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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有个很坏的习气，一味挑剔当权者这项做得不妥，那项行得不公，抱怨得理所应当。仿佛事不关己，仿佛一切丑恶现象都是官员们的责任，仿佛我们的责任就是抱怨官员。唐人的做法，比我们勇敢多了：如果政府做错事情，那我要尽一切力量告诉政府做错了；如果国家缺少好官，那我要站出来当个好官；如果我有能力让社会进步哪怕一寸，那我就用我的能力，去实现这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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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辞官才是高洁之举，求官都是蝇营狗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陈情表》，是婉拒朝廷安排的官职，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艰辛，表达要留在家中侍奉祖母的决心，“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拳拳孝心感天动地。唐代员半千写给唐高宗的《陈情表》，是要求朝廷给自己安排官职，一句“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报国之心同样令人击节叹赏。而员半千一生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终不负“披露肝胆”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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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唐代干谒者——尤其是初盛唐时期的干谒者——之观念中，无论是一介小民还是达官贵人，都是在为他们深爱的王朝做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与那些名流显达是战友关系，一起为帝国的昌隆戮力同心，所以他们在干谒的对象面前鲜有自卑感；所以任华敢于教训大夫“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若你自以为身份比我高贵，就不以礼相待我这种人才，那么你内涵的深浅，世人就会有评断了；所以王泠然敢于威胁御史“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你要是贵人多忘事没有提拔我，待我奋斗到与你一个官阶的时候，你怎么后悔都没用了；所以李白拜谒高官韩朝宗时，作“高冠佩雄剑”的打扮，将自己的形象定格在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所以尽管干谒是想要得到提拔，但唐人做来全无摇尾乞怜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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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崎岖见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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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干谒之举中，有一种特殊的干谒，叫做行卷。何谓行卷？这还得从唐代的科举制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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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制科与常科。制科，为招非常之才而设定，名目纷杂，令人眼花缭乱，有文辞、经义、治道、军事、长才、拔取遗才、激励风俗等一百多种，无论你拥有的才华多么偏门，唐政府都为你提供了进取的道路；常科，顾名思义，乃是较为通常的考试科目，常科中最为主要的，是进士与明经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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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科有点像现代高考特招艺术尖子生、体育尖子生，且制科不是常设，每年或许有或许没有，全凭皇上高兴。所以虽然制科名目繁多，好像机会一大把，但绝大部分的考生仍然选择考取常科。而在常科之中，进士、明经貌似是平行并列的两项，事实上两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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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苏六朋《清平调图》。此画绘唐玄宗召李白作“清平调”的故事。李白通过多年的干谒活动，“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得到多人的赞誉和举荐，最后终于闻达于玄宗。玄宗召李白进宫作“清平调”，亦是对他文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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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明经科，及第与否的关键在于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只要你背得下大小经义，你就能登第；考取进士科，诗赋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考生的思考能力和文学素养成了决胜的法宝。无论考生头悬梁锥刺股死记硬背下多少诗文经义，写不得一手锦绣文章，就莫奢望在进士科中取得胜利。进士科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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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科比明经科考取的难度大得多，进士也就比明经的出路好得多。唐政府很清楚，死记硬背当然亦是一种才华，但死记硬背的才华与倚马千言的才华相比，终究还是落了下乘。安排官职时，进士就普遍比明经高出几段来，且社会各层也对进士抱持更高的评价与期许，这也算是进士的一笔隐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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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进士及第，声誉日盛。元稹钦慕李贺的才华，想要与之结交，便登门拜访李贺。但李贺毫不客气地将元稹拒之门外，理由是“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元稹你是明经登第，与我这个进士，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啊？进士相对明经，心理上的优越感不亚于小姐相对丫环。这段故事大概只是时人的胡乱编派，但再次证明在那个崇拜风流才子的时代，才华横溢的进士与死嚼书本的明经，在人们心中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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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也有明经通过不懈奋斗最终位极人臣的案例，但获胜概率比进士低得多。拿数据说话，唐代从宪宗到懿宗七朝中，共有宰相133人，其中104人都是进士出身。因此要想赢在起跑线上，非考取进士不可。只是，我始终以为，唐人之所以热衷考取进士，绝不仅仅因为进士前途光明，还因为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进士科是更为精彩刺激的挑战。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说得比钱穆先生更为精辟：“一则诗赋命题可以层出不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不即不离地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泄。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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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热爱围棋，因围棋变化多端，每一次对弈皆是全新的冒险征程。仅是181枚黑子和180枚白子，纵横19道线形成的361个交叉点，就能制造出“千古无同局”的效果；那么近十万个汉字，可以排列组合出多少花样？终唐人一生，终所有人一生，也无法挖掘出文字所有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字是比围棋更加迷人的游戏，足以挑逗争强好胜的唐人最末梢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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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读书人拼命打磨自己的文学创作才能，但进士科的诗赋考试只一场，能在考卷上展现的才能不过九牛一毛。加之进士科的竞争极为激烈，大江南北莘莘学子，一年却至多录取三十来人。唐代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即一年又一年地考进士，若在五十岁能考中，都算是很年轻的进士了。由此可见，进士登第之难，难于上青天。为了全方位展现个人才华，为了增加进士及第的可能性，“行卷”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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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卷，就是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应试的举子们精心挑选代表自己最高水准的作品，递呈给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以求这些贵人能够向主考官推荐自己，或是提高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实名制”，也就是说，考卷不糊名，哪张卷子属于哪个举子一目了然。主考官评阅试卷之外，自然而然还会参考举子在文坛上的名声以及其他作品，甚至说参考都不准确——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决定着考场内的胜负。而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靠行卷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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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卷是如此重要，李白就连在华山落雁峰旅游，也切切感叹：“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眺惊人句来搔首问青天耳。”这座山最高，它应与天相通，只恨我没有带上像谢眺的作品那样优秀的诗句来向天帝行卷。李白是个梦想家，但他幼稚狂妄的梦想，用诗意的方式印证了行卷在唐人心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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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士科考通常是在正月，但是行卷的工作在前一年的秋季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每一个环节举子们都力求做到最好：纸肯定要用好纸，而每一页写多少行、每一行写多少字，就像毕达哥拉斯学派计算人体的黄金分割点一般，经过举子们的潜心研究，亦找到了文书的最佳比例。在衣着上也要留心，未及第的举子拜谒公卿时须穿朴素的白色麻衣，以示谦卑。“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举子这恭谦忍耐的情态，想来亦会牵动公卿们的恻忍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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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行卷的纸张、衣着皆有要求，作品本身的讲究就更多了。既然希冀全方位展示，举子们自是不会仅选一篇作品来行卷，往往各种文体皆备，作品数量众多。举子人数不少，行卷作品就更是汗牛充栋了，公卿显达即使将所有时间都用于阅读行卷作品，也难以全部读完。更何况他们的时间还要用来办理公务，还要用来喝喝小酒、听听小曲，所以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更为有限的作品。这样一来，卷首就变得格外关键了，如果第一篇抓不住读者，后面再华丽也是枉然。行卷第一法则，就是切莫说“好戏在后头”，好戏必须在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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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李邕是唐时的大才子，极有声誉，之前听说过崔颢的美名，以等待偶像的心情，等待崔颢上门行卷。崔颢果然来了，献上自己的作品，卷首就是风流的《王家少妇》。李邕迫不及待地翻开崔颢的行卷，刚刚读完第一句“十五嫁王昌”，登时勃然大怒，随即将崔颢划入轻薄之徒一类，再不接见。或许崔颢卷首之后的作品颇具风骨，但因为劈头就是靡靡之音，后面再多壮声，也只能咽回喉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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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咏就比崔颢精明，他在卷首特地放了这样一联诗“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杜光庭读后问他：“你创作过很多佳句，为何偏选了这么一联作卷首呢？”陈咏倒也率直：“这两句曾为朝廷大官欣赏，因此特地放在卷首。”那一联诗并不高明，不过若换上真正的佳作，大官们未必能欣赏；不如走个捷径，将大官所好摆在最显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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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湖苦吟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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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安排卷首之外，想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内容非出奇不能制胜，要言常人所不曾言。这一点倒是很合唐人的脾气，唐人本就喜欢推陈出新，比如亘古不变的牛郎织女故事，就在唐朝首次出现了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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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我们的先人便开始讲述牛郎与织女的传说，讲一年一次的相会，讲一生一世的守望。几乎每一个中国孩子，都曾顺着父母的手指，在浩瀚星空中寻找最痴情的那两颗。但这个讲了千年的传说，这些千年不变的情节，终于在唐代出现了转折，故事是从一个叫做郭翰的书生切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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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翰夜晚在中庭乘凉，清风袭来，一位少女翩然而至，明艳绝代。郭翰正在惊诧中，少女就开始自我介绍了：“我是天上的织女，很久没有伴侣，跟牛郎相会一年就一次，太难等了。我爱慕先生的风度，特来与你幽会。”郭翰高兴坏了，从此常常与织女相聚。有一次郭翰忍不住问织女：“牛郎在哪里？你难道不怕被他发现？”织女不屑道：“隔着滔滔银河，他才发现不了，不用担心。”【1】……细节活灵活现，那香艳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织女哪里还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忧伤女子？她更像是美剧《欲望都市》中的奔放女郎，忠贞不是她的信仰，她的主宰叫做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