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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商行会与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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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朝廷举行重大的捐赈活动时，那些工商行会的领导者亦即所谓的“绅商”，都是积极的倡导者乃至参与者，其义举通常也会得到朝廷的表彰。如光绪三年（1877），江苏海州、山东青州等处被灾；次年，直隶河间及山西、河南等处又发生自然灾害。为此，一些绅商纷纷捐银助赈。如上海之果育善堂，广东之东华善堂，浙江湖州之仁济堂，上海之丝业会馆，均好义急公，捐集巨款，分投赈灾，所捐之银不下50余万两之巨。为此，朝廷颁发神灵牌匾给各善堂、会馆，加以褒奖。（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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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许多地方自治的发端，均有赖于工商行会的组建。下以上海、牛庄两地为例加以具体的考察。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县绅士郭怀珠、李钟珏、叶佳棠、姚文枬、莫锡纶等向沪道袁树勋建议，为“自动整顿地方，以立自治之基础”计，拟创办“总工程处”。袁氏对此非常同情，就在七月初六日那天，照会许可，令其开会集议，拟章送核。最为关键者，就是在批复中有“拟将南市工程局撤销，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等语，说明地方绅商开始广泛参与地方公共工程管理。在此之前，上海本无所谓市政，相关的清道、路灯、筑造桥路、修建祠庙、举办团防等事项，均归慈善团体同仁、辅元两堂经办。尽管到了光绪二十年，成立了南市马路工程局，并于光绪二十三年改称为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但其组织既不完善，而且成绩更无足称道。直至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推行立宪之政，上海绅商得风气之先，就乘机提出要求，由自己独立承担地方上的事情。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焦点，就是如何“公举董事”。在八月十二日那天，郭怀珠、李钟珏、叶佳棠、姚文枬、莫锡纶等人，在学宫明伦堂开会，召集各绅商参加，将沪道袁树勋的意旨加以说明。事前，他们曾经请教过游学东西洋的法政学家，知道欧美日各国的自治规制，本非一蹴而就；估量当时上海地方情形，普选制度，还不能立即实行，只有“先就向来办事诸绅商中公同选举”的一种办法。于是，先约定善堂、书院、警务以及各铺段的各项董事于十九日开会，投票公举，得及格者30人。在此基础上，又订定各行商业各举代表1人，于二十六日在明伦堂召开第三次集会，投票公举，选出28人。此外，又选出众望所归者18人，将这些人的名单呈请沪道，由沪道从中选定总董、帮董、议董等，组织一个“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经袁树勋选定总董1人，办事总董4人，议董32人。同时，总工程局简明章程经官绅双方拟定后得以公布。随后，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总办翁秉钧将经管事项移交，沪道将总工程局钤记验发，该局最终宣告成立。现在再来看看该局职员名单，从中不难发现，其中大半都是商界领袖，并且很多是当时会馆公所的董事，如：总董朱佩珍，是四明公所的董事；议董姚文枬，是米业公所的董事；林增赉，是先春公所的董事；干城，是木业公所的董事；程鼎，是花业公所的董事；沈功章，是典业公所的董事；张嘉年，是米麦杂粮公所的董事。由此可见，他们无不是代表自己的行会组织前来参与地方行政事务。（注：《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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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牛庄的例子。根据《海关十年报告》，牛庄口岸的行会，其职责大抵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负责行会内部的管理，诸如草拟和执行管理银号、钱庄、汇兑和集市的规章；而第二类则已经类似于西方的市参议会，诸如维持街道、公路、沟渠、水库（池塘）的秩序，掌管公共土地，保护商人，经办或协助开办慈善事业等。（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622页。）毫无疑问，就行会的第二类功能而言，显然开始广泛参与地方自治活动，进而构成地方自治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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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清末的城市已经普遍形成了“都市共同体”。在城市里，各式各样的团体陆续得以建立，诸如同乡团体、街巷团体、园艺农民团体，其中尤以工商业者同行业组织的行会最为引人瞩目。换言之，行会已经成为城市的基础社会。在这些都市共同体内，无不呈现出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在行会内部，劳资对立相当明显，亦即既有资本的支配，又有工匠的抗争；另一方面，业内成员通过行会而形成共同体，并最大程度地追求集团自身的利益。以此为视角，则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地方都市萨拉齐堪称典型一例。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在萨拉齐这座城市中，地方官员几乎不再为市民做任何事情，而市民也尽量避免与地方官员打交道。为此，行会不得不开始承担起全部的市政事务。大自组织军队负担城市的守卫，小至孤魂野鬼的祭祀，举凡政治、经济、社会等涉及市民生活的全部领域，行会商人均负起斡旋之责。这种实体显然可以称为“都市共同体”，“具有和欧洲的自由城市相同的性质”。这就是说，城市一旦形成共同体，那么，地方官员就会把市政委托给行会，市民税亦仅仅规定总额而让行会负担，所有市政事务无不需要行会的合作。当然，正如研究者所言，尽管行会具有作为习惯的“权威”与“限制力”，但由于官方在法律上并没有承认行会的自治权，从而与欧洲的自由城市迥然有异。与此相应，都市共同体内市民的自治意识和权利义务的观念尚没有确立，于是只有作为存在总体的市民，而个体的市民自由的概念并不明确。可见，都市的自治仅仅是“村落自治的扩充，其自由的趋向并不明确”（注：［日］今堀诚二：《清代地方都市（县城）的构成》，见刘俊文主编，栾成显、南炳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明清》，543、557~5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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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群”与“自治”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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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之传统中国各类社团组织，其核心内容就是一种“合群”的精神，然而在合群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社团而得以确立“自治”的态势，显然颇为值得关注与讨论。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遵宪在《致梁启超函》中，对传统中国的“合群之法”作了理性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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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黄遵宪认为，自尧舜以来直至近代，中国的百姓无不接受“人为独一无二之主义”的统治，他们对于政府不知有“权利”，实际上导源于对于人群不知有“义务”。由于百姓“政治思想”所限，即使“分之以权，授之以政”，非特不能接受，反而会“造邪说而肆谤诬，出死力以相抗拒”。社会变革的最终理想在于通过“作新民”之法，以达到“新吾国”之目的。而其关键则在于讲求“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群治”，而其中必须有“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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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按照黄遵宪的观点，传统中国的合群之法，从宗族一直到秘密会社，尽管有合群之义，却各不尽善。宗族制度应该说较有规模，亦即所谓的“宗以族得民”。然宗族制度“仁至而义未尽，思谊明而法制少”。况且宗族在实际演变过程中，无论何乡何村，聚族而居者并不只有一族，讲画太明，必然导致“树党相争”，其流弊极于闽、粤械斗而犹未已。其他所谓的“同乡”、“同寮”、“同年”，以及“相连之姻戚”、“通谱之弟兄”，则大抵不过是势利之场，酬酢之会，不过是藉此通人情而已，卑卑无足称道。合群意识更为明显者有会馆、“业联”（即工商行会），然亦不足自立。在黄遵宪看来，合群组织中最有力量，且能一唱而十和，小试而辄效者，莫如“会党”。究其原因，会党在名义上最讲究平等，而其主义则在于“利益均分、忧患相救”。法不可谓不好，但“挟之以作贼，则殊可痛也”！黄遵宪认为，真正的合群之道，应该在传统中国宗族制度互相“维系之情”及会党“相友相助之法”的基础上，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在“群治”明确的前提下，开“民智”、昌“民气”，然后再“进以民权之说”（注：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2编《文录·图南社序》，上册，444~445页。）。如此的见识，既有对传统中国合群精神的有效梳理与吸收，又适当引进了西方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概念，应该说真正达臻合群之道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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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各类学会的兴起，显然是突破了传统的合群意识，在“启民智”上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当然是赞誉者的观点。而在那些诋毁者看来，学会的出现，则是一种“侵官权”的行为。这显然是评论者之出发点有“公”与“私”之别。正如黄遵宪所言，若是“能以公理求公益”，那么学会之启迪民智之功不可磨灭；反之，若“以私心求私利”，那么对于那些“擅权恃势之官”来说，确乎有侵夺官权之忧。（注：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2编《文录·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上册，282页。）值得思考的是，由理智的合群之道，进而启迪民智，其中所带来的“侵官权”的效果，正好说明了自治精神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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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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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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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强学会封禁后各地之学会、学堂、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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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梁启超：《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见《戊戌变法》（四），395~39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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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清雍正、乾隆年间的秘密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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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清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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