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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的城址在宋代以前有过变动。在早些时候，由于考虑到缺乏足够的灌溉用水及饮水，曾有人想到过开挖一个人工湖泊，该湖将因修造一条堤坝截留住周围群山的水源而形成。到了公元7世纪，杭州城才最终坐落在现在的地方，位于一块1-2英里宽的狭窄冲积沃土之上，这块土地又夹在浙江左岸和那个湖泊之间，浙江由此通向入海口，而那个湖泊又在杭州城以西近2英里处。在7世纪初修筑的城垣就是根据这里的地形而建的，它长11英里，从南到北大致构成了一个长方形。这些城墙到宋时又向西南扩展，遂形成了13世纪的城垣。它开了5座大城门，运河即经此城门流过；又开了13座门楼，城市的大街直通这里。它们把这座城市定了型，以至直到13世纪居民们仍然常常根据这些城墙来区分城区和市郊。在有些地方，南、北城墙分开得好远，相隔超过了4英里，而东、西城墙却多少有点儿平行，把这座城市围在半英里或至多也只稍微超过1英里的空间之内。这些城墙以土和石块充填而成，可能以砖头铺面，高30英尺，墙根厚约10英尺。城墙上缀有堞口，并且很可能像若干其他城市的习惯做法那样，每月都刷白一次。[4]那13座圆形拱门之上均建有尖塔，其中3座位于城东的城门，并且由于处在该城易受攻击的一边，筑有更进一步的防御工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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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图（据《咸淳临安志》 见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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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93年之后，形成了这样一个计划：在东城和河流之间修造一条更坚固的防线。为了完成这项新的城防工事，当时的地方首脑下令征调了20万农民，此外还有13个地区的民兵。这条防线计18英里长，在北边和南边远逾城外，其初衷乃在于从侧面保护杭州免遭从河上发起的水师的突然进攻，而不太像马可·波罗似乎暗示过的那样，是想通过环湖设防而把整座城池囊括进来。在朝向河流的一边，有一道沿河筑起的堤防，和一条连接着城中运河的护城河，在涨潮时分此河由一道水闸封闭起来。[6]由于河岸陡峭而易溃，在11世纪末曾作过这样的努力：以束薪和树干来重新筑起堤岸，故每位居民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束薪。但到了后来，由于江流与潮汐纷至沓来，使这样的堤防十分脆弱，遂改用大石板铺筑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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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尚可见到公元1274年杭州城的详细蓝图。[8]每个街坊，每座桥梁、公共建筑、军队营房以及庙宇的名称都被极度精确地标志出来。该城完全遵循传统的风格，在蓝图上是长方型，而其四边一一对应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尽管这种习惯做法把杭州的实际地形扭曲了，不过，由于这张蓝图在细部上极其详尽，再基于我们已知晓的该地形的实际轮廓，也根据到12世纪初叶仍然幸存下来的宋代遗址，确有可能在1274年重建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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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蓝图很简单：有一条大街，它在朝廷以此为行在后变成了御街，从北至南穿过城市，直抵皇宫的北门，然后再越过皇宫继续南伸，来到祭祀天地的祭坛。这条大街与其他东西走向的大街呈直角交叉。此外，还有几条运河与这条御街平行。位于城垣和11世纪末叶修建的城墙之间的市郊，亦伸延至城北、城东和城南，许多条运河和城墙内伸展过来的街道横穿其上。但是，我们尚不清楚市郊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究竟伸出了多远，唯一可以断言的只是——到1274年，整个建筑区域看上去无疑覆盖了7—8平方英里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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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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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2.人口过剩及房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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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所赋的空间既如此逼仄，杭州在13世纪遂成为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一些最大的欧洲城市当时只有数万居民，若和中国的“陪都”相比，唯不过是些小集镇罢了。杭州的居住人口到1275年已逾百万之数。但容或有人会疑虑：这样的一个数字是如何推算出来的？对此的回答是：尽管统计学在欧洲是一件新鲜事，但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有关这个国度的最新历史的图景是如此杂乱无章，故而真是难以想象这件工作在过去是何等困难。但无论如何，在语词和年代方面的精确性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成就之一，况且早在公元前3世纪，从帝国开始建立的时间起，行政的需要也迫切要求在计数上具有此类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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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和宋代，政府每过三年（理论上是每逢闰年）便进行一次分区、县、州、道的人口数字普查。如果我们得以掌握自公元开始的全部户籍普查的登记数字，我们便足以毫厘不爽地按世纪追踪到中国人口的演进历程。在甘肃省敦煌附近所发现的户口调查记录，足可以证明这类文件确曾被极其仔细地记录下来。除了向我们提供每一户农家之成员的姓名、年龄之外，它们还载有可耕地的面积及其确切位置。公元1276年以后，自蒙古人侵占杭州城始，每家每户就都有义务在门口贴上一张户口清单。这种法律正像在杭州城强行的宵禁一样，乃是典型的占领者的敌对行动，故听起来肯定像一种低劣的玩笑。不过，中国人长期以来早已习惯于高压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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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写道：“此处我还有件事告诉诸位：该城的每一位市民——其实是城中的每一类人——都有习惯在他的门上写上他、他的妻子、他的佣人以及所有和他同住一处的人的名姓，同时还要写上他所饲养的牲畜的头数。设若家中有人亡故，就须将其名抹去，而若有孩子降生，亦须再添加上去。这样，统治者就能够确切地掌握城中的居民人口。这也是遍及中国南北的通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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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坊巷图（阎维民绘，见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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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行政目的而设立的区域划分体系与杭州城的实际地理毫不相干。唯有城墙才是识别城市的标志，它把行政组织圈在其中，以防范叛乱事件。而一有战事，它也为周围乡村的农民提供保护。在那时，城市人口大幅度地增长。但商业活动却已开展到城墙以外，而城市则主要是行政和军事机构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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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的杭州，有相当数量的过剩人口居住在城外。而且，由于在长江中部流域有若干永久性的大型集市，所以商业中心就脱离开城墙圈，在距城有一段距离的河岸建立起来。杭州本身则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城市。它一度曾由于容纳了皇宫和中央政府的官衙而成为首都，它也是大型官邸的所在地，同时，在它的城墙之内又设立了两座较低级别的地方官署。此外，杭州城也是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两个当地的较低级别的行政官署统辖着城区、郊区和周围农村。不过，在其辖区内的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要远低于城市地区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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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凑巧，借助于12—13世纪间三个不同时期的户籍调查，我们知道了上述两个低级官署所统辖的人口数目。在1165—1173年间，户籍数为104699，这也就是说，如果每户4一5人的平均数字是可以接受的，则人口总数当为不足50万。在1241—1252年间，户籍数达111336，人口总数则相应地应在50万以上。最后，到1270年，户籍数为186330，也就是说，人口总数是在90万左右。[9]这些数字证明：在1270年前的二三十年间，人口总数在急剧膨胀。某位杭州居民曾这么说：“而今城中人口持续增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事实上，从户籍调查获知的数字必须被看作最低限度的，因为其中既未包括来访旅客，或许也未包括杭州的驻军人数。因而，在1275年前后，可以有把握地说，整个杭州地区的人口总数已逾百万。这个估计与当时作者们的说法完全吻合，他们中的一位说过：“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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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2世纪的前半叶，当朝廷刚迁都杭州的时候，该城的规模很可能与中国的其他省城相去无几。当时，城内的人口肯定不足20万。1126-1138年间，北方诸省的移民潮流使得居民人数陡然猛涨。由于这些新来者中的大部分均为逃自开封及北方诸省的高官显贵，故只得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地安置其住宿。他们在临时寄居之处忍受着不适。有些人则携其家眷住到了军营之中。但是，由于那附近卖淫业猖獗，对于上流社会的妇女们甚不适宜，故其丈夫们便被打发到城中去寻觅住处。[11]至于其他的难民，则被安置在杭州的佛寺及其周围，一道特别的敕令准许将此地区辟为临时的栖身之所。[12]此后，尽管兴建了大量新屋，但由于人口在持续和极其迅速地增长，加之城市及郊区火灾频仍，住房问题还是未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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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世纪中叶起，城区已布满建筑物，街面和巷道相互接通，似乎对中国人本身也属罕见。因为在大多数中国城市里，城内的建筑物一般总是相当稀落，城墙所圈起的往往是许多荒地、果园、花园甚至耕地。在7—10世纪成为唐朝国都的长安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该城所占的地面并不比今天的巴黎小多少。因此，杭州城内鳞次栉比的建筑，便显得气象非凡。该城的一位居民写道：“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桷，寸尺无空。”在马可·波罗之后若干年描写杭州的鲍丁南（Oderic de Pordenone)，则如此表达他对这座城市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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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再没有比这座城市更宏大的了，它方圆达100英里，到处见缝插针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市郊的人口比市内还要多。该城共有十二座主要的城门，而在距每座城门8英里之外的地方，还各有一座比威尼斯或帕度亚更大的城镇，故一个人若在任何一处郊区走上6或8天，仍会觉得自己仿佛只走过了一小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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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地极端缺乏，而人口又在增加，势必要求建造多层的楼宇。这在当时还是件新鲜事。鲍丁南提及了8至10层的高楼，而各位阿拉伯的旅行家却较为谨慎。毫无疑问，说这些楼房为3至5层是更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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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一段文字似乎指出了，朝廷确实受杭州住房问题的困扰，故提出各种措施来鼓励房主将其房屋加高或建设多层楼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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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国王还做过另外一件事。当他驱车遍游该城的大街小巷时……他突然发现两座堂皇宅院的中间有一座小屋……于是国王便问这所房子何以如此窄小……一个人禀告说，那所小房子的主人太穷，无力修造像别家那样大的宅院。国王随即下令由他自己出资把那所小房子修建得同样富丽高大。而设若那所小房子为某位富人所有，则他就要马上命令他将其拆掉。由于有了这道命令，在其王国的首都杭州，没有任何一所房子不是富丽高大，除此之外就是随处可见的大量巨型宫殿和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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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旅行家们如此屡次三番地提到杭州城的多层建筑，使得我们对它的存在无从质疑，尽管我们从中文材料中找不到这类信息，而只能找到一些朦胧不清的参证。还有，如果杭州的建筑和当时其他城市一样尽是些平房，那么令人困惑的是，如此划定的一个区域何以能够住下100余万的人口？多层建筑既使得杭州具有一种典型的城市风貌，亦极大地增加了其人口密度。从后一种因素来看，这种建筑模式对于一般生活方式和密切社会关系也有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