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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社会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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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会社团体，尤其是具备一定集会场所的会馆、公所，显然已经形成为一种公共场域。（注：如明代北京的同乡会馆，究其目的，无非是“士绅是主”，使他们“出入都门者，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当然，此类会馆亦开始趋于绅、士之别：设于内城的会馆，主要以仕宦之“绅”为主；而设于外城的会馆，则“公车岁贡士是寓”。然值得关注的是，同乡会馆作为一个安顿来自家乡绅士的公共场域，自然亦吸引了“三奸”荟萃，如专门从事“居间”之事的“擸纤”，靠“指称”骗人的“撞太岁”，以及“勒胁”他人的“拿讹头”（参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西内城·嵇山会馆唐大士像》，180~181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此外，会社成员平常会聚之所，诸如书院、寺庙等等，同样亦具公共场域的性质。）构成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主要力量，大抵包括社会阶层、社团、宗族以及地方基层组织。在这些民间社会的力量中，会社团体显然也与社会阶层、宗族、地方基层组织发生必然的联系，进而导致民间社会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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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团与社会阶层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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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会社团体，大多以社会阶层作为结合体，组成代表各自阶层利益的组织。绅士作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的选任，无一定之资格，“凡在籍京、外官及举、贡、生员有名誉、有资望者”（注：汪达本起草，刘汝骥审核：《歙县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83页。），均有可以被推重为绅士之资格。在传统中国，绅士社团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生员之文社、文会，文人的诗社、诗会，也有学者之讲学会、学会，以及官员致仕林下以后之怡老会。大体说来，绅士是地方公共事务的热心倡导者与参与者，在善堂、善会的建设过程中，无处不可以见到绅士、衿监的身影。（注：如清人黄可润在直隶大城县设置留养局六处，其中四处设在大市镇上，“以衿监诚实者司其事”。此即其例。然亦有史料证明，在个别地区，如徽州府歙县，在清末地方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其态度并不积极，“能负责任者，十无二三，高者不与外事，否则虚与委蛇而已”。这当然也是特例，并不代表绅士的整体。分见徐栋：《牧令书》卷15《保息·留养局》，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340页；（注：汪达本起草，刘汝骥审核：《歙县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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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传统的“四民”观的制约下，工商业的地位并不很高，其活动的自由乃至积极性亦大为受挫，但从社团史的演变历程来看，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出现得很早，而且至明清时期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诸如会馆、公所一类的经济社团。不仅如此，商人在很多地方性事务中开始崭露头角，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如清末徽州府的“物产会”，其经费的筹集采用各商摊派之法，当时摊到祁门县的为洋银200元，全由茶商汪克安独立认捐，为此知府为其颁发名誉执照，“士论多之”（注：方振均起草，刘汝骥审核：《祁门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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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史料已经证明，至迟在明代万历年间，在浙江永嘉县的农民群体中已经出现了“结伙会盟”、要求减租的现象。这一农民会社组织，显然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支持，而且采取“头会箕敛，储谷以充行用”之法，亦即通过合会之法，以筹集会社的经费。从其以“无籍顽民陈赞为首”，以及“辅之者二三十人”的记载来看，会社组织的规模相当之大，而且将减租之议一直上告省中总督、巡抚、巡按以及布政司、按察司衙门。（注：史载万历十三年（1585），浙江永嘉上乡自十六都至十九都乡民，“忽结伙会盟，倡议偿租易桶以斛。盖利其制：面狭底广，倾谷入内，四角空虚，难于充满。其艺生芒之种，更有便益。时值陆尹朝京，自知政多玷缺，意图厚施乡民为立碑尸祝计，特允其请，以为之主。乡民头会箕敛，储谷以充行用，共推无籍顽民陈赞为首，辅之者二三十人，赴控三院暨布、按。分巡道批发府县区议。时节推邓公希稷署摄县篆，力排其议，以为势决难行。申详院、道允批本府，追究问遣。适戴守以让初任，扑责、枷号、定罪有差，至次年夏，其议始息”（姜准：《岐海琐谈》卷13，23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农民通过会社团体这种形式已经有了很好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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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无论是佃农，还是灾民，无不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社团组织。就佃农来说，清代佃农的自治权明显得到了加强，出现了“田兵”、“佃兵”、“佃长”等组织。史载顺治二年（1645）九月，江西石城万乾倡导永佃权，纠集佃户，组织“佃兵”。考虑到当地大户以土著居多，万乾又与客纲头目郑万春、李诚吾、连远侯联系，“结党惑众”，组成一个客民社团联合体，号称“纲义约”。此外，当时江西尚有一个“集贤会”，将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连结在一起。（注：道光《石城县志》卷7《武事》，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74~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顺治三年，福建宁化县黄通纠集千人，成立“田兵”。又联结各里为“长关”，部署乡豪有力者为“千总”，乡之丁壮全都听其调拨。黄通有事，则报千总，千总率领各部，不逾日而千人相集。在黄通所联结下之“长关”，“词讼不复关有司，咸取决于通，通亦批行诸千总，自取赎金而已。由此城中大户与诸乡佃丁相嫉如仇”（注：道光《清流县志》卷10《寇变》，同治重刊康熙《宁化县志》卷7《寇变》，均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96~97页。）。可见，通过设立田兵、长关，佃农可以自行解决“词讼”一类的司法事务。又如康熙年间，江西雩都县，来自闽、广之客民，“其党日多，遂推其豪猾者，名为佃长，号召同辈”。显然，“佃长”制的成立，其目的无非是通过“醵金助之”这一结会方式，将佃户组织起来，以与田主对抗，“小则抗租结讼，大则聚党踞抢”（注：宋启传：《策对》，见同治《雩都县志》卷13《艺文》，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82页。）。从湖南长沙《粪行条规》可知，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奉示创立农民一帮”，专门从事城市中粪草的买卖。（注：《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商业条规》，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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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佃农结盟抗租，或农民约会抗粮、敛钱构讼之事相当普遍。如康熙五十年（1711），江苏苏州等地，当地的“乡曲细民”，“无不醵金演戏，诅盟歃结以抗田主”（注：黄中坚：《征租议》，见《蓄斋集》卷4，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25~26页。）。在佃户的结盟组织中，通常也采用一种“传帖”互通信息。如清雍正年间，江苏崇明县佃户结盟抗租，其传帖内有“恶户施大受，将美女金帛送施总兵，通家来往，倚势多索麦租”（注：《雍正朱批谕旨》，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27页。）等语。所谓“传帖”，其实一种“匿名谤纸”，到处粘贴，藉此起到鼓动宣传之效。又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湖北荆门县的“刁民”万世印，“怂恿乡民，以差追难于拖欠，捏锢弊莫除情词上控”。为了壮大声势，他们还遍贴歌谣，有“已经又告明春讯，弊再不除奔北京”之语，并将从前断案刊刻多本，尾后自注“平村龙亭万世印抄刊”，并置备扇簿，上写“谨卜腊月初九、初十、十一日洁治杯茗，请邀公议”字样，兼写“万世印名帖”，遍邀该图的花户，在初九等日“唱戏敛钱，为赴京控告费用”（注：朱批奏折，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328~329页。）。这无疑是借助群体的力量，通过京控这些诉讼形式，达到抗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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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清代的农民社团组织出现了两大动向：一是佃农社团与秘密宗教之间相互渗透。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江西瑞金县，革蠹彭兼六，假充佃户，谋为乱首，串通“邪教”黄淑行兄弟，称为“密密教主”，“聚众烧香，号为明蜡，日散夜聚，簧惑乡愚，复袭前辙，仍捏由田主苛刻之虚情，阴遂苛派倡乱之狡计”，“千百成群，沿门索派，踞田抗租，愈猖愈炽”（注：同治《瑞金县志》卷16，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80~81页。）。二是出现了“农民会馆”，至清末民初最终形成“农会”。如康熙五十二年九月，江西兴国县衣锦乡“顽佃”李鼎三，煽惑闽、广两省客民，“创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之说，统众数千，赴县门挟长官，要求勒石著为例。群奸一时得志，创为会馆，远近传关。每届有秋，先倡议八收七收有差。田主有执原额计租者，即号召多人，碎人屋宇，并所收租攫入会馆，罹其害者案山积”（注：陈捐宁：《南游日记》，见同治《兴国县志》卷461《杂记》，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82页。）。清末民初的农会组织，更是广泛渗透到江南的各个乡镇。民国二年（1913），嘉定县各乡均奉令组织“乡农会”，为农民解除困难，研究农业，谋求耕种技术之改进，乡村陋俗之革除，对于农村均有相当大的贡献。如曹王乡之农会组织调解会，为农民调节纠纷；设置运销股，代农民将作物集合销售；举行演讲会，请农业专家到会演讲，引起改良兴趣；组织娱乐会，提倡正当娱乐；成立戒烟酒会，去除陋习；编发工作积极歌谣，陶冶乐业精神。（注：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疁东志》卷8《自治·乡农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48页。）又如宝山县真如镇，民国六年七月成立“真如乡农会”，设事务所于宝善堂，置会长、副会长各一人，处理全会事务。（注：王德乾：《真如志》卷3《实业志·农商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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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农村流动人口之灾民而言，同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团体。如乾隆八年（1743），湖北江陵县所属下乡地方，因为遭受水灾，灾民借荒为匪，成立了“箩筐会”，“聚集男妇，以借为名，强索米谷”，其中为首者分别为侯正卿、车元亮、车有亮三人。（注：朱批奏折，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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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在苏州、松江两府，一些里中无赖，游手不治生产，十百为伍，推选其中之桀黠者为“盟主”，成立一种“打行”组织，横行于城乡之间。至清代，打行中的主体人员，逐渐从“市井少年”转向掾吏、胥隶、监门、亭父以及缁流、黄冠、俳优、娼妓、屠狗、贩夫、游方、术技之徒，“歃血盟誓，结为死党”。由于其影响力渐趋扩大，于是那些“富室豪门之子”或“青衿逢掖之士”，也不得不“借其援以自植”。这些无赖团伙成员，不但有“天罡”、“地煞”、“五鬼”、“十龙”、“貔貅”、“狮子”等绰号，而且成立了“团栾会”、“百子会”一类的会社组织。（注：张启泰纂辑，陆世益编：《望仙桥乡志稿·民蠹》，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23页。）又如清代广东开平县，一些富室之族贫而无赖者，“立社村外，歃血联谋，与富室为敌，抄掠财谷”（注：民国《开平县志》卷20《前事略》2《清上》，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516页。）。如此等等，无不说明无赖群体亦是通过社团这种形式得以组织起来。这些无赖群体一旦形成势力，显然会对其他社团如工商业会馆、公所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会馆、公所建立之初，其管理者通常会向地方官员呈一禀稿，请求地方官府给发示谕，藉此防止流氓无赖的滋扰。（注：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上海米业公所重建之时，就曾上一禀稿云：“惟恐有好事之人，从中多事，不求给发示谕，不足以昭慎重。恐兴工之后，地方流氓滋生事端，及偷窃物料等情。为此环求恩准给发示谕，集资重建公所，扩充善举，并饬地甲等随时照料，以免流氓生事偷窃物料，同业共沾戴德。”（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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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末清初以来，奴仆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群体组织。他们不但立寨与主人相抗，而且组织起诸如“削鼻班”、“里仁会”、“社贼”一类的社团。如在安徽黟县，顺治二年（1645）二月，万村仆人万黑九，因与其主人“讦告”而败，“纠率同类，夜围韩氏屋，焚之，杀其一家，结寨于山，与其徒聚而不散”。又有一位叫宋乞的仆人，为附郭蔡村人，出身微贱，素不快于九都乡绅之家。乘着万黑九起事，于是联络一县的仆人，“始而挟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卖身文契，继而挟饷于乡邑素有名望者，俱剪除之”。并随处各立一寨，以宋乞为首之寨，号“东郊寨”，诸寨听其号令。群不逞之徒，“或附入其中，以为代书，号为参谋，而恶少无不收也”（注：嘉庆《黟县志》卷15《艺文》，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504~505页。）。到同年四月，在清兵进入黟县之前，当地的奴仆共结成12座寨子，“索家主文书，稍拂其意，即焚杀之”（注：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黟县仆变》，2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又金坛奴变时，奴仆自号“削鼻班”，“捕其主，拷掠索身契，众千万人”（注：吴骞：《愚谷文集》卷13，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508页。）。湖北士大夫仆隶之盛甲于天下，而尤以麻城县为盛。麻城梅、刘、田、李，均属强宗右族，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长里闾。明末“流寇大作”，家自为备，听其奴纠率同党，砍牲为盟，号称“里仁会”，“竞饰衣甲，以夸耀之”。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破麻城，里仁会会首汤志杀死诸生60人，而推其中与自己相合者周文江“以应贼”。顺治八年，麻城梅氏奴仆方继华，聚众为变。继华劫掠其主人梅钿财，“招集无赖，敛金入会，约其党百人谋不轨”（注：《湖北通志》卷69《武备志》7《兵事》3《麻城家奴之变》，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512页。）。而在广东，清初则有“社贼之变”。当时世家大族的奴仆众多，于是乘着多事之秋，“纠聚为乱，至戕其主，踞其家”。如在广东顺德等县，顺治二年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此次变故起于顺德县的冲鹤村，延及新会、香山、开平、高要诸县，“皆杀逐主人，掘其坟墓，踞其妻室”（注：王植：《大案》，见《牧令书》卷19，宣统《高要县志》卷25《旧闻篇》1《纪事》，均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514~515页。按：根据民国《开平县志》卷20《前事略》，所谓“社贼”之社，大抵有以下两种解释：一为“土名呼奴仆为社”；二为与奴仆结社结盟相关。相关的探讨，参见傅衣凌：《明季奴变史料拾补》，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382~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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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妇女组织以宗教性的结社最为普遍，诸如流行于明清两代的“香社”、“香会”，无不有妇女的影子。至清代，嘉定县望仙桥乡的妇女，更是结成“莲船会”、“庚申会”之类的宗教组织，“相聚数十人结社讲经，不分晓夜”（注：张启泰纂辑，陆世益编：《望仙桥乡志稿·祠庙》，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151页。按：“莲船会”、“庚申会”属于妇女之宗教团体，确属无疑。然此两类组织，其具体情况如何，显然有待于更多的史料加以证实。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庚申会”的实况不详。至于“莲船会”，大概就是妇女在四月初八浴佛日时的宗教团体。如史料说及黄渡镇岁时风俗有云：“浴佛日，妇女作化莲船，会于施相公庙。”已资足证。相关的记载，参见章树福纂辑：《黄渡镇志》卷2《疆域·风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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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传统的会社团体无不建立在各自的社会阶层利益之上。而在这些社会阶层中，尤以绅士阶层最为活跃，不仅自己独立组建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社团，而且将触角伸展到其他社会阶层的社团，并进而成为这些社团的领导者。这同样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析：一是随着绅士大规模地参与工商业经营活动，“绅商”随之形成，于是地方的绅士力量结构亦从传统的“都董”转变为“商董”、“总董”；二是地方绅士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地方官府之间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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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参与商业活动，至迟在明代已经相当普遍，而绅士参与工商行会，并进而以“绅商”的身份成为行会中的“绅董”，则以清末最为典型。光绪三十二年（1906），重庆瓦窑公司成立。从其为设立瓦窑公司而向地方衙门的具禀可知，此公司创设之初，原本是由窑户程清源、廖洪顺向当地“绅耆等商提出”。所谓的“绅耆等商”，即指绅耆参与瓦窑经营活动者。至于这些绅耆的名单，则分别为巴县“贡生”陈祖虞，“职员”李荣芳，“监生”周海平、罗凤翔，“绅粮”敖蔚廷、周有融、刘子男、吴少卿、李庶绩、王子成、黄勋元、杨雨膏。（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563~564页。）上面所谓的贡生、监生、职员、绅粮，均属绅士阶层。根据史料记载，清末安徽芜湖的米业，大多为广东商人所控制，并成立了相应的米业公所，其公所在芜湖各公所中首屈一指。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二公所举行团拜时，其参加人员就包括当地的官员，以及各字号的“绅商”，如总办芜湖盐局冯镜人、安徽省洋务局委员黄堂之、大江口查验委员陈补南、新庄口税务吴心斋、稽查轮船兼保甲委员梁述之等。（注：《字林沪报》，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日，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751页。）此外，清末浙江宁波柴业公所中之柴商司事，原先由举人邹宸笙充任，其后接任者则为“职监”费辅溢。所谓“职监”，显然是指捐监出身之官员。（注：《申报》，光绪十八年二月初十日，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753~754页。）可见，柴业公所的领导权已经完全为绅士所控制。当然，这些具有绅士身份的领导人，其人又兼具商人身份，亦即所谓的“绅商”。清雍正年间，山东高唐州等地的车户，成立了“盘手会”，大抵可以归为运输业行会组织。史料记载显示，在这一行会中，“渐有地方衿监为作会首，代其经纪”（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940页。）。可见，盘手会在随后的发展过程，地方上的生员、监生逐渐成为其领导者与代言人。显然，绅士力量一旦向经济社团渗透，无疑将会成为社团的领导阶层。“绅董”这一称谓的出现，就是明证。根据《丝业会馆征信录》记载，浙江丝商在上海设立的丝业会馆，其管理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绅董”，共有八人，分值年轮管。他们“各有事业，不及专办会馆公事”。另一类是“司事”，分正、副两位，“住宿会馆，专管一切事宜”。上面八位“绅董”，全都自己开设了丝栈，其名单分别如下：徐昭珩，开有绍祥栈；杨坊，开有泰记栈；孙鼎，开有合盛栈；席裕宽，开有华记栈；金兰，开有敦记栈；陈煦元，开有与昌栈；王莹森，开有珊记栈；沈铸，开有敦泰栈。另据《嘉谷堂征信录》记载，当光绪二十四年上海重建米业公所之时，其董事为举人张仁敏，而司年则分别为职员奚元良、监生胡文炜、蔡茂松、沈常龄、徐自明、赵灿寅等。（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768~769、777、798页。）可见，这些绅董，其实就是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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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绅士力量广泛参与经济社团活动，那么清末的绅士力量随之发生了转变，亦即从“都董”转向“商董”、“总董”。从安徽徽州黟县绅士的办事习惯来看，随着地方自治的广泛展开，地方绅士力量显然存在从“都董”向“商董”、“总董”的转变，随此转变而来者，则是新旧绅士力量在地方社会中所承担职责大小之差异。以旧式的“都董”来说，凡是他们为地方办事，并无一定的任职期限；而以新式的“商董”、“总董”来说，却无不都有任职的期限。（注：余攀荣起草，刘汝骥审核：《黟县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10页。）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转变，下面不妨以徽州府休宁县作为具体的解剖实例加以说明。从中可知，传统的“都董”与新式的“店董”、“商董”、“总董”存在着权限差役。休宁一县，共计32都，通常以在籍人员而襄助官事，则每都一人，或三四人，视地方人户多寡而定，这是“都董”。可见所谓的都董，显然就是由旧式的基层管理人员转化而来。而在市镇中，则设有“店董”，大致均由公举产生，并禀请地方官员“谕饬”。自自治章程颁布以后，店董、商董、总董均已改由选举产生。相较而言，都董仅有调处之责，而无裁判之权。他们的权力范围亦仅限于本都，而所涉之事不过户婚、田土。当然，都董亦间可办理邻都之事，但必须获得地方官员的“特别谕单”，否则就是越权行使职责。换言之，都董之权，仅在复查事实，而张弛损益，自有县主，愿认与否，自在两造，一概都与都董无关。（注：王世勋起草，刘汝骥审核：《休宁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90~591页。）而店董、商董、总董则不同，他们是地方自治的产物，是由行内公众选举产生，尽管在权力上尚需要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但基本可以独立处理行内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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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社团组织中的绅士力量毕竟难以摆脱地方官府势力而独立存在，而且官、绅之间，其权力界限亦是迥然有别。举例来说，若是两造发生诉讼争执案件，只有官员才有审判之权，而绅士只能担任调和之责。（注：余攀荣起草，刘汝骥审核：《黟县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10页。）在清末的慈善组织中，地方官员在选择管理人员时，已经达成了“用书差，不如用绅董”（注：丁日昌：《抚吴公牍》卷18《苏藩司详长元吴三县经征六年分恤孤余剩应否免提请示由》附《加函》，清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石印本。）的共识，且将其付诸具体的实践。如当时扬州府属的各善堂，已经多由“绅士接办”。这些绅士管理者，亦即所谓的“绅董”。（注：丁日昌：《抚吴公牍》卷24《饬查扬郡各善堂局》。）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绅董的任免，显然取决于地方官员，并不是善堂董事会即可自行抉择。以江苏镇江府的普仁堂为例，当时镇江府知府在原来的善堂董事罗志让是否继续留任的问题上，曾将此事上报给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因为在上报之书中，知府的观点有些含糊其辞，所以丁日昌要求知府转饬府学教谕，由教谕对善堂事务进行具体的督促与管理。（注：丁日昌：《抚吴公牍》卷48《镇江府详送普仁堂办理掩埋留养等项清折由》。）毫无疑问，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学校的教官才是善堂的实际管理者。由此可见，绅士在地方社会中的权限显然受到了官府的约束。至于一些地区的绅士，更是对地方官员唯命是从。如在徽州府祁门县，当地绅士“尊官畏官，事事禀命而行”（注：方振均起草，刘汝骥审核：《祁门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06页。）。此外，在绅士处理地方事务的过程中，通常在“此乡”与“彼乡”之间，产生意见的不合，“畛域攸分”（注：方振均起草，刘汝骥审核：《祁门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06页。）。这不仅仅是因为权限不明所致，更可说明绅士力量缺乏一个打破地域界限的统一体。但这仅仅是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在清末的地方社会中，“绅权膨胀”、“绅权日张”显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出现一些“结党营私”、“抗顽官府”的劣绅行为，当然不足为奇。但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在“绅权日张”的大势下，如何保持“官权当尊”？换言之，地方自治的基础，当然需要以绅士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的崛起，但在此过程中，如何平衡“绅权”与“官权”，使两者的权限分明，这无疑也是自治的基础。（注：相关的思考，可参见董晋璧起草，刘汝骥审核：《婺源绅士办事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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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团与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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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作为一股民间自治力量的崛起，无疑是对传统的宗族势力的挑战。宗族作为一种血亲组织，所代表的是一种地方宗法势力。面对汹涌如潮的社团力量，宗族组织不得不审时度势，部分采用社团组织的形式，以对传统的宗法组织加以改造。除此之外，乡族势力通过祠堂、神庙、会社等组织形式，并以此为中心联结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藉此作为传统统治力量的补充。（注：傅衣凌以《瑞金县志》为例（如《瑞金县志》卷1《风俗》云：“瑞邑每姓必建立祠堂，以安先祖，每祠必公置产业，以供祭祀，名曰公堂。其公堂，合族公举一二人司其出入，四时祭祀外，有赢余则惠及族之鳏寡孤独，量给养赡，子姓有登科升入乡校者，给与花红，赴试助以资斧，略仿范文正公义田之意。……异姓又往往联为神会，亦醵金置产，每于神之诞日刑牲设醴，祈祷杂沓，祭毕搬演新剧，为竟日之乐。”），藉此说明乡族势力主要以祠堂、神会及会社（主要有“渡会”、“渡社”、“桥会”、“茶会”等）为组织形式，藉此控制地方社会。参见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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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种地方社会的历史转向，而在“亲族会”、家族祀会中的反映最为明显。以湖北兴山、麻城、郧县、竹溪、京山、竹山、巴东等县为例，就存在着“亲族会”这样一种组织。兴山、郧县、麻城三县的亲族会，“凡本宗有服之亲，及无服之亲，均得为亲族会员。而母党妻党，则不得搀入其内”。竹溪县的亲族会组织，则“本宗五服内之亲属，及母族妻族有服之亲属，均得为其亲族会员”（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3编《亲属》第3类《亲属会》，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京山、竹山两县之亲族会，“仅以同宗有服及无服之亲为限”。而巴东县亲族会，则“同宗之亲属，与父母妻三族之亲党，亦包括在内”（注：同上书，4~5页。）。尽管亲族会参与者的资格限制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呈现一种血亲关系由严转疏的趋势。又如在安徽太湖、望江等县，普遍存在着家族内的祭祀结会。家族祀会分“丁会”与“祭会”两种。丁会者，由族人醵资而成，书立合同，或以百钱为一丁，或以千钱为一丁。一人而出有数丁者，即于一会中占有数丁之额。有时占有多数丁额之人，亦可将有余之丁，转卖于其他之族人。虽同一族人，假如没有取得丁股的资格，则不能与有丁股者同时致祭，但亦可以邀集其他族人，另集丁会。祭会则由祖遗祀产而成，凡属族人，均可与祭。（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4类《亲属及继承之习惯》，34页。）显然这种祭祀之会，使家族内的祭祀活动一分为二。而丁会之崛起，则更有取代同族祭会之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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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由此而对宗族内的祭祀之会作更高的评价。就事实来看，宗族内的祭祀之会，并非同心合力，有时甚至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清代宁波府的“心社”就是典型例证。从史料记载可知，心社创设于顺治七年（1650），为董氏家族的祭祀组织。最初的参加者共计16人，在正诞之日，由其中两人“朋当分祭”。康熙三年（1664），一度改议每人各值一祭。然至康熙十年，因应值之人逝世，而其嗣无力承担，为此经过公议，改为合祀，并将祭期定为春夏之交，于是又变为一人轮值一年。雍正八年（1730），董秉纯的父亲对心社重新加以整顿，另立正、副二簿，考校缮写，“凡从前创会及后此顶替姓氏，备列无讹”。至乾隆十一年（1746），心社开始分裂。究其原因，则是因为这一年轮值祭祀之人董景淳，“贫而吝，一切礼仪，尽委之酒肆”。董秉纯的父亲力争不得，愿意“代庖”，但又不被准许。于是，祭祀之日，有10人不参加祭祀，“大张旗鼓，两不相下”，甚至将官司打到宁波知府衙门。宁波知府认为，心社泾渭既别，不得复合，允许不与会者另立一社。于是，自乾隆十一年开始，没有与会的10人，另外招收6人，凑成原本的16人，“重立规式，更新簿籍”（注：董秉纯：《春雨楼初删稿》卷3《重新心社祀典簿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8709~8710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此类分歧，原本在异姓祭祀合会中时有所见，至于在宗族内的祀会中出现此类分歧，足证宗族力量亦已经开始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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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族组织尚通过其他结社形式，藉此辅助地方官员的统治，明代的“延龄会”与清代的“族祠戒烟社”，堪称典型之例。如松江府人宋瑛，因为疾病而辞官回到家乡，才45岁，组织了一个“延龄会”，“合族子弟愿学者为馆谷教诲之，远方来受业者甚众”（注：李绍文：《云间人物志》卷1《洪武至天顺间人物·宋桧雪》，见《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这是通过教育族中子弟而使自己达到“延龄”的目的。又如在清代，官方极力提倡戒烟，减价售药，限期戒烟，甚至官府设立戒烟局，以提倡民间戒烟。至清末，黟县知县胡汝霖联合当地绅士，创立了“族祠戒烟社”，以辅助官力之不足。（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3《黟县胡令汝霖禀批》，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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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团与地方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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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地方社会的管理者的职责，通常是由那些准官僚性质的地保与庄长承担。值得关注的是，早在清代乾隆末年，浙江地方基层组织中地保与庄长之选充，究竟是由殷实户乃至有身份的生员、监生充当，抑或由无业之人充任，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那些“殷户”或生员、监生，无不将其视为一种贱役，不但有损于自己的家业，更不利于自己的科举仕进。事实亦确实如此。如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个州县，一旦殷实户充任地保一职，必须面对来自库吏、户书以及皂快、头役等人的百般勒索，承担“上头费”、“图差”一类的额外性支出，最终导致家业荡尽。至于浙江宁波、温州八府所属州县之庄长一役，殷实生员、监生充任之后，同样也会遭到衙门胥役的盘剥，不但索扰酒饭，甚至被勒索“吊庄钱”，日无宁晷。所以，那些有志于举业上进的生员、监生，担心因此“废时失事，阻其上进之路”（注：不著撰者：《治浙成规·禁止勒派殷实农民生监充当地保庄长》，见《官箴书集成》，第6册，387页。），通常亦不愿担任此职。其结局就是地保、庄长多由乡里中的无业之民充任，进而导致地方基层组织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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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实户抑或绅士阶层是否参与地方基层组织，确乎关系到地方自治力量能否有效发展。就此而论，绥远归绥县之“公社”与“甲会”的出现，部分改变了原本地方基层组织流于涣散的不良局面。从调查资料可知，归绥县所属各村，无论住户多寡，均设有公社，选任村内“丰富之家及素行端正者数人”，作为甲会，轮流值年。凡是遇到公务，诸如官差、兵差经过或驻扎之类，各个甲会就召集村人，到社会议。议定后，由甲会出首办理。若系蒙人杂居之村，蒙人亦各自立社。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1类《民律总则》，18页。）此类公社，因地、村而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地主虽易，而社不因之而移。故归绥民间有“走地不走社”的俗语。例如甲村某乙卖地与丙村某丁，如地属甲村，则某丁仍应在甲村应社，不得以地主属丙村，而社遂变更。此外，公社所需经费，通常称为“应社”。社之设立，以村之大小，人之多寡为准。而社费之摊派，以地亩为本位，地亩多者多摊，少者少摊，无地亩者，竟可勿用摊费。在通常情况下，主持公社事务者，则为甲会与村中之“绅董”（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1类《民律总则》，18页。）。绅董进入地方基层组织，无疑对地方政治性社团的改良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