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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官吏是借助于考试制度选举上来的。然而，科场上的成功者并非总是或者立刻受到任命。这只不过是赋予候选人申请在政府内任职的资格罢了。科举是一种真正的考验，令人想起下面那句话的全部而强烈的含义——“神佑和启示是必不可少的”。科举由三个阶段组成：在州县举行的童试、在省会举行的乡试以及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与殿试。每三年开科取士一次，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参加会试。在殿试中高中状元，乃是莫大的荣耀，获此殊荣者可以飞黄腾达。在各种考试（文学、律学、历史、礼仪、经学）中，又尤以专尚文辞的进士科及第为重。由于不知答卷者姓名以及三阅其卷的制度，任何形式的舞弊偏袒均属不可能。一个专事誊抄的机构把考生的答卷重写出来，由两位主考官各自独立判分，然后第三位主考官再最终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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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宦生涯一般相当安定。派系倾轧和千般诋毁主要发生在行政系统的上层，在那里人们会担忧厄运降临。但是，那些中级官员——至少是那些并非因朝中有人才做官的人——被降级或无端罢免的危险性就很小。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对一位官员进行任命、调动或晋升，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在京城为每一位官员都备有一份档案，记下其任职经历、上司对其性格及人品的汇报，特别是其功过是非。在晋升的问题上，对于官员个人特点的强调超逾一切，这些特点包括他的能力、刻苦精神、健康状况、勇气和组织纪律性。他有无滥用权力的倾向？他是否曾铸成大错或鲁莽行事？他能否证明自己孝敬父母忠于朋友？他的行为是出于基本的正直感还是受个人野心所驱使？他是否关切辖区人民的福祉？他有没有因为在其辖区内施行严苟刑法和征敛过高税收而引起不满？他是心怀坦荡的清官还是收受贿赂的赃官（在理论上，腐败行为一经被发现，便会导致赃官失宠）？被甄选者的阅历也要被考虑在内：他在作为行政人员时有效率吗？他具备所需的各种能力吗？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会具备确定的优势，因为文学能力乃是良好教育的明证，而且，对于人文学问的研究较之于对于技术知识的掌握更受重视。这正是造成下述现象的原因：一个通过了文学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考生，总是最快地得到擢用，而且有时在刚入仕途便已身居显位。不过，一般说来，每位官员在其仕宦生涯之初总是担任府、州行政机构中的不那么重要的职位，或者被委派到边远省份去做县官或县官的助手。在这方面并无一定之规，大多数职位都可由任何一名偶然被委派的官员担当。因此，做官做到后来，大多数官员就都对地方和中央行政机构的一般功能有了实际知识。每一个职位都有一个至少的任期，比如一位县官通常要在某镇或某一城区呆上两到三年。但是，一位优秀的行政长官会比平庸之辈得到更快的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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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为68岁左右，有时会比这略小。退休时，皇帝会赐予布匹或金钱作为退休金。有的时候，退休官员的儿孙会得到一项任命以示恩宠，抑或退休的官员本人会获得一种名誉性的职衔，并因而得到相当于该职务半数俸禄的年金。在任何情况下，退休时均无例常的年金，因为根据传统的规矩，子女必须供养年迈的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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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宋一代（960-1279年），科举制度已臻于完善，除此之外，官员的晋升亦遵循着一整套复杂的客观标准，此种标准可保障他们免遭不公正的待遇，并对他们中间的最优秀者给予奖掖。应试的考生为数众多，每路有数千人，这清楚地证明了该时期的教育十分普及，这中间又尤以东南诸路（今浙江、江苏、福建）为最，那里来的考生人数既多，成绩又好。尽管半数得中的考生均出身官宦世家，但选才范围却远较以前为广，而且新兴的社会阶层显然已获得了一条通路，以步入梦境中的士大夫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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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幅图画也有其另一面。科举考试并不是唯一登上宦途的通道，而且晋职也并不总是有常例可循。事实上，大量达官显贵的子弟、亲戚和好友经由荐举而获得了官职，而且他们的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亦并非与其政绩相称。从理论上讲，察举制度的设立本是为了通过确保对未曾闻达者的迅速擢拔来发现遗贤，然而，高官们却把它的初衷扭曲了。在考虑了各种利害关系之后，它主要被用来保障被大家族荫护者的利益，成了一种任人唯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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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卖官鬻爵也成了一项权宜之计，中央政权屡次三番地利用它来弥补财政上的持续困难。富甲天下的商人阶层的崛起给了高官显贵们沉重的一击。确实，传统的整套法律规定了官员生活中的全部细节——正确的服饰、府第、徽标等等。[4]可是，暴发商人的力量却一点儿一点儿地打破了等级的界限，这种界限曾壁垒分明地存在于手执权柄者、建功封侯者、皇亲国戚（总而言之是上流社会）和那些借助于蝇营狗苟的钻营而发家致富的商人们之间。某些富商巨贾的生活方式比起达官贵人来毫不逊色，甚至更上一层。不过，对于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它要能确保其官员享有至尊的和显赫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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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南宋王朝步向末年时，蒙古人对北方诸省的威胁和入侵，迫使朝廷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朝廷的节省开支、中国的普遍赤贫、贸易上的赤字，凡此种种均带来了愈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导致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官吏太多，官俸却太少，故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这不仅发生在从地方招募的下层小吏那里——对他们来说此乃家常便饭——甚至也发生在最高行政阶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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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杭州有一家药房，专门向一般大众供应药材。这种发轫于12世纪初叶的机构，每年均要接受缗钱数十万的补助，此笔款项先由户部垫支，然后再由皇帝的私人财库如数拨还给户部。办事人员和药剂师都是国家官吏和雇员。在这种慈善机构中产生了最无廉耻的流弊。“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至以樟脑易片脑，台附易川附，橐豪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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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诸城市特别是杭州城的奢靡生活，导致了新的需求。上流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均渴望增加收入。各级官员、皇亲国戚和后宫宦官，多将其资产投入经商性的事业中。不过从理论上讲，是严禁官员们进行任何此类活动的。然而，人们总是有可能借其他人的名义做生意，以免危及其官位。因此，我们从公元955年的一桩判例中得知，有些官员利用中间人进行代理，从事外贸活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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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是最赚钱的行业，在1275年的杭州城区和郊区有好几十家。这种机构起源于印度，并由佛教僧侣引进中国，通常是为了巩固其寺院的经济实力，有时也为了个人财产的增值。不过，当铺为佛教徒所掌握的证据，在杭州不如在邻近的福建多。比如，在福建，教育、公益事业甚至地方财政都由佛寺资助。所以，杭州的当铺不是属于出家人的——借用一位当时人的说法，它们是属于“豪门富户”的——而且肯定与身居社会高位的人士（皇亲国戚、后宫宦官、达官廷臣）和富商巨贾有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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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北建造的防火并防盗的仓库，是另一项获利很大的收入来源。其高昂的租金备受批评，因为防止火灾和偷盗的费用恰和这两种灾祸造成的损失相等。这些仓库属于皇帝“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8]。同样地，许多住房被按月出租给穷人，许多店铺也是按月出租，这些肯定都是上流社会成员（其中无疑也包括官吏们）的财产。最后，少数位极人臣者在城北的长江与浙江入海口之间拥有大量田产。他们在朝中对于南宋帝国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所有涉及土地改革的企图都会遭到他们顽固的反对。一些官员拥有足以使其过上豪华生活的私产，尽管他们的薪水并不丰厚，这就使之采取了更对国家保持独立的姿态。另外，他们的私人利益也可能与帝国的总体利益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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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有宋一代，特别是在13世纪，在官僚阶层中有明显的堕落迹象。任人唯亲与官官相护，朝臣中的党争，对财富的聚敛，腐败现象的增加，所有这些都使得道德水准每况愈下。然而，科场却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考生。宦途便是光宗耀祖之门径，没有任何别的人生道路能提供如此出人头地和如此令人艳羡的职位。一位功臣有机会在其身后得到谥封，甚至名垂青史。最起码，他的墓志铭也会使其名声传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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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集团中尽管时有冲突发生，但他们仍然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一个小圈子。而且，他们的文学素养和艺术趣味，他们行为举止的高雅礼节，以及他们享有的特权，也都使之与一般百姓泾渭分明。对于后者，他们持一种严峻的家长态度。他们之间大多都或亲或疏地相互结识，要么是通过以前的上、下级关系，要么是通过以前的同窗关系。那些一起通过最终科举考试的同年们，彼此的关系尤为密切。在金榜题名者和他们的主考官之间，也会发展出一种类乎师生或父子的关系。一位官员一旦出行，其同僚们在沿途便会向他表示温暖的友情并给予盛情款待。他的到达、探访及别离，都提供了设宴畅饮的时机，每个人也都会在席间大逞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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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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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的声望几乎全部被文职官员所遮掩。军队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无疑可从两方面进行解释——其一是可推溯到很古的舆论环境，其二是在宋代被突出出来的历史环境：中国文人反对穷兵黩武的传统。显而易见，从一开始就把战争艺术当作谎言的藐视和怀疑态度，乃是每一种文明借此而获得其特性的多种选择中的一种，这种态度赞同的人类行为概念是：把重心放在礼仪和道德规范上，而不是放在任何形式的直接行动上。至于历史环境，这对宋代来说还是比较晚近的事：从公元8世纪中叶起，政治上的急需和中央集权的式微迫使唐王朝坐视了地方藩镇首领的势力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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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林广记》载“步射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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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职官员丧失权力的现象，导致了一系列的变局和战乱，直至10世纪末宋王朝建立始告终结。鉴于这些不幸的史实，宋代皇帝和士大夫阶层的头面人物均敌视任何有可能鼓励军事权力的政策。哪怕是在被围困的城中，军事将领仍隶属于地方行政长官，或听命于朝廷特派的钦差大臣。相对于文官们而言，武将们大多出身寒微，有些人甚至来自百姓或农民阶层，他们因为四肢发达而付出了缺乏文学修养的代价，这也是致使文职行政人员对之抱有轻蔑感的缘故之一。文官武将之间很少有共通之处。最后，即使是在一般百姓中间，尽管正是他们最经常地提供兵源，也仍然瞧不起行伍之辈。有句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事实也确乎如此，从8世纪末开始，军队便主要从社会渣滓中招募人员，部队不再由义务兵组成，而是由雇佣兵组成。而士卒们既已知道周围都是轻蔑和敌视的目光，也索性全然不守军纪，滥用其膂力及权力。（在和平时期，军饷极低的士卒们便经营生意，此乃一种传统。参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有关长安“西市”的一段文字：御林军的士兵因卖丝绸而养尊处优。其中最强健者则成为卖艺者，表演角抵、拔河或举重。[9]而在13世纪的杭州，士兵们则营销米酒。）—当周围发生战事而供养不足，乡村便会遭士兵抢掠。因此之故，人们对本国军队的惧怕并不下于敌兵。在村民们看来，兵匪本是一家。正像马可·波罗说的：“他们对于官兵的厌恨，毫不逊于对大汗军旅的仇视，并认为正是官兵们才使得他们失去了当地的国王和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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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对穷兵黩武的反对已十分普及，但在有宋一代，军队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却与日俱增，而其装备也在持续改进。公元960年，军队总人数为37.8万人，到了接近公元1000年的时候，便增至90万人，而在1041年以后，竟达125.9万人。除了陆军之外，南宋王朝（1127—1279年）又建立了水师，以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诸城市。1130年，水师的总编制为11支舰队，3000名水兵，1174年，增至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而到了1237年，更达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10]陆军则由步兵和骑兵两部分组成，身着皮制或金属制的铠甲，习练弓箭、强弩、击剑、摔角与拳术等等。各种型号的弩炮有16种之多，由数十或数百人操纵，藉以抛掷石块、金属块、毒弹和炸弹。尽管当时尚未出现大炮，但火炮却于此期间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因而，从1130年起，战舰上即开始装备可以发射爆炸物的火炮。中国的军事史至今尚未被探讨清楚，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有关此类问题的文本在本应很有内容的地方反而太过简略，另一方面，我们掌握的所有这方面的讯息均出自文官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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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型历史学家们对于军事事务的这种掉以轻心，会把人引向歧途。与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在人类历史中，中国的军事史乃是最惊心动魄和血雨腥风的篇章之一。然而，历史学家们却往往倾向于将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一言以蔽之，比如用一个简单的评语——“洪祸”，这个词可能意味着一场重大的变乱，成千上万的生灵可能因此横遭涂炭，而且可怕的饥荒亦可能接踵而至。要不然，历史学家们就会使用某类轻描淡写的惯用笔法，比如“某城失陷”，这几个字可能意味着难以名状的恐怖现象和不可胜计的英勇行为。一切的战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均伴之以大屠杀和残忍的可怖行径。而这些行径也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乡村大肆杀人放火并对城池进行长期围困。攻城者口中含枚以保持安静，并利用云梯、轮机和堆高的通道来使自己登到城墙的高度。不过，一般来说对一座城池的围攻是不可能奏效的，除非旷日持久地进行攻打，或者施行某类诡计，如允诺宽赦、威胁将使全城鸡犬不留、在城墙脚下张贴告示并用弓箭发射传单以使被困者士气低落、向敌人发伪誓以使之相信其诈降术、派遣间谍去努力分化瓦解敌方之阵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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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 南宋浮雕彩绘，四川泸县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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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尊镇墓武士，左边人像连座通高186厘米，头戴兜鏊，穿铠甲，着披膊，护腰以革带扎紧，足蹬长靴，手握利剑，威风凛凛立于狮子造型的基座之上，右边人像连座通高162厘米，戴交脚幞头，甲裳外着圆领战袍，披帛着靴，手持骨朵，敦实浑厚，立于祥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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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代时期烽火不断，尽管蒙古人于13世纪中叶已占领了四川，而且这些蛮族的入侵已波及长江中游的诸城镇，但军事事务仍然并非士大夫们的主要焦点问题。在一个版图如此广阔的帝国中，入侵的势力只能造成有限的毁坏，而且像仅仅波及城乡老百姓的战争那样并不经常带来恐怖。直到1275年至1279年间的最后崩溃期，那些一贯被认为是地位低下的军官们，仍然被文职权臣严格地统辖着。就算这些军官也构成了该帝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却仍然只处在上流社会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