名，在田间空旷之地，高搭戏台，称为“春台戏”（注：顾禄：《清嘉录》卷2《春台戏》，54页。）。这种春台戏，其实就是社戏。在扬州，当三圣庙会时，就用“马上撞”。所谓马上撞，即军乐、演唱、乱弹、戏文。（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1《虹桥录下》，257页。）在嘉定县，每当春、冬二季，一些“好事者”就以敬神为名，在神庙前搭台演出愿戏，作为酬神之举，甚至出现两台对峙、两班同演的状况，号称“双台戏”。在酬神演戏期间，家家邀亲约友，有力之家宰猪杀羊，无力之家亦多典衣质物，置备酒肴，招待来宾。“甲庙演罢，乙庙接踵而起。”（注：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疁东志》卷6《风俗·娱乐》，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11~112页。）又宝山县罗店镇，每年当四乡稻花登场之时，“好事者”亦多以敬神为名，搭台演戏，亦有两台对峙、两班同演之举，称为“鸳鸯台”（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疆里志》上《风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5页。）。
[
上一页 ]
[ :1.70302554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