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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辽、西夏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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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入侵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唐代，当时通往中亚的丝路被切断了。其第二个阶段，是胡人于长城以北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西夏、辽和金），并从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对中国的北部省份构成了持久的威胁。在最后一个阶段，则带来了种种悲剧性的事件，而发生这些事件的历史岁月又构成了我们对中国日常生活进行描写的背景。这段历史时期包括两个重要的年份：首先是1126年，北宋（960—1126)的京城（今河南开封）于当年失陷，紧接着长江以北的整个中国北方均被侵占，此后，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最终在杭州定居下来，而与此同时汉人与胡人的交锋前线也沿着江淮流域确定下来，其次是1276年，杭州遭蒙古人侵占，而整个中国也在其历史中首次全境失陷。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中国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坚执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之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使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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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理由说此一时期乃是纷扰的时期？如果有，那不啻在说：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日常生活亦有着直接的影响。只不过，大多数人并未被这一重大的历史灾变所动，除非有朝一日他们亲身卷入其中。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手执权柄、其爱国心又强到足以使他们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如所周知，中国很有一套处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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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识到，上流社会几乎总是无一例外地不负责任和一晌贪欢。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并非没有指出——中国的失败和屈服要归罪于其统治者的道德沦丧。这再次提醒了一个旧有的经典主题：当皇帝和朝廷沉湎于享乐而不理朝政的时候，就会自寻死路。北宋的末代皇帝就是一位审美家，热衷于绘画和艺术品的收藏。而南宋的最后几位君主，则既缺乏“德行”，又缺乏现实感。但话说回来，国防尚能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国家亦将其岁入的大部分用来维持一支百余万的大军。所以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进一步的研究将会演明：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有关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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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骑猎归图（南宋·赵伯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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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番人狩猎归来，正在整理箭羽，神情愉悦轻松，身后驮着一匹野羊的马匹却已尽显疲鬃尾下垂，低首张口，可以想象它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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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帝国已经相当虚弱，却仍十分可观。13世纪的中国，即使其北方省份已被胡人占据，也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幅员，从四川省到长江下游平原，东西一线逾1200英里，而从南部海岸到北方前线，南北一线亦逾600英里。故其总面积达到了70万平方英里以上，也就是说，足有当今的4个法国那么大。它的人口总数达到了6000万以上。[1]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特别是当我们考虑了下述事实——有四分之三的地方乃是几乎杳无人迹的山区，而人们只是高密度地聚集在川西的成都盆地和长江下游平原（今江、浙两省）之后，就更会为之惊叹不已。长江的航运经由其支流，可以远抵成都周围的富饶平原地区，从而构成了中国南方的主要商业通道。帝国东部地区的运河网络连接着大城镇，河面上的船队昼夜不停地航行。一支庞大的沿海船队维持着东南沿海贸易中心与南部沿海贸易中心（远达广州）的联系。而大型的海船则每年都在季风时节往来于中国和南洋群岛、印度、非洲东岸以及中东之间。在内陆，永久性的集市于南北陆路和长江的交汇点上发展起来了，其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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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北京故宫南熏殿藏历代帝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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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1100－1156)，名赵桓。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时受父徽宗之禅即位；汴京城破后，降金，靖康二年（1127年）与徽宗为金兵俘掳北去，囚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1156年，在金国被马踩死，终年五十七岁，葬处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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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等。无所不在的国家掌握了许多商业部类，并通过一种国家专卖权体制和间接税收而获得其主要岁入。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做蛮夷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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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让我们谈谈为什么要选择此时此地来加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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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使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杭州居民的人口就翻了一番，迄1275年已逾百万。这种增长还并非京城特有的现象。由于直接关注城市生活，我们仅限于着重指出在那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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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本书确定的时间与地点，还出于其他的一些考虑。不可否认，有关宋代的考古学上的材料既稀少又无特殊的揭示。12和13世纪生产的陶器相当重要，并且留下了数不清的标本，但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很少一点东西了，比如妇女的饰物、玻璃杯、漆瓶漆盒、彩绘枕头以及铜币等等。由于中国建筑所用材料的轻脆，竟连一件建筑上的碑铭也没有留传下来。能够向我们提供日常生活细节的，主要来自绘画作品。宋代的画家们的确喜爱描绘富家生活的细致场景或街景。在其他的这类文物当中，我们可以参考一幅表现了12世纪初叶之开封城的长轴，此幅长轴出自一位特别擅长描画城墙和车马的画家。[2]然而，很不幸的是，由于明代的画家特别偏爱收藏有关花卉、竹子和山水的画作，像这样具有生动写实风格的绘画作品留存有限，只剩下寥寥几幅原作（或更确切地说，是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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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考古材料的欠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几乎可以说是丰富已极的文字材料所弥补了。正是在宋代，可以从中抽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这类信息资源的骤然增多，其原因不外乎：从10世纪初叶以来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教育的进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中间并不存在对于描绘琐碎细节的藐视，这一点与文吏大相径庭。至关重要的是，当时的史料在有关1275年前后的杭州城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多得惊人的信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涉及它的一切都记下来留给了我们：它的街衢、运河、建筑、官衙，它的市场及商业交易，它的节庆和娱乐……简直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竟可以事无巨细地将这座京城重现出来，找到人们做每一类买卖的精确地点，以及每一座寺庙的准确位里。我们甚至获知了当时最红歌妓的姓名、主要街道上铺路石板的块数，以及各个最佳的去处：诸如在哪一座桥边，在哪一家店铺，可以寻觅到最好的蜜饼；又在哪一条街巷有最好的房子待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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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粱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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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粱录》二十卷，作者是宋代钱塘（即今杭州市）人吴自牧，生平无从查考。书名取自唐人小说中的寓言“黄粱梦”。此书叙述整个南宋时代都城临安的情况，举凡山川景物、节序风俗、公廨物产、市肆乐部，无不详载，取材于嘉佑、咸淳《临安志》以及作者的耳闻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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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这个城市来描绘还有另一个有利之处：马可·波罗曾于那里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时值1276年至1292年间，也就是从杭州落入蒙古人之手起，直至他启程返欧止。在这段时间内，杭州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马可·波罗的回忆录中，其最长和最详尽的部分之一便是他对于自己离别的中国京城的回忆。那也是其最生动的部分。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衡量他这本书，它确实是基于一位蒙古将领的官方记载而写成的，后者自1276年年初起对杭州进行围攻。但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他仍然同样经常地利用了他个人的亲身感受。他的描述既有趣又朴实，其功绩不在中文文本所提供的记载之下。在他的描述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准确细节方面与杭州居民的刻画不尽相符之处。长期以来，此书的所谓拉姆索（Ramusio)版本遭到了怀疑，可是它在描述杭州城的细节方面却比更常见的版本《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Marco Polo)丰富得多，而且，在将其与中文资料相印证以后，我们也发现它的细节在大多数场合也与后者貼合得多。我们最经常援引的正是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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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补充一点：本书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而在许多方面又补充了完全崭新的信息。可供征引的二手材料极其匮乏，这是因为除了极少数研究家之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未吸引更多的作者。更何况，中文确乎是一种难于掌握的语言。也许，上述原因倒可以成为一个原谅本书种种阙失的理由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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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官方的人口调查，中国的人口总数在1060年至1110年间似乎翻了一番，而到了蛮族入侵的前夜——1126年，则达到了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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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当指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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