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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岁时或民间风俗之会，或为饮食聚会，或为竞斗之戏，或为游赏雅集，而有些又可归为善会一类，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同时，这些会社又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一经形成，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进而构成中国传统风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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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道风俗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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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佛道风俗之会，就是一些宗教性的斋会，或为佛道二教宗教仪式所固有，或为宗教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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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有“八关斋戒”，又称“八斋戒”，简称“八戒”。这是指佛教为在家的男女教徒制定的八条戒律。根据《中阿含经》卷55与《俱舍论》卷14所载，八戒应为：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诒语；不眠坐高广华丽之床；不装饰打扮及观听歌舞；不食非时食（正午过后不吃饭）。前七条为戒，后一条为斋。八关斋为临时举行，多者几天、几周，少者一昼夜。受戒期间，需要过一种近似僧人的宗教生活。这种“八关斋会”在晋时就已出现。史载僧人支遁与何骠骑曾在吴县土山墓下举行过八关斋会，“三日清晨为斋始，道士、白衣二十四人。清和肃穆，莫不静畼。至四日朝，众贤各去”（注：支遁：《八关斋会诗序》，见《全晋文》卷157，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梁简文帝时，亦曾举行八关斋会，而且定下10条八关斋制，对斋会期间的仪容多所规定。（注：梁简文帝：《八关斋制序》，见《全梁文》卷12，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唐大历七年（772）五月八日，宋州刺史拿出俸钱30万，设“八关大会，饭千僧于开元伽蓝”。随后，州长史苗藏实等，“设一千五百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孙琳等，“设五百人为一会”；耆寿百姓张列等，“设五千人为一会”。“法筵等供，仄塞于郊坰；赞吹香会，嗔填于昼夜”（注：颜真卿：《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见《全唐文》卷338，第4册，3424~3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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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遮会”为梵文的意译，意谓贤圣道俗上下贵贱无遮，平等行财施和法施的法令。中国的无遮大会始于梁武帝。《佛祖统纪》卷37载：“中大通元年（529），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即比丘等四众）无遮大会，披法衣行清净大会，素床瓦器，乘小车，亲升法座为众开涅槃经题，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设俗大斋五万人。”据载，这次无遮大会，自皇太子、王侯以下，参加之官员达698人，“昼则同心听受，夜则更述制意”。此外，又有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众男冠道士、女冠大士、白衣居士、波斯国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参加，共计319462人。（注：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见《全梁文》卷23。）在唐代，坊市间的豪家亦曾举行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佛像，吹螺挈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注：苏鹗：《杜阳杂编》，见《说郛》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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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无碍福会”同样值得关注。如南陈时，陈文帝曾于太极殿设无碍大会，“首僧一夕，娑罗大斋，愿法雨法云，清凉三界之火，慧灯慧炬，照朗百年之室”（注：陈文帝：《娑罗斋忏文》，见《全陈文》卷2，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梁时，庐山东林寺禅房智表法师亦于栖贤寺设无碍大会，“上答乾慈，永同彼岸外衣事宣行”（注：邵陵王纶：《设无碍福会教》，见《全梁文》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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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法会又称“水陆大会”、“水陆会”、“水陆斋”、“水陆斋仪”，俗称“水陆道场”，为佛教法会中的一种。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供品以饮食为主。其本意为超度水陆一切鬼魂，普济六道四生。相传始自南朝梁武帝。《佛祖统纪》卷33：“梁武帝梦神僧告知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以拔济之。……帝即遣迎《大藏》，积日披览，创立仪文，亲临地席，诏祐（僧祐）律师宣文。……常设此斋，流行天下。”宋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认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就寺开设，深为亵黩，无益修持”，就下诏令功德司及尚书祠部告谕两京、诸道州府，禁止水陆斋会。（注：宋仁宗：《禁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诏》，见《全宋文》卷7。）此外，据蔡襄言，宋代被丧之家，还有置办酒食斋筵即举办“山头斋会”之习，“僧俗之中，本非知识。斋食不足，每人散钱二百文，如有少阙，便即怨怒，与乞丐无异”（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9《土俗类·戒谕》，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8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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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戒”、“盂兰盆供”，为佛教节日之会。每逢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据《佛祖统纪》卷37，盂兰盆会始于梁武帝时。节日聚会期间，除施斋供僧之外，寺院还举行诵法经会以及举办水陆道场、放焰口、放灯等宗教活动。至唐代，朝廷尊奉佛法，在中元节这一天，内廷“出《盂兰盆章》敬寺，设七庙座，书尊号于幡上，百官迎谒，岁以为常”（注：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7《释道》，198~1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按：于慎行在同一记载中对盂兰盆会的起源亦稍作考证，有云：“古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挂冥财衣服，在上焚之，谓之盂兰盆，昉于目莲比丘见亡母在饿鬼中，故作此以救之也。”云云。至于唐代盂兰盆会之盛，清人钱泳根据《旧唐书·王缙传》，对其作了如下勾勒：唐代宗时，“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笼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当然，钱泳将唐代宗时定为盂兰盆会之始，显是失考。参见钱泳：《履园丛话》3《考索·盂兰盆会》，83页。）。如清代台湾中元节之盂兰盆会，每会由一老僧主持。黄昏后，登坛说法，撒发物食羹饭，称之为“普施”（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10《台湾府部》。）。又如清末的上海，每遇中元节，就仿唐武后盂兰盆会，建水陆道场，各行资助，“台阁杂耍，纸扎人物，争奇斗巧”（注：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盂兰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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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佛教设有“金轮大会”。如速哥，酷好佛书，施舍千金，修建龙宫寺，建金轮大会，“供僧万人”（注：《元书》卷50《速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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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的节序中，有些亦受佛教的影响，形成宗教性的风俗之会。如宋代昆山，俗信鬼神，每遇岁节，就有岁忏，还设立佛会。一月，士女骈阗，车盖相属。二月望，景德寺设“释迦涅槃双林会”，其规模尤盛。四月八日，尼寺设饭茶供，称“无碍会”。（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1~1062页。）四月八日为佛生日，有些地方就举行“庆赞大会”，“探阄分施衣巾扇药之属”。后虽经官府禁绝，然此风犹存，“岁无时节，岁以二三日，或集民居，或聚社庙”（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岁时》，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8249页。）。至明代，四月初八浴佛之日，江南乡镇村妇在佛寺举行“传经会”，更是佛教节日渗透于民间宗教风俗的明证。（注：如顾镇编辑，周昂增订：《支溪小志》卷5《杂志》2《风俗》，记常熟县支塘镇风俗云：“俗以四月初八浴佛日，于褒亲寺中，村妇为传经会。”（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257页））此外，如明代的杭州，俗尚释老。每遇相传仙佛诞辰，“多往炷香设会”。如正月六日，在南山法相寺设会；九日，在城中宗阳宫玉皇殿；十五日，吴山三官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清代扬州，俗传二月、六月、九月之十九日为观音圣诞，于是民间“结会上山，盛于四乡”（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6《蜀冈录》，366页。）。在苏州，每年的七月三十或二十九，开元寺举行“点肉灯会”，其状甚惨。在这一天，“男女混杂，亦不可言喻”（注：张运青撰，隋人鹏集解：《治镜录集解》卷上，见《官箴书集成》，第3册，716页。）。在徽州，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这三天，民间通常有宗教性的集会，俗称“三元会”。其中七月十五日的中元会，一向在府衙仪门外举行，“招僧道多人，设坛诵经，铙鼓齐鸣，作盂兰盆大会”（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破除迷信示》，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66~467页。）。可见，盂兰盆会在清代已经有佛道合流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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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佛教风俗性之会外，尚有道教之会。如元代镇江，其俗从十二月朔日开始，就鸠钱置办熏蜡之具，预结彩棚。到晦日，就命羽流设醮事，以祈福祥，称之为“天符会”。（注：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3《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646页。）清代的大名府，其俗以三月三日为真武帝诞辰。此日，民间“多集黄冠作醮会”（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40《大名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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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风俗之会对传统的民间节日会社影响极大，有时甚至互相融合。据佛经记载，世尊见民间杀牛羊以为社，就戒之道：“地狱满塞，则坐杀害汝等，何以为社？奉斋守戒，则获福无量矣。”于是，唐代社日祭社时，往往有设斋的仪式（注：韩鄂：《岁华纪丽》，见《说郛》卷69。），显受佛教影响。在昆山，宋元时更是出现了“并社为会”的现象。如每年四月望日，为庆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会，以祈岁事”（注：杨纂修：《至正昆山续志》卷1《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113页。）。这是元代的记载。此条宋人作如下记述：“望日，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教以祈岁事，并社为会，以送神。”（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1页。）显见，“并社为会”现象的出现，是宗教风俗与民间风俗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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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良风俗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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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风俗性社团，固然内容丰富多彩，但难免鱼龙混杂。而在民间风俗中，鄙俗陋习亦复不少。如带有赌博性质的“花会”、“抓金钱会”，更是败坏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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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类风俗会社，史籍多有记载。赌博之戏，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诸如地摊、钱摊、铜盒子、宝添飞、花会、赌牌、掷骰、斗鸡、斗鹌鹑、斗蟋蟀，均为民间赌风所常见，而尤以“花会”最为著名。花会又称“花鼓戏”。据载，花会起源于安徽，当地人称之为“花灯虫”，大略与闽、粤两地的花会相同。此戏“编造花名三十六个，每日止开一名，听人猜买”，得隽者以一赢三十。清道光末年，花会兴起于安徽绩溪，不久盛兴于歙县，“山村水堨设坛场，聚游手”（注：刘体智：《异辞录》卷1《花鼓会吴老铭》，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00《礼部·风教》。）。在广东、福建两省，花会亦极流行。如在福建漳州、泉州一带，赌博人尚少，而花会则“合富贵贫贱，内外老少，一网打尽”（注：陈盛韶：《问俗录》卷1《花会》，58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在福建顺昌县，民间赌事甚殷，博戏极多，诸如麻雀、牌九、车马炮等，不一而足。尤其是花会，在民间最为风行。此类赌法采用押“一倍赢三十二倍”，大约分为三十六门，各门均以菩萨之名命名。于是，城乡游民，凡是遇到花会，就“卖衣典产，奔赴恐后”。在未赌之先，焚香祷神，住庙祈梦。“梦关则押关，梦岳则押岳。男女杂沓，奸盗并作，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1编《债权》第3类《契约之习惯》，1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至于粤东，赌博之风更是甲于他省。除白鸽票、闱姓之外，花会一项，更是繁盛。而在北京的旗人中，赌博之风却流行“抓金钱会”，邀约他人，一同入会。（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26《刑部·刑律·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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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近代，由于白鸽票、山票、铺票、花会、闱姓等赌博形式需要有组织、大规模进行，因此，在这些赌博形式中涌现出了近代最早的职业赌博集团。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在花会盛行的地方，如浙江、福建、广州、天津、上海等地，都有靠经营花会票局而牟利的赌博集团。更有甚者，晚清的妇女已经广泛参与到赌博活动之中，至于在一些大城市中，许多妇女建立起了如上海“女总会”、广州“女子地铺会”一类的赌博组织。此外，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农村，妇女参与赌博活动也相当普遍，如福建建阳妇女赌麻将成风，而在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一些农村，妇女几乎达到了“无人不赌的地步”（注：涂文学：《赌博与社会时尚近代化》，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401~402、40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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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种鄙风陋俗败坏人心，动摇传统统治基础，所以就有一批明智的士大夫以移风易俗作为目标，进而出现了一些以改良风俗为职责的社团。这种社团，早在明代就已出现。如在西北平凉，民间百姓每遇丧事，就采用佛老之俗，饭僧道，作水陆之会，写经造像，号称“为死者灭罪”。为此，桑桂与同里之人彭会、赵天锡等，倡设礼社，称“移风社”。凡遇乡邻朋侪有丧事，“断以朱文公礼制为准。熄佛老，尚哀戚。贫者喻以义，富贵制以礼。……一求合乎中正”（注：谈迁：《枣林杂俎》圣集《桑桂移风社》，220~22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此外，还实行丧葬互助，患难相助，疾病相扶，道义相尚，德行相励，过失相规，借此移易天下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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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末，西风再次东渐，两相对照，中国的鄙风陋俗昭然天下。再加之戊戌变法，更是将改良风俗作为新政的一项主要内容。于是，一些改良风俗的社团纷纷出现，内容包括戒缠足、不吸纸烟、倡议剪发、改良戏剧、改良滩黄等等，希望通过改良风俗，以改变中国人积弱积病这种落后的精神面貌。稍加归纳，当时此类社团大致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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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振武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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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斗力尚武一向是风俗中的优良传统。民间习武之风的流行，其目的也无非是强身健体。可是，自鸦片流入中国以后，毒害百姓，导致国贫民弱，真可谓杀人无血，灭国无形。为此，一些明智之士就起而倡导改良吸食鸦片的陋俗。如在上海，曾少卿就创设“振武宗社”，寻觅鹅郎草，“绘图贴说，劝人戒烟”，借此振兴尚武之精神。有志之士，闻风响应，不可胜数，于是各埠支社纷纷成立，以广劝导。（注：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91课《振武宗社》，南京，南京图书馆，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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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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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之害，人所共知。（注：如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云：“照得中国痼习，为环球所诟病者有二，曰吸烟，曰缠足。”（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劝禁缠足示》，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66页））但习俗已久，再加之无友朋规劝之助，以致积弊难除。至清末，各种戒烟会就纷纷兴起。在福建，一些绅士发起“去毒社”，不辞辛劳，不避亲故，禁烟效果明显，颇有令行禁止之势。（注：《湖南全省应组织禁烟会交议案》，见《组织禁烟会社交议案》，清末铅印本。）而有些戒烟会，则由维新人士倡办，带有全国性的民间改良风俗会社的特色。如“戒鸦片烟会”，总会设于日本横滨的中国大同学校，分会办事之处则分别有：广东省城兴隆大街公善堂，双门底下街知新书局；香港《华字报》潘主笔房；澳门大并头《知新报》；上海大马路泥城桥大同书局；广西省城圣学会。（注：《戒鸦片烟会章程》，见《戊戌变法》（四），463~46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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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戒烟会则带有官办性质。如上述福建的去毒社，虽以绅士为主，但亦以“官权为后盾”。所以，当湖南省组织“禁烟会”时，其中的官方色彩就更为浓厚。此会在省城组织禁烟总会一所，由绅士担任其事，专门办理省城民间禁烟事宜，作为各分会的总机关。在各府、厅、州、县设禁烟分会，在乡镇设立禁烟调查所，甚至在每团每村，亦设禁烟会社一所，“以助官力之所不及”。禁烟会社随时宣布朝廷禁烟功令，并写成浅说，处处张贴，以使家喻户晓。（注：《组织禁烟会社交议案》。）以四川为例，宣统元年（1909），四川通省巡警道专门下发白话告示，劝谕各地绅商人等设立戒烟分会。从告示内容来看，显然官方将各地的戒烟分会归入“善会”之列。告示规定，若每一分会，其吸纳的戒烟人员达到1000人或5000人以上，那么就由地方官禀请，“分别给奖，以示鼓励”（注：《四川通省巡警道劝谕设立戒烟分会告示》（宣统元年），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1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为此，四川省戒烟公所就专门下发禁烟告示给南部县，明确道出禁烟已成清末新政的一部分。（注：如禁烟公所在告示中明确指出：“倘敢不遵禁令，仍复偷吸开灯，查出从严治罪，按照条例施行。科罚不论绅富，毫无情面瞻徇，更有私开烟馆，徒刑重罪匪轻。绅首书役包庇，即与犯罪同论，无论售卖吸食，统限六月肃清。”（《四川省戒烟公所告示》（宣统元年），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141页））为了响应巡警道的号召，四川的南部县开始成立了戒烟分会，并向各戒烟支会颁发《戒烟册》一本，册上列有烟民姓名、年龄、住处、职业，并说明因“吃烟逐日携牌取膏诸多未便”，改为烟民每月限量到戒烟分会买领，登入戒烟册，不准私买煮吃，“违者照章处罚”（详见附表25）。从附表25可知，戒烟分会已经对当地烟民作了很好的登记，但仅仅是一种摸底调查，并不完备，诸如烟民的瘾量、月领官膏数、注册日月、戒净限期均付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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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光绪、宣统之际，戒烟会社开始从“戒烟总会”转向“戒烟局”，官方色彩有所加强。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皇帝明确下诏，“定禁烟期限，以年内为烟馆禁绝之期”。于是，一些城市纷纷设立戒烟总会，派调查员巡行各区实行劝诫。当时各区烟馆已经被勒令闭歇，另外专设“官膏店”，分别认缴“膏捐”。如果各区有私售灯吸以及官膏销多报少，那么调查员可以随时检举，呈报县署，按律拘罚。至宣统二年（1910）正月，裁撤戒烟总会，另设戒烟局。八月，江苏省禁烟公所仿照浙江省所行办法，饬各县设立禁烟分公所。三年正月，照章委定各区协赞员二人，与分公所随时联络进行。经费即以各本区膏捐移补。（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3《防卫志·禁烟》，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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