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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乡里组织乡约，必须“誓于社”，即在社神前起誓。此外，如果乡老听理一乡的诉讼，诸如户婚、田土、财货、交易等事，一方不肯服输，或者有其他疑难之事，也要“质于社而誓之”。其誓词曰：“某人为某事，若有某情，敬誓于神，甘受天殃，惟神其照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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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过则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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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乡约内有人违四礼，纠而不悛，或者乡人放犬豕鸡畜之类亵渎社坛场所，约正会集约众，“执其任告于社，量情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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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患则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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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遇到水旱疠疫时，就要在社坛举行禳礼，亢旱请雨，仿前董仲舒之法。另每社立厉坛一所，祭无祀鬼神。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祭无祀之鬼，俱行古之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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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庆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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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二祭毕，就举行会饮，由社祝读“抑强扶弱”之誓。正月元夕为一岁之始，腊月大傩为一岁之终，亦会饮于社。（注：上引除注明出处者外，余均见黄佐：《泰泉乡礼》卷5；叶春及：《惠安政书》10《里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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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社的设立，明则礼乐，幽则鬼神，借此警动愚俗，使之归于行善。从社祭、社会的变迁来看，最初源出于土地崇拜，为一神崇拜。至《周礼》建为社位，左宗庙，右社稷，祈农之式颁于礼制，才成为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各朝祭祀礼制。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的社祀却并非遵礼而行，随着各种淫祀的出现，社会逐渐蜕变为庙会，土地的一神崇拜亦随之转化为多神的偶像崇拜。这一转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它使民间的文化生活更趋丰富。当然，社会、庙会的宗教功能，一仍其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时社祭的遗风。至近代，由于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多神的庙会又一次嬗变为无神的赛会，最终导致宗教功能的剥离，成为纯粹的经济与文化活动。这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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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祭祀的目的当然是为预防灾害、祈雨驱禳，事实并不灵验，但民间百姓仍请神送神，忙得不亦乐乎。如此看来，这些活动似乎毫无价值。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仍是有其意义的。以祈雨这种仪式而言，从现代气象科学的角度分析，这种仪式显然不可能产生求雨得雨的客观效果。但是，由这种仪式所衍生的另外两种功能，则更应值得关注。其一，此类活动的主观效应对个人产生的心理功能，通常会使仪式的参与者因此信心倍增。其二，客观效果也会对群体产生社会功能，即这种活动为群体提供了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而这种感情的表达，反过来又会增强群体的团结，尽管这一功能往往不是预期的，甚至并没有被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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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娱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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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社会、庙会，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佑护他们一年收成有望，灾患不生，是人力不能左右自然的一种无奈之举；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概言之，名为悦神，实则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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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举行社会与庙会时，每次赛神，均要演戏，百姓借此以得娱乐。这就促进了古典戏剧的繁荣与发展。揆之事理，祭祀之礼，原本是为了崇德报功。所以，最初的祭祀典礼，不过是“陈以俎豆，荐以馨香”而已。至后世，才在祭祀仪式中加入了“优戏”。所谓“戏”，其本义为“戏也”，与祭祀典礼之庄重肃穆显然格格不入，那么，何以成为祭祀仪式之主要形式？究其原因，正如清同治五年（1866）廉敬所撰《重修舞楼碑记》所云，其目的就是为了“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善者足以为劝，恶者足以为惩，因于敬恭明神之时，式歌且舞，上以格在天之灵，下以昭前车之鉴”（注：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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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历史事实，社会、庙会的赛神仪式，始终与戏剧相生相伴。尤其是在一些神庙中，无不都有“乐楼”（或称“舞楼”）一类的建筑。所谓乐楼，其实就是戏楼。明嘉靖十五年（1536）山西阳城县汤王庙《重修乐楼之记》，对神庙以及附设乐楼之功能，有很好的阐释，即“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注：同上书，221页。）。可见，无论是立庙祀神，抑或修建乐楼，其目的还是为了“和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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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庙会与戏剧之关系，尤以明清两代更为明显。如明代漳州，每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弄傀儡”（注：万历《漳州府志》卷1《风俗》。）。又据载，明代绍兴人喜演戏剧。至明末，绍兴优伶之数，可达数千人，而且“百事皆赛戏愿，病棘亦为之，往往锣鼓声未绝，而其人已死”（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明崇祯八年刻本。）。除浙江人多戏文子弟外，福建寿宁县的戏班亦很多，但大多无力备齐行头，只好与浙江的戏文子弟合班。在寿宁，民间醵饮，亦喜用戏班演戏，“演一二出不佳，即换别本”（注：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风俗》。）。江苏昆山，每年四月十五日为山神会，也是“为杂剧诸戏，观者如堵”（注：万历《昆山县志》卷1《风俗》，明万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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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及清代，赛社演戏之风犹盛。如浙江宁波鄞县，民间喜欢赛神，百姓藉此聚众为会，“岁时演剧”（注：袁钧：《瞻衮堂集》卷10《静寄东轩一家言》，见《四明丛书》，第15册，9011页。）。在苏州一带乡村，每年三四月间，民间就借祈年报赛为名，在田间空旷之地，高搭戏台，称为“春台戏”（注：顾禄：《清嘉录》卷2《春台戏》，54页。）。这种春台戏，其实就是社戏。在扬州，当三圣庙会时，就用“马上撞”。所谓马上撞，即军乐、演唱、乱弹、戏文。（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1《虹桥录下》，257页。）在嘉定县，每当春、冬二季，一些“好事者”就以敬神为名，在神庙前搭台演出愿戏，作为酬神之举，甚至出现两台对峙、两班同演的状况，号称“双台戏”。在酬神演戏期间，家家邀亲约友，有力之家宰猪杀羊，无力之家亦多典衣质物，置备酒肴，招待来宾。“甲庙演罢，乙庙接踵而起。”（注：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疁东志》卷6《风俗·娱乐》，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11~112页。）又宝山县罗店镇，每年当四乡稻花登场之时，“好事者”亦多以敬神为名，搭台演戏，亦有两台对峙、两班同演之举，称为“鸳鸯台”（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疆里志》上《风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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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间酬神演戏活动已经相当普及。如山西蒲县每年三月廿八日祝贺东岳大帝诞辰，当地的士女就“匍匐进香，竭诚享献”。在酬神期间，需要“献戏三台，声彻两间”，其目的就是为了“洽人神”（注：《祝贺圣诞碑记》，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382页。）。清乾隆十七年（1752），山西蒲县柏山东岳庙之《昭兹来许》碑更是记载，其赛会酬神戏之经费来源，完全出自募缘所得。如当时募集银子200两，付之典商，每年得利息银30两，作为献戏之资。此外，酬神戏的种类在当时也已经有了明确的约定，即必须聘请平阳府的苏腔班子。如此约定，究其目的，就是为了“以昭诚敬，以和神人”。否则，若是随便采用别的戏班演出，就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如乾隆八年，社首夏器等因所托非人，被人骗取银子，耽误了酬神戏的演出，最后只好暂时聘请本县土戏应事。（注：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395页。按：又据清乾隆四十二年《用垂永久》碑，明确有“因土戏亵神，谋献苏腔”之说。同书，435页。）这已经成为神社内部的一个教训。再以北直隶宝坻县之林亭口镇为例，一年之中酬神不断，其各座神庙演戏之日如下：正月二十九，火神庙；二月初三，文昌庙；二月十九，西大寺；四月初八，南草庵；四月十八，娘娘庙；五月十三，关帝庙；九月，药王庙。酬神演戏均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如定戏称为“写戏”，一台戏连演四天。开戏称“开台”，收戏称“歇台”。一日之内，社戏大约从巳时开演，未初歇；申初开演，酉正歇。点灯时开演，三鼓歇，称为“夜八出”。小出戏称“单出子”，长戏则称“骤子”。此外，在庙会期间，来自各庄或本镇的百姓，还“自作把戏”。如在娘娘庙庙会期间，来自张家庄的把戏有“耍铁叉”、“打吵子鼓”、“车辕轴之转悠悠”；本镇则出演“胯鼓”、“钟幡”、“耍坛子”、“五虎棍”、“台阁”、“背阁”、“踏高跷”；外来赶庙者，偶尔也表演“女筋斗”、“绳戏”、“马卸”、“刀山”等把戏。（注：李光庭：《乡言解颐》卷2《地部·寺观》，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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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五聚堂纪德碑序》，大抵可以反映清代山西泽州府官赛或民间赛会期间，聘请戏班开演酬神之戏的实况。据此碑序可知，梨园行业公所“五聚堂”所属文盛班、长盛班、协春班、贵升班、庆升班、永魁班、春元班、玉盛班、昌盛班九个戏班，在每年的万寿节，文昌宫、关帝庙、城隍庙、火神庙、马王庙等几处，均需要承应“官戏”演出。其后，一些在官人役偶起“社会”，亦叫来戏班演出酬神之戏。可见，戏班所承担的酬神演出，分为“官戏”与民间“社会”之戏。两者之别，在于官戏属于官方祀典举行过程中戏班必须承担的义务，每天由官府给予“官价钱”800文，后来又改为每人每天酌给饭食钱40文。这是戏班必须支应的一种徭役，所以相对酬劳较薄，甚至成为一种苦差。而“社会”之戏则是民间聘请戏班演出酬神之戏，其酬劳就较为丰厚。按照规定，泽州府九大戏班所承应的官戏以及演出场所分别为：□照壁，正月十四日，三天；府隍庙，正月十四日，三天；县隍庙，正月十四日，三天；拦车司，正月十四日，三天；箭道，正月二十七日，三天；府仪门外，二月初二日，三天；县仪门，二月初二日，三天；文昌祠，二月初二日，三天；府隍庙，五月□日，三天；箭道，五月十二日，三天；经厅，五月十二日，三天；关帝庙，五月十二日，三天；龙王庙，六月十二日，三天；府马号，六月二十二日，三天；箭道，六月二十二日，三天；县马号，六月二十二日，三天；拦车，六月二十二日，三天；文昌祠，七月初七日，三天；县隍庙，七月十二日，三天；府隍庙，八月二十一日，三天；东关帝庙，九月十二日，三天；县隍庙，十月初一日，三天；骡马会，十一月初二日，三天。至于原本属于民间“社会”所需酬神之戏，却蒙混列入官戏者，尚有许多，后陆续经地方官裁撤，分别有：县马号，正月十五日，三天；县隍庙，二月初四日，□□；七佛门，二月十八日，三天，五月初八日，三天；东关帝庙，五月十五日，□□；骡马会，改为四台，比原先增加三台；府快班，六月二十四日，三天；府仪门外，七月十二日，三天；县隍庙，七月二十日，三天；春秋阁，七月二十日，三天；府仪门外，七月二十□日，三天；县仪门里，七月二十九日，三天；府大堂，八月初十日，三天；万寿节，八月初十日，三天；箭道，九月十二日，三天；经厅，九月十五日，三天；府快班，九月十二日，三天；晏公庙，九月十六日，三天；县隍庙，九月二十四日，三天，十月初四日，三天；万寿节，十月初九日，三天；箭道，十月初九日，三天；县马号，十月初九日，三天。（注：《五聚堂纪德碑序》，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469~472页。）除此之外，民间各神庙酬神之戏的演出，理应尚有许多，因史料缺乏记载，不再一一在此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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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戏的兴盛，往往与地方戏的发达有关。如湖南宁乡，每年村庄借敬神酬愿为名，演唱花鼓戏，称为“迎案”（注：朱孙诒：《宁乡劝诫士民条约》，见《团练事宜》。），说明湖南的庙会与花鼓戏紧密相联。在河南开封，有土梆戏，亦供乡间迎神赛会之用。土梆戏的节目多为公子遭难、小姐招亲及征战赛宝之事，道白唱词，均为汴语。赛会期间，演戏三日。（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戏剧类·土梆戏》，5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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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的社戏在明代极为流行。社戏分为两种：一种由专业的戏子扮演，至时须请戏班；一种是社日赛会，民间百姓自己饰演，悦神娱人。以前一种来说，绍兴陶堰的严助庙，正月的上元节是庙会。至正月十五日晚上，就要在庙演剧，所请戏班照例是绍兴的上三班，有时还特地从杭州请班子演戏。所演剧目，通常是《伯喈》、《荆钗》两戏。目连戏因演出时有一些专门的杂技动作，诸如使索舞、翻桌翻梯、筋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难度较大，就需要请专门的班子，一般是请徽州旌阳戏子。纯粹的民间社戏，大多由参与赛会者自己饰演。如绍兴严助庙上元节的庙会，也有以儿童扮演故事的事例，但大致无甚理致，不过以多为胜。又如在山东临清这个大码头，到了迎春这一日，三十六行经纪人家，争扮社火，装成故事，有满市傀儡的傀儡戏，有莲台高耸，扮成童子拜观音的样子，其他还有唐王醉贵妃、吴王拥西子、三元及第、五子登科等故事。涉及宗教故事的有吕纯阳飞剑斩黄龙、钟馗捉鬼。尤其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也成了社火扮演的主要节目。绍兴人祷雨，也是“日日扮潮神海鬼”。后又扮《水浒》，为求得真实，于是分头四出寻找与小说中面容相似之人，让这些人演梁山泊好汉，个个活灵活现。苏州府吴江县腊月下旬的“醵会”，亦扮戏。眉目清秀者扮演神仙、公子，个个羽扇纶巾，锦衣花帽；人较强壮者，就扮演猎人、斗将，身佩竹弓泥弹、纸枪竹马；扮回回人者，也都是凹鼻深目；扮妓女者，打扮成高髻云鬟。其演戏内容，多为一些“古人节义”或“孝顺故事”。（注：陈宝良：《话说明代的梨园》，载《文史知识》，1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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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材料，明代民间祀神活动中的演剧，其中全本戏的演出仍较折子戏为多。这是因为，祀神活动多半一连举办数日。据《远山堂剧目》载，目连戏必须“以三日夜演之”，而“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则共分上、中、下三卷。显见，目连戏为每天演一本，三天换一本。明末刊本《鳌头琢玉杂字》中的演戏赛愿联部分，搜集了明末福建一带在农耕礼仪或演剧时张贴在神庙舞台上的对句，共有40种左右。从这些对句来看，除了特别点出忠孝节义等道德主题之外，亦涵括了完整的剧情大纲，同样是针对全本戏而言的。由此可见，敬神祭祀演剧主要流行演全本戏。不过，据明代《礼节传簿》一书，民间赛社有时亦演折子戏。这当然与礼节的仪式有密切的关系。从此书记载不难发现，官赛赛期只有三天（注：《礼节传簿》，明万历二年钞本，全文刊于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中华戏曲》，第3辑，1987。按：以山西泽州府凤台县为例，清代梨园行业公所五聚堂属下之戏班，其所支应的官方祀典必备的官戏，很多就是连演三天。如文昌祠，二月初二日，三天；关帝庙，五月十二日，三天。这显然是官赛赛期只有三天的又一明证。参见《五聚堂纪德碑序》，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471页。），每天一早由“维首”主祭，“主礼生”唱礼，向神明敬奉供盏七次，节目则是穿插在七次供盏的仪式中进行，因此，时日的限定，再加之供盏仪式的需要，大抵就成为只演单折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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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民间的迎神赛社活动，具有文化娱乐的功能。生活困苦而又整年劳顿的下层百姓，需要有神灵的寄托，借助神灵祭祀活动而找到逗闷的乐子。所以，赛社事实上就是通过悦神来娱人。《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这虽是中国平民百姓的穷欢乐，但至少可以说明，赛社的娱乐功能堪称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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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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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庙会具有经济功能，即使是每年的“灯会”，亦成为商家吸引顾客的一种手段。如在民国之前，嘉定县附近的罗店、刘河等处商家为了招揽顾客，通常在春季发起灯会，称为“出灯”（注：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疁东志》卷6《风俗·娱乐》，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12页。）。每当庙会之时，更是四方商人云集，百货俱陈，形成了定期的货物集散市场，这就是“庙市”。所以，庙会期间所举行的迎神赛会仪式，不仅仅是杂耍、百戏的竞赛，更是各路商货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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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庙市，当数北京的城隍庙市与河北的药王庙市最为有名。明代的北京，每月朔望及廿五，在城隍庙左右街均设有庙市。开市之日，商贾毕集，“大者车载，小者担负，又其小者挟持而往，海内外所产物咸集焉”。赶赴庙市的商贩，划地为界，张肆以售，贸易之人，摩肩接踵，人来人往。买卖交易的货物，从文人士大夫所需之图籍椠铅、武士用的弓矢、农夫用的钱镈钐、工匠用的斧凿刀铁，到富贵人用的明珠大贝、贫夫用的敝衣败履、儿童用的弄具、妇女用的粉黛脂泽、道释人用的鱼螺铙鼓、俳优用的各类乐器，无所不具。（注：蒋德璟：《游宫市记》，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59，第4册，3695页；吴溥：《送司训徐君序》，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88，第3册，2983~2984页。）明代北京的城隍庙市，同样也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古董市场。由于吴中儇薄之辈倡为雅谈，戚里与大商人辈纷纷浮慕效尤，在晚明形成了一股崇尚古董之风，而北京的城隍庙市则是最大的书画古董市场。从出自内廷的剔红、填漆旧物，到宣德、成化年间的瓷器以及宣德炉，庙市亦无不具备。（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庙市日期》，6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此外，河北鄚州的药王庙市，在明代亦久负盛名。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各方商贾纷纷运载奇珍异宝以及布帛菽粟之类，前来参加庙市。庙市期间，每天搭盖篷厂，地价大涨，尺寸之地，非数千钱不能得。庙市日期，至两旬方散。（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鄚州》，616~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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