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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第一章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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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都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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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常会把事情安排妥帖。公元1126年,当马背上的蛮族女真人以雷霆之势攻占宋王朝的国都(即今日的开封,位于黄河流域)时,南迁便开始了。不过,当时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出杭州注定会成为新王朝的行在。它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边远省份的省会,坐落于浙江口,距离主要的商道相当遥远。二帝及其廷臣,一行3000余人,被蛮族押送到沈阳以远的地方。一个逃脱的皇侄于公元1127年在南京称帝,尔后便在游牧民族侵袭之前望风而逃:有时候逃到长江中游的城镇,有时候再向东逃到扬州,大运河在那里与淮河相接;或是逃到长江右岸的镇江,江水经南京流到这里,又再向南逃到苏州,接着是杭州。这些地方的城墙均不足以抵御侵略。但相比起来,高宗多次停留过的杭州,却比长江流域的城池更易于防卫。若要抵达那里,须先经过一片布满无数湖泊和泥泞稻田的地区,这使得骑兵难于展开。在开封失陷10年后,局势恢复平静,中国划淮河而分为两半,淮河以北为蛮族所据,以南则属于汉人,而皇帝终于选杭州作为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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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之所以作此决定,既不是出于杭州城的重要性,亦非鉴于它过往的历史。只有南京才一度当过南方小朝廷的京城(公元317-590年),那里似乎更值得考虑被当作天子的居所。除了与受入侵威胁的地区有适当的距离间隔之外,杭州只有一个好处:它那令人流连的风光。城西的湖泊以及环湖的优美山势,使得它至今仍是中国最有魅力的胜景之一。人们在13世纪对它的描绘,虽然与某位学者的下述铺陈比起来尚不免相形见绌,却兴许足以引我辈入胜了:“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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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府图(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见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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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秀丽当然会在选都时成为一个考虑的因素,而此事一旦定夺,它在地理形势上的诸般好处亦开始显露出来。在长江和东南沿海之间当时正有若干大商埠崛起(其中首要的当推福州与泉州),而就在杭州成为京都的同时,它也注定要成为蓬勃兴起的新的南部中国的大商业中心。考虑到当时的实情,杭州作为一个扩展中的城市,还是比古旧的南京更适于作为首都,后者正处于衰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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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并无热情去把杭州当成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直至12世纪中叶,皇帝及其廷臣仍然对是否要永久安身于杭州犹犹豫豫。他们不舍得花钱去改善居所,说只要能遮风挡雨便足矣。而只有较北县境中的官邸,才是皇帝以及主要行政机构惯常居住的地方。临时宫殿的主要门柱之间距,其宽度不超过一二百拃。[2]到1133年,才勉强决定在皇宫(以前的县衙)南门修造一条遮蔽路,以便百官在雨天中能不再于泥泞中穿行。而直到1148年,才又决定把宫墙扩建至东南方,但其中的建筑物仍然稀稀落落,且装修不足。两座主要的建筑物,高只有60英尺,宽则不超过80英尺。总起来说,它们并不比一所大的县衙富丽和奢侈多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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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朝廷并未习惯于外省的生活,而长期对此持保留态度。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杭州城本身有任何抵触,而是由于100多年以来皇帝及其朝臣均始终怀有收复北方各省的夙愿。而杭州也从未获得过作为国都的名义。它只不过是皇帝的临时行宫而已——在中文中称为“行在”,而在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行在”—词均被改作Quinsai,或Quinsay、Kinsay等等(尽管杭州已被蒙古人占据,这个名词却一直与该城相连)。朝廷当时落脚于此,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种权宜之计的后果却是巨大的: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这座中等规模和具有外省特点的城市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庶和最享盛名的都会。在13世纪末叶,杭州城的生机勃勃、亲切美丽使得马可·波罗为之倾倒。他很少能领悟到,如此一座伟大的城市竟是从如此质朴无华的起点上发展出来的,他也想不到,宋代皇帝竟是如此半心半意地把它当成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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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的城址在宋代以前有过变动。在早些时候,由于考虑到缺乏足够的灌溉用水及饮水,曾有人想到过开挖一个人工湖泊,该湖将因修造一条堤坝截留住周围群山的水源而形成。到了公元7世纪,杭州城才最终坐落在现在的地方,位于一块1-2英里宽的狭窄冲积沃土之上,这块土地又夹在浙江左岸和那个湖泊之间,浙江由此通向入海口,而那个湖泊又在杭州城以西近2英里处。在7世纪初修筑的城垣就是根据这里的地形而建的,它长11英里,从南到北大致构成了一个长方形。这些城墙到宋时又向西南扩展,遂形成了13世纪的城垣。它开了5座大城门,运河即经此城门流过;又开了13座门楼,城市的大街直通这里。它们把这座城市定了型,以至直到13世纪居民们仍然常常根据这些城墙来区分城区和市郊。在有些地方,南、北城墙分开得好远,相隔超过了4英里,而东、西城墙却多少有点儿平行,把这座城市围在半英里或至多也只稍微超过1英里的空间之内。这些城墙以土和石块充填而成,可能以砖头铺面,高30英尺,墙根厚约10英尺。城墙上缀有堞口,并且很可能像若干其他城市的习惯做法那样,每月都刷白一次。[4]那13座圆形拱门之上均建有尖塔,其中3座位于城东的城门,并且由于处在该城易受攻击的一边,筑有更进一步的防御工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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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图(据《咸淳临安志》 见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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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93年之后,形成了这样一个计划:在东城和河流之间修造一条更坚固的防线。为了完成这项新的城防工事,当时的地方首脑下令征调了20万农民,此外还有13个地区的民兵。这条防线计18英里长,在北边和南边远逾城外,其初衷乃在于从侧面保护杭州免遭从河上发起的水师的突然进攻,而不太像马可·波罗似乎暗示过的那样,是想通过环湖设防而把整座城池囊括进来。在朝向河流的一边,有一道沿河筑起的堤防,和一条连接着城中运河的护城河,在涨潮时分此河由一道水闸封闭起来。[6]由于河岸陡峭而易溃,在11世纪末曾作过这样的努力:以束薪和树干来重新筑起堤岸,故每位居民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束薪。但到了后来,由于江流与潮汐纷至沓来,使这样的堤防十分脆弱,遂改用大石板铺筑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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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尚可见到公元1274年杭州城的详细蓝图。[8]每个街坊,每座桥梁、公共建筑、军队营房以及庙宇的名称都被极度精确地标志出来。该城完全遵循传统的风格,在蓝图上是长方型,而其四边一一对应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尽管这种习惯做法把杭州的实际地形扭曲了,不过,由于这张蓝图在细部上极其详尽,再基于我们已知晓的该地形的实际轮廓,也根据到12世纪初叶仍然幸存下来的宋代遗址,确有可能在1274年重建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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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蓝图很简单:有一条大街,它在朝廷以此为行在后变成了御街,从北至南穿过城市,直抵皇宫的北门,然后再越过皇宫继续南伸,来到祭祀天地的祭坛。这条大街与其他东西走向的大街呈直角交叉。此外,还有几条运河与这条御街平行。位于城垣和11世纪末叶修建的城墙之间的市郊,亦伸延至城北、城东和城南,许多条运河和城墙内伸展过来的街道横穿其上。但是,我们尚不清楚市郊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究竟伸出了多远,唯一可以断言的只是——到1274年,整个建筑区域看上去无疑覆盖了7—8平方英里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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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2.人口过剩及房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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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所赋的空间既如此逼仄,杭州在13世纪遂成为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一些最大的欧洲城市当时只有数万居民,若和中国的“陪都”相比,唯不过是些小集镇罢了。杭州的居住人口到1275年已逾百万之数。但容或有人会疑虑:这样的一个数字是如何推算出来的?对此的回答是:尽管统计学在欧洲是一件新鲜事,但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有关这个国度的最新历史的图景是如此杂乱无章,故而真是难以想象这件工作在过去是何等困难。但无论如何,在语词和年代方面的精确性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成就之一,况且早在公元前3世纪,从帝国开始建立的时间起,行政的需要也迫切要求在计数上具有此类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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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和宋代,政府每过三年(理论上是每逢闰年)便进行一次分区、县、州、道的人口数字普查。如果我们得以掌握自公元开始的全部户籍普查的登记数字,我们便足以毫厘不爽地按世纪追踪到中国人口的演进历程。在甘肃省敦煌附近所发现的户口调查记录,足可以证明这类文件确曾被极其仔细地记录下来。除了向我们提供每一户农家之成员的姓名、年龄之外,它们还载有可耕地的面积及其确切位置。公元1276年以后,自蒙古人侵占杭州城始,每家每户就都有义务在门口贴上一张户口清单。这种法律正像在杭州城强行的宵禁一样,乃是典型的占领者的敌对行动,故听起来肯定像一种低劣的玩笑。不过,中国人长期以来早已习惯于高压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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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写道:“此处我还有件事告诉诸位:该城的每一位市民——其实是城中的每一类人——都有习惯在他的门上写上他、他的妻子、他的佣人以及所有和他同住一处的人的名姓,同时还要写上他所饲养的牲畜的头数。设若家中有人亡故,就须将其名抹去,而若有孩子降生,亦须再添加上去。这样,统治者就能够确切地掌握城中的居民人口。这也是遍及中国南北的通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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