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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城墙外的城郊并未向外伸展太远：湖泊、河流和山岭阻挡了杭州的扩大。1270年左右，其人口密度大概是每英亩200人。南边的小山是富人的居住区，皇宫也坐落在那里。达官显贵们居住在面积为一万坪的小山顶上。[13]而那些在对外贸易中牟得暴利的商贾们则卜居于更南边的凤凰山。[14]那里的避暑山庄星星点点地掩映于花木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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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城墙内的低地位于宫城以北，而御街以外的贫民区的人口密度则达每英亩324人之多。多层楼房便建筑于此处，使得街面狭窄而拥挤。那些经过精心规划而横穿城市的大街、具有纪念碑风格的城墙与门楼、金碧辉煌的府第和寺庙，与狭窄的巷陌和嘈杂拥塞的贫民区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当然，这种反差并非于杭州所仅见。这在该帝国的所有城市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它似乎反映了诸种事务的政治现状，作为一种象征，它透露出——政府具有至上威权，众多百姓则在其阴影中过活，此外还有一些手执权柄却又无所事事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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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区的房子，正立面均极窄小，而进深却很大。底层通常都开设店铺或手工艺作坊。鲍丁南的笔录有时说到10层的房子，有时每座房子居住10户人家，这似乎指明，此种建筑无论有多少层，但总之是一家住一层。不管房屋是公产还是私产，租金都是按月交付。那些属于国家的房子由一个特设的机构——楼店务管理。有一段文字这样说：“楼店务在流福桥北，有官设吏令宅务合于人员，收检民户年纳白地赁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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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了解房租的数额，但既然房屋缺乏，而朝廷又屡屡颁令宽限交租的日期，就有理由假定房租对于城内居民来说乃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其中的一位市民曾述及，租金分为大、中、小三等。如遇因雪寒、淫雨、火灾等而祈祷恩典，“官司出榜除放房地钱，大者三日至七日，中者五日至十日，小者七日至半月，如房舍未经减者，遇大礼明堂赦文条划，谓一贯为减除三百，止令公私收七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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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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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火灾及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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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多层楼房，既位于仅有小巷交通网的人口稠密区，又是土木结构。显而易见，这就使得火灾频繁，必须采取消防措施。在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火险都未尝如此巨大。确实，北方平原的古都中有宽阔的大街穿过，这些大街呈直角交叉，把城市划分成各个不同的街区。主干道的宽度超过300英尺，小街的宽度也在120英尺以上。这样，火灾便一般可以限止在特定的街区。不过，在北宋的国都开封，火灾也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由于人口密集，故除了从皇宫南门直通一座城门的宽大御街之外，其余街道均比唐代首都长安的街道要窄。因而，毫不奇怪的是，正是在开封人们首次发现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成立专门对付消防问题的组织机构。这种消防组织的构成是：每隔1500英尺设立一所警卫站，城中还设有若干水塔，常年由100名军士掌管，他们装备了一切必备的消防器材（刀斧、水桶等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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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消防组织的形式后来亦逐渐地被杭州城沿用。王朝的最初几年乃是一段改进时期，一位自开封南渡而来的市民尖刻地抱怨说，他看不到有远见的举措。在1132年夏历五月（即公历6月），他只能携其母亲和妻子及时脱险，来到了湖岸边。13000间房屋被尽付一炬，而他能够寻觅到的唯一容身之地便是周围的小山。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了1137年初，其时他又亲眼目睹了差不多同样惨烈的火灾，又有1万间房屋在烈焰中化为灰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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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哪一年不闹火灾，有时竟在一年内连出几起。这样，在1132年夏历五月、八月、十月和十二月，火灾烧毁了几处城区，而到了第二年，我们又注意到，在夏历一月、九月和十一月，火灾仍频频发生，而在十月竟惹出了两起。从开封来的难民提及，在1132年6月的一场大火中，火势在一个小时内便波及近2英里。同年8月，当局准许火灾中的受害者去城边小山的佛寺安身。政府告示还规定，凡贩卖竹子、防雨草席和木板者均可免于征税，另外房租亦暂停交纳。朝廷拨出120吨大米赈济穷人。类似的措施在每次火灾过后都要采取，而对于竹子和木材的征税亦会解除，其期限或为一年，或为数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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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137年的大火过去之后，短短几年便采取了更为得力的措施，已经仿效以前在开封存在过的消防系统了。有一份写于1275年前后的关于该城的描绘报告说，在人口稠密的街区已随处可见到望火楼。据推算，在城墙之内的人丁密集处有8座这样的望火楼，而在城外的地区则不超过2座。如果看到哪里有烟火升腾，楼上的哨兵便会发出警报，白昼以举旗为号，夜晚则悬灯为号，而旗帜或灯笼的数目则标志着发生火灾的相应位置。设若火起处在朝天门（这是一座业已废置的旧城门，御街即经此穿过）以南，哨兵便会举三面旗，如果此门以北起火，则举旗两面；而若是城墙以外有火险，只打一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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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火，杭州城被划分为若干区域。城内被分成14个区，城外则分为8个区。城内的消防军卒为数2000，而城外则有1200人。就像在开封府一样，他们装备有水桶、绳索、旗号、斧头、锯子、灯笼和防火衣。但是这些消防军卒并不是唯一被调用防集的力量；一旦发现火灾，杭州城的所有驻军均会被迅即动员起来。此外，负责街头治安的士兵亦须警惕火事。他们以4-5人为一单位（一铺），每隔二百余步则设有一铺，其主要职责便是“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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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城的消防措施，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看到的资料和宋代的中文记载并不完全吻合。我们不得不推测，这种消防组织在杭州被蒙古人占领后有所变化。对此的限制更加严厉了，而灯火管制亦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马可·波罗写道：“守望者们的职责是，在法定禁火的时刻到来之后，看看还有谁家露出任何火烛之光。如果他们发现到了，就会在其门上标上记号，而一大早房主便会被传唤到官吏面前，如举不出正当理由，便会受到惩处。同样，在法令禁止的时间内如果他们发现有任何人在街头乱走，亦会将其拘捕，并于次日清晨将其押送给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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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梯 攻城用具，亦可用于高层建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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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杭州城的居民们来说，如此严厉的措施肯定会使他们感到极端冷酷，因为这里的夜生活曾是非常活跃的。在蒙古人侵占之前，城中的许多街区，尤其是邻近御街的街区，总是夜深而人不静。餐馆、酒肆与茶楼的前门后院都张灯结彩，商铺的陈设亦灯火通明。不过，也许还未出现任何公共照明系统，故此在那些未被夜市的灯火所照亮的街道上，无疑就必须打着自家的灯笼照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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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地缺乏组织系统，当可部分地解释，在13世纪的杭州仍然有严峻的火灾问题，尽管在瞬间即可组织起来的消防力量已有所助益。1208年4月15日（即夏历三月二十八日），一场大火摧毁了皇宫以北的街区，而那里正是政府机构的所在地区，火势持续了四个昼夜，将杭州城的一大部分夷为平地。58097间房舍在大火中灰飞烟灭，火灾波及城墙内外，危害面积达3英里以上。59人被烈火夺去生命，而在逃生的人流中被踩死者更是不计其数。四个月之后，政府决定为受害者提供临时寄宿之所，其总数为5345人，此中成人为4077名，儿童为1268名。他们被安置在各种地方，有些人住进佛寺，有些人住进道观，还有的住进了官方的朝祠。在火灾中陷入困境的家庭得到了赈济，其总数为16万吊铜钱和400吨稻米。每位成年灾民配给铜钱500文及大米2升半，每位儿童则领得铜钱200文及大米1升。一些失去家宅的官员只好在湖上租船暂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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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还有另外3场大火有案可稽。其中一次发生在1229年，其严重程度并不比1208年的火灾小多少。另一次发生在1237年，此番有3万所房舍被火舌吞灭。最后一次发生在1275年，此时正值蒙古人行将攻占该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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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火灾频仍，杭州城内的巨商大贾们遂发现：为谨慎起见，有必要将其货物贮藏在特别筑起的房屋中，以彻底杜绝火灾。据一位当时的人称，这使得杭州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机构：“城郭内北关水门里，有水路周回数里，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直到法物库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利便。盖置塌房家，月月取索假赁者管理巡廊钱会，顾养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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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居民长期为火灾担惊受怕。有鉴于此，皇帝不得不下令，严禁传播发生火灾的警报。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防范盗贼，因为居民中的败类总要乘火灾爆发、人心惶惶之机动手行窃。这些“趁火打窃者”，是要被军法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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