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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科比明经科考取的难度大得多，进士也就比明经的出路好得多。唐政府很清楚，死记硬背当然亦是一种才华，但死记硬背的才华与倚马千言的才华相比，终究还是落了下乘。安排官职时，进士就普遍比明经高出几段来，且社会各层也对进士抱持更高的评价与期许，这也算是进士的一笔隐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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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进士及第，声誉日盛。元稹钦慕李贺的才华，想要与之结交，便登门拜访李贺。但李贺毫不客气地将元稹拒之门外，理由是“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元稹你是明经登第，与我这个进士，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啊？进士相对明经，心理上的优越感不亚于小姐相对丫环。这段故事大概只是时人的胡乱编派，但再次证明在那个崇拜风流才子的时代，才华横溢的进士与死嚼书本的明经，在人们心中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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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也有明经通过不懈奋斗最终位极人臣的案例，但获胜概率比进士低得多。拿数据说话，唐代从宪宗到懿宗七朝中，共有宰相133人，其中104人都是进士出身。因此要想赢在起跑线上，非考取进士不可。只是，我始终以为，唐人之所以热衷考取进士，绝不仅仅因为进士前途光明，还因为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进士科是更为精彩刺激的挑战。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说得比钱穆先生更为精辟：“一则诗赋命题可以层出不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不即不离地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泄。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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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热爱围棋，因围棋变化多端，每一次对弈皆是全新的冒险征程。仅是181枚黑子和180枚白子，纵横19道线形成的361个交叉点，就能制造出“千古无同局”的效果；那么近十万个汉字，可以排列组合出多少花样？终唐人一生，终所有人一生，也无法挖掘出文字所有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字是比围棋更加迷人的游戏，足以挑逗争强好胜的唐人最末梢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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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读书人拼命打磨自己的文学创作才能，但进士科的诗赋考试只一场，能在考卷上展现的才能不过九牛一毛。加之进士科的竞争极为激烈，大江南北莘莘学子，一年却至多录取三十来人。唐代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即一年又一年地考进士，若在五十岁能考中，都算是很年轻的进士了。由此可见，进士登第之难，难于上青天。为了全方位展现个人才华，为了增加进士及第的可能性，“行卷”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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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卷，就是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应试的举子们精心挑选代表自己最高水准的作品，递呈给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以求这些贵人能够向主考官推荐自己，或是提高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实名制”，也就是说，考卷不糊名，哪张卷子属于哪个举子一目了然。主考官评阅试卷之外，自然而然还会参考举子在文坛上的名声以及其他作品，甚至说参考都不准确——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决定着考场内的胜负。而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靠行卷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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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卷是如此重要，李白就连在华山落雁峰旅游，也切切感叹：“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眺惊人句来搔首问青天耳。”这座山最高，它应与天相通，只恨我没有带上像谢眺的作品那样优秀的诗句来向天帝行卷。李白是个梦想家，但他幼稚狂妄的梦想，用诗意的方式印证了行卷在唐人心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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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士科考通常是在正月，但是行卷的工作在前一年的秋季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每一个环节举子们都力求做到最好：纸肯定要用好纸，而每一页写多少行、每一行写多少字，就像毕达哥拉斯学派计算人体的黄金分割点一般，经过举子们的潜心研究，亦找到了文书的最佳比例。在衣着上也要留心，未及第的举子拜谒公卿时须穿朴素的白色麻衣，以示谦卑。“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举子这恭谦忍耐的情态，想来亦会牵动公卿们的恻忍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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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行卷的纸张、衣着皆有要求，作品本身的讲究就更多了。既然希冀全方位展示，举子们自是不会仅选一篇作品来行卷，往往各种文体皆备，作品数量众多。举子人数不少，行卷作品就更是汗牛充栋了，公卿显达即使将所有时间都用于阅读行卷作品，也难以全部读完。更何况他们的时间还要用来办理公务，还要用来喝喝小酒、听听小曲，所以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更为有限的作品。这样一来，卷首就变得格外关键了，如果第一篇抓不住读者，后面再华丽也是枉然。行卷第一法则，就是切莫说“好戏在后头”，好戏必须在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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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李邕是唐时的大才子，极有声誉，之前听说过崔颢的美名，以等待偶像的心情，等待崔颢上门行卷。崔颢果然来了，献上自己的作品，卷首就是风流的《王家少妇》。李邕迫不及待地翻开崔颢的行卷，刚刚读完第一句“十五嫁王昌”，登时勃然大怒，随即将崔颢划入轻薄之徒一类，再不接见。或许崔颢卷首之后的作品颇具风骨，但因为劈头就是靡靡之音，后面再多壮声，也只能咽回喉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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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咏就比崔颢精明，他在卷首特地放了这样一联诗“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杜光庭读后问他：“你创作过很多佳句，为何偏选了这么一联作卷首呢？”陈咏倒也率直：“这两句曾为朝廷大官欣赏，因此特地放在卷首。”那一联诗并不高明，不过若换上真正的佳作，大官们未必能欣赏；不如走个捷径，将大官所好摆在最显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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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湖苦吟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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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安排卷首之外，想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内容非出奇不能制胜，要言常人所不曾言。这一点倒是很合唐人的脾气，唐人本就喜欢推陈出新，比如亘古不变的牛郎织女故事，就在唐朝首次出现了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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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我们的先人便开始讲述牛郎与织女的传说，讲一年一次的相会，讲一生一世的守望。几乎每一个中国孩子，都曾顺着父母的手指，在浩瀚星空中寻找最痴情的那两颗。但这个讲了千年的传说，这些千年不变的情节，终于在唐代出现了转折，故事是从一个叫做郭翰的书生切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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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翰夜晚在中庭乘凉，清风袭来，一位少女翩然而至，明艳绝代。郭翰正在惊诧中，少女就开始自我介绍了：“我是天上的织女，很久没有伴侣，跟牛郎相会一年就一次，太难等了。我爱慕先生的风度，特来与你幽会。”郭翰高兴坏了，从此常常与织女相聚。有一次郭翰忍不住问织女：“牛郎在哪里？你难道不怕被他发现？”织女不屑道：“隔着滔滔银河，他才发现不了，不用担心。”【1】……细节活灵活现，那香艳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织女哪里还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忧伤女子？她更像是美剧《欲望都市》中的奔放女郎，忠贞不是她的信仰，她的主宰叫做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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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时敏《杜甫诗意图》。杜甫诗云“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千变万化的棋局满足了唐人冒险与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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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把标新立异的脾性用在诗文上，成就了诸多翻案文章。譬如杜牧“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项羽一向以悲剧英雄的形象出现，杜牧却说，项羽最后在乌江亭边自刎算不得英雄，胜败乃兵家常事，真英雄大可振作精神收拾旧山河，卷土重来；譬如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暴君隋炀帝为去扬州赏琼花，命百姓开凿大运河，历来为人诟病，但在皮日休看来，隋炀帝若是没有顺着运河公费旅游这些破事，他开运河的功德并不输给治水英雄大禹；再譬如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自古人们都说悲秋，秋的标签就是凄清寂寥，但刘禹锡反倒认为秋季比春日更加生机勃勃，当白鹤飞上晴空，诗情也被引向碧霄，豪迈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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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比唐人更爱翻案，以至于翻案诗在有宋一代蔚为大观。写山林，前人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宋人就偏说“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写离别，前人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宋人就偏说“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写昭君出塞，前人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宋人就偏说“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宋人就像处于叛逆期的少年，无论你说什么，他的回答一定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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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惑经的思潮使宋人怀疑一切经典，发展得过了头，就是为了怀疑而怀疑，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他们的翻案诗，即使是同一人的几首作品，也鲜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与价值观，他们只是想要破坏。不过，宋人这点执拗让我深觉可爱，他们翻案的时候，表情会不会是气鼓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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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不同，他们生活在一段前所未有的开阔岁月里，盛世给了他们盛大的气度，看人看事不复从前的逼仄，定得推翻泛黄发脆的老观念——是时代精神叫他们想得不一样，不是个人做作的表演。因此唐代的翻案诗，即使是不同人的几首作品，也往往拥有同一种气质。这种气质，叫做泱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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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仕途前程需要唐人翻新出奇，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创新起来，举子们竞相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行卷作品乱象丛生。而且，颇有些“乱象”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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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延让行卷，颠覆唐诗通常的题材和意象，故作惊人语，而且那些惊人语，替他在诸多行卷作品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因为“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得到张濬的欣赏，因为“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得到成汭的欣赏，因为“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得到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欣赏。狐狗猫鼠也能当主角，卢氏的写法开天辟地。登第之后，卢延让喟然长叹：平生投谒公卿，结果猫儿狗子之类的让我获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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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符久久无法考取进士，异常焦灼，某一天灵光乍现，乃作《婢仆诗》五十首，在公卿王孙之间行卷。通篇皆似“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忧。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这般，句句刺中婢仆们的避讳，从前哪有读书人吟咏这些个事情？五十首很快走红，走红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婢仆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要扇李昌符的耳光；第二，当年李昌符就及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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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卷内容求好求新的同时，还要避开各个关键人物的名讳，避国讳、宰相讳、主考官讳、自己的家讳以及行卷对象的家讳。若不小心犯了忌讳，小人物迎来的或许就是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