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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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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杭州城内的运河不时地要被强大潮汐卷来的泥沙淤积，故每隔三至五年其河床就必须予以疏浚。此项工程有碍于商业活动，给全城居民带来不便。任何一位与此项工程有关的胥吏或兵卒，都可有恃无恐地抓住一切机会向城市居民施压，以便敲诈勒索。他们会放风：“我们将不得不开挖这块地方，运河非沿这个方向开通不可。”这话是他们故意讲给周围邻居听的。这时，由于房主害怕将来要在自己门前破土挖河，便要重重地向监工们行贿。接着，这些监工们又会转而向下一家勒索。最后，于1086年至1093年间，官府进行了更为有效的兴修，建造了一个大水闸，每遇涨潮时分便将闸门关闭，遂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此类问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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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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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城内的运河，与那些源自城垣流向邻近县区的运河，具有不同的规模。最大的河道宽约18－30英尺，足容得下载重六吨多的最大货船在其上交错行驶。我们都知道，隋炀帝（公元605-671年）开凿了大运河，它连接起淮河盆地与长江，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商业通道之一。但是，根据曾于1072年沿大运河旅行过的日本僧人上顺（Jojun)的记述，即使是这条大运河，其宽度还要比18英尺略小。至于8世纪的流经唐代国都（今西安）的运河，则要更窄一些。据记载，其中的一条漕渠仅宽8英尺深10英尺，可以推知，当舟船拥挤时，大货船只能轮流通过，先放行这边的船，再放行相反方向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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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船大大小小参差不等，皆由竹篱或固定于船尾的船橹推进，在杭州城内的运河中行驶。城外南北两边的码头边满是停泊的船只，大船载着从无锡运来的稻米，小船装着木头、柴炭、砖瓦、盐袋等物。船民们一家老幼皆生活于舱内。大多数船只均备有风帆，一驶进开阔水域即扬起它。《清明上河图》表现了北宋首都开封府的街道、运河与桥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有些船只装备有用褶席制成的风帆，它们就像六角形手风琴那样被叠起来，卷作一种狭长板凳的形状。毫无疑问，这类的风帆也会被在杭州找到。有些船只是专门为旅客所造的，在杭州城内，要从一处到另一处去，假舟楫而行是一条简便之路，而且，雇一条船到邻近的城镇去，也要比走旱路更轻便经济。缘此，有些富户甚至拥有私船，既可供出行观光，又可载运货物，而佛教寺庙也自备船只，以搬送菜蔬柴薪。[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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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可能，杭州城的居民都会选择水路交通。该城周围并无适于旱路交通的任何条件。湖泊、沼泽随处可见，而以夯土建成的道路又不能承重。一位杭州居民写道：“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27]事实上，唯有在御街上方可见到车舆，而且它们还都是专门用来载客的轻型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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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写道：“在该城的主要干道上，你可以遇见或长或短的此类车队往返穿行。车子都是长长的篷车，装有车帘和座垫，以及6个座位，这都是应男男女女的需求而备，他们时常要兴会取乐。他们驱车至某一花园，而主人则在专门建造的亭阁中招待来宾。在那里，他们和其夫人终日欢娱，然后于晚间再乘同样的车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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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佬们也时常骑马出行，而贵妇们则常常乘滑竿。这种滑竿装有顶盖以及小小的帘门。和轿子相仿佛，它们都由脚夫用肩挑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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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巷上，搬送货物的唯一方法就是由挑夫去担，或者如果太重了的话，则改由驴子或骡子来驮。曾于1072年游历过杭州的日本僧人上顺声称，他见过一些个头很小的马匹，专供作驮货之用：他给出了这些小马的准确尺寸：35英寸高，47英寸长，而其双耳竞近10英寸长，并因而得名“兔马”。[28]由于人力充足，人工运货既普遍又便宜。挑夫们使用竹制扁担，扁担上系着布卷、柳条筐、大陶罐或方木桶。御街是城中首屈一指的大街，其长度超过3英里，从皇宫北门直抵西北城门。它有60码宽，马可·波罗对之形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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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面讲到过的这条主要街道从城市的一端直通另一端，它是铺成这样的，两边各有十步宽的石路和砖路，而中间却填上了碎石子，圆形的水管将雨水疏导进附近的运河，故路面便能常保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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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和西方中世纪城市的街道相比较，这无疑已是一条辉煌的大道了。不过，杭州仍远未能达到开封的华丽程度，而那座以前的京城已经陷入胡人之手了。在开封，御街竟宽达300码！御街之“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1111一 1117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瓷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1119－1126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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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里，看来几乎所有的街道均由大石铺面筑成，至今仍可在环湖和城边的路上看到这种情况。地面的潮湿无疑要求人们铺设石头路面，而且，无巧不巧，那地方也并不缺乏很好的采石场。在13世纪，杭州城内有一条路名叫土街，这似乎说明那是唯一未铺石面的路。马可·波罗本人看来曾为该城的石头街道而惊讶，这尤其是因为他在中国北方停留了那么久，而那里的路皆由夯土筑成。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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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必得清楚地知道，在这座行在（Quinsai)里，所有的道路皆由石头或砖块铺成，而且在所有蛮子的省份里，无论大街小巷皆是如此，因此，人们无论是骑马还是步行，哪怕到处都走遍了，也不会弄得一脚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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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保养御街，却要大量耗资。1271年，当地政府奉旨维修御街自朝天门以南的路段，而另一个官员则负责翻修该门以北的整个路段。据称，当初在整个路面上共用去35300块石板，而在维修过程中，也曾调换了2万块被偷走或损坏的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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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为了维护道路而花费了很大心血。在1268年，亦即在修复御街路面的前三年，当地政府奉命修造杭州的桥梁。1170年时，城中共有这类桥梁71座，到1250年，增至100座，而到1271年，则多达117座，另外当时在市郊还有230座。这些桥梁中的一半以上被推倒重造，其余的也大多被修缮一新。妨碍运河交通的低桥均被加高；窄桥也被加宽，俾使舟船，行人和车辆可以畅行无阻，亦令交通拥塞处有所改善。从1268年10月直到1269年11月，该项工程始告竣工，耗钱总数达4.66亿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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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自从朝廷定都杭州起，即开始关注着人行道的安全。据一位作家云，“城中旧无阑干，沿河惟居民首各为阑障不相联属。河之转曲，两岸灯火相直，醉者夜行经过如履平地，往往多溺死，岁以数十百计，自王宜子尹京，始于抽解场出林，置大木阑。城内沿河皆周面地。每船步留一门，民始便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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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杭州城进行了一次高标准的大清扫。这次清扫无论如何都势在必行，特别是在每年最热的7月和8月，否则的话，瘟疫将会迅速蔓延，并在如此人口过剩的城市中大肆戕害生灵。当局把街道打扫干净，并将垃圾用船运走。这些船只先来到城北新桥附近的运河上的汇合地点，然后结成船队前往农村，在那里垃圾被置于荒地上进行处理。每年逢新春之际，地方官署便会对街道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并对运河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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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宅院均有厕坑。但是居住在贫困区多层楼房中的穷人，却不得不使用“马桶”。清洁工每天会来把马桶中的粪便取走。这些粪便无疑是被用来当作周围花园和东郊菜地的肥料。而清洁工们，俗称“倾脚头”，也结成了一种合作关系。他们“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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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选杭州为都，看来给该城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人们作了一切努力，去改善该城的外观，并便利其交通以减少危险。由于有了运河和街道这样的双重交通网，在主要干道上并无交通拥塞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却主要发生于城门处，相对于车辆、牲口和挑夫拥作一团的状况而言，那里的道路太狭窄了。另外，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桥头边，杭州的桥梁不仅总是狭小，而且通常呈拱形，或者用更富诗意的中文称之，是所谓“虹桥”。在车水马龙的开封府，习惯上总是在最重的车辆后面拴上两头驴或骡子，“遇下峻险桥路，以鞭唬之，使倒坐缍车，令缓行也”[32]。甚至，在杭州的大多数街区竟看不到车辆，这也许是因为此类的拱桥构成了交通上的障碍。某些桥梁造有低平的台阶，驴和骡子被训练得可循此上坡下坡。最后，在从主要的大街拐进贫困区之后，则“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33]。挑担的脚夫、驮包的牲口和过路的行人互相拥挤碰撞，乃是一种常见的混乱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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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河流、湖泊、通往城里的石路以及穿城而过并与邻近大城镇相通的运河，杭州的各色日用品是容易供应的。一句当地的俗话列举出了种种日用品，把它们与四个方位联系起来了：“东菜、西水、南柴、北米。”确乎如此：柴薪和木材是用船只从浙江下游载来，在东郊有许多菜园，也有菜蔬市场；稻米是从杭州以北长江以南的平原地区沿运河送来，最后，城内居民的唯一饮水来源便是西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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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西北角的城墙内有一些贮水池，称为“六井”，其井水注人西湖。经过公元8世纪杭州地方官的关注和公元11世纪地方官的维修，湖水遂适于饮用了。当时，铺设了一些陶瓷管道，把水流接引进西湖，这些管道便是周围唯一的新鲜水来源。由于海潮的作用，河水变咸了，杭州周围所有的掘井均遭污染。因此，亟待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持湖水的纯净。1265—1274年，“有御史鲍度劾奏内臣陈敏贤、刘公正包占水池，盖造屋宇，濯秽洗马，无所不施，灌注湖水，一以酝酒，以祀天地、飨祖宗，不得蠲洁而亏歆受之福，次以一城黎元之生，俱饮污腻浊水而起疾疫之灾”[35]。究竟那六眼井的井水是如何在城中分配的，我们尚不得而知；很可能是由挑夫们以水桶装来，送到杭州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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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居民需求量最大的两项消费品，乃是他们的基本食物：大米和猪肉。当时的一位作者记述道：“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36]另一则记述给出了不同的但更精确的数字，这些数字援自看起来可以信赖的资料：“余向在京幕，闻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37]或许，上层人士虽可直接获得大米供应，但在消费这类物品时反较下层人民为少，因为他们的食物是多样化的。但是，由于毕竟每日要有数千吨的这种稻谷被运抵杭州，从江浙一带大米主产区开来的米船，遂源源不断昼夜兼程地沿运河到达这里，除此之外，杭州甚至还需要从淮河流域输入稻米，再经由海路把广东地区的稻米不远千里地运来。粮船在北郊的米市桥和黑桥卸下大米，然后大米再从这里被分售给城中数不清的米铺和饭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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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猪肉市场位于城市中心的御街边上。在两条巷子里，每日有数百口猪被宰杀。屠户自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被分割成扇及头蹄等等的猪肉，在这里被售给城内外诸面店、分茶店、酒店、粑鲊店及盘街卖熬肉的人们。不过，城中除此之外还到处都有自行屠宰的猪肉店铺，“皆装饰肉案，动器新丽。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顾从便索唤刲宰切。……或遇婚姻日，及府第富家大席，华筵数十处，欲收市腰肚，顷刻并皆办集，从不劳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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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大米和猪肉，在杭州居民的食物中就要数咸鱼重要了。因而，在杭州城内外便有近200家专卖这种咸鱼的店铺。此外，还有15个以上的大市场，分别专营特定的货物。菜市位于东郊的新门外；鲜鱼市位于城东南角的候潮门；蟹市位于河岸；布市位于南城墙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花市、橄榄市、橘子市、梨子市、珠石市、药市和书市。最后，无论在城区还是郊区，随处可见到出售面条、水果、线、香烛、油、酱油、鲜鱼、咸鱼、猪肉和大米的店铺。一位居民说：“所有这些都是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