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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族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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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主要是由那些向国家输送文职公务员的书香世家组成。这类家族在宋代要比在前朝多得多，而到了第13世纪，其数目已达数万家。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东南诸路；有许多家族是富家大室，拥有大量田产。它们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而且，通过其在政府任职的家庭成员，它们也在帮着制订帝国政府的政策。这样的一批人构成了一个贵族阶层，手中握有皇帝赋予的大权，不过也免不了宦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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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文臣武将，他们或因功勋卓著而加官晋爵，或者干脆就只是因为取悦于龙颜而官运亨通；另有一些人，他们本人并无官衔，却能身蒙浩荡皇恩；又有一些人，乃是高官权贵们的姻亲，——所有这些人都合并进了那些生而为贵族的人中间，并构成了贵族阶层的外围延伸。那些皇帝国戚们，以及那些备受恩宠者们，通常都享有相当高的俸禄，要么由朝廷直接拨发，要么通过其田产上的岁入得到，而这些田产都是和官衔一起被赐予的。这些人和高官显宦们一起，享有法律上的特权，从而超然于一般法律程序之外，并免受普通刑罚之制裁。一件11世纪的轶事可以说明这种法律上的特权会使人获益到何种程度。事件的主角名叫范温，是个冒险分子。他因自己有一个已亡故的近亲而感到自豪，而且，为了加重自己的名分，他又将自己的祖母安葬在那位著名死者的坟中。数十年间，他设法躲避了普通百姓应服的一切劳役，而且总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断。他曾被判流刑，却又因行贿而获免。京城里的人为之义愤填膺，却又无人自找麻烦。一位高等司法机构的官员审查了他的案卷，但却在正要完成其报告时奉命调离，足见范温的活动能量之大。最后，只有御史台——它无疑更具有对抗暗中压力和反对腐败的能力——才得以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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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贵族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朝政呢？皇后、宠妃、公主、王子、幸臣等等，即使他们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也仍然处于可以影响皇上决断的位置。他们是在暗中施加影响，但这并不妨碍其影响的效果。宫闱的氛围是出名的适于施行阴谋诡计。皇室成员和皇帝之旁系亲属的野心和私利有时恰和中央王权的利益相冲突，在其他时候又和这个或那个官员集团的政策相符合。除了某种根据行为的礼法和根据一群体现了帝国之广泛利益的官员的举止所进行的纠正之外，这就是在杭州皇宫中占压倒地位的东方宫廷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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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除了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之外，还具有因财大气粗而获得的势力。皇帝的近亲们收入颇丰。因此，王子们——他们在13世纪大多居于杭州城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此外，这些贵族圈中的人们，特别是宫中的妇人和太监，都表现出了对于金钱的狂热追求。正像由历史过程中的许多事例所证明的那样，这在传统中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观察到，皇帝的后妃和富有的太监在杭州东北处拥有一些仓库，并将其租赁给过往的客商和城内的店主。毫无疑问，这些显赫的人物在杭州城内外也拥有许多其他种类的财源。由于他们拥有的财富之多，也由于他们生活风习的奢华，帝国的贵族们在中国经济中——特别是在杭州城内——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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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帝国还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角色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头号贵族，同时又是高层行政组织的首脑。他兼容了一对矛盾：一方是作为其近亲的贵族，另一方是身为士大夫的上层人物。上述两种因素构成了社会的高层，而皇帝则在它们中间受到折磨，有时候居间调停，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最核心的高层中成为冲突和敌对的玩偶。等到所有这一切都说完做尽的时候，到头来正是敌对集团的争斗决定了这位具有至上威权者的政策和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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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双重性质体现在其职权的分化上。作为贵族集团的头领，正是他决定其近亲及其所封人物的等级、职衔和薪俸。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首脑，他又对官员进行任免，并且发布体现了帝国之一般政策的命令。一方面，他的礼仪行为牵涉到他的家族、他的祖先、他的王朝。但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又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有关。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同一种最基本的模棱两可：往往很难说清——他从自己的地位所发出的行动究竟是出于私人考虑还是出于公众考虑。仍然残留在一切帝国仪典中的有关君主之宗教责任的古老观念，也蕴涵着同样的含混不清。因此，每逢巨大的灾异降临，习惯上就要由皇帝举行一次忏悔。比如，在1201年，“临安大火，四日乃灭”，烧毁房舍5万余栋，宁宗皇帝便忠实于最古老的礼仪，“下诏自责……避正殿，减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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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任何由君主做出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神圣的性质。实践的层面和宗教的层面从来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在其初始的本质上，皇帝的职责是去划定和调整等级与官衔、时间与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颁发一份确证某位官员之调动或任命的委任状，其“政治上的”含义并不比加封一位已被神化的先贤或一座圣山以官衔来得更大。同样，一些初看起来充满宗教色彩的行为，也未始没有重大的政治含义，比如颁布一项大赦令、更换年号、每逢换季的礼仪、历法之修定、君王所进行的各种祭祀等等，均可同样作为政府的举措，来表明帝国的统治权。总而言之，皇帝既是士大夫的保护人又是其王朝的首脑，他的统治要归功于礼仪的力量和书面文字的力量，并具有加盖御玺便之合法化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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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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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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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1和12世纪以前，中国并未显示出商业上的才干，但打那以后，经商的能力便成为中国人最卓越的品质之一。非常奇妙的是，正是一系列多少有点儿偶然的环境因素，才容许了这种与中国传统伦理很少合拍的商业才干脱颖而出。这些环境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此种发展是紧随着北方蛮族的压力和北方诸路的被侵而兴起的。南方较之北方在经商活动方面有好得多的天然便利条件。它拥有广阔的长江流域（我们必须记住黄河因水流太急而不易航船)，拥有运河网（这些运河网以前在长江下游平原被建立起来是为了向北方的京城和诸路输送漕粮的），又拥有南方和东南的海岸线（它们长近2000英里，对于沿海交通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十分便利）。另外，在中国南方还早已有了被阿拉伯和波斯客商刺激起来的兴盛贸易，这种贸易最初开展于广东，尔后发展到泉州，并沿着长江水路及旱路扩展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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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环境因素又不只是局限于地理上的或历史上的。在将近11世纪中叶时——至少也是从11世纪末叶起——就被用于寻找风水的罗盘，已经被用于天阴时的海上航行。人们印刷了星象图和航海图，并且发展了建造远洋船只的技术。最后，在社会制度领域，可转移证券的应用和纸币的推广无疑也对中国在11一13世纪所经历的商业的蓬勃扩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谁能够知道：远东经济的这种突然兴盛在同时代欧洲的遥远回声，会否在那里产生十分警觉的经济苏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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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应当首先指出当时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主要的消费产品几乎全部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由于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影响到了所有其他的商业活动，所以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便受到了国家的调控。这种情势无疑对私营经济有所妨碍，不过它也有对之有利的一面。某些商人之所以能够大发横财，还要感谢他们所领受的政府当局的诸项命令（政府专卖品和军需品），除此之外，由于国家对物价和货币总量施行总体控制，也自然保障了中国经济处于健康的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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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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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尽管有国家的竞争，中国的经济在12—13世纪还是得以长足地进展。就杭州城本身而言，存在着大量的贸易通道，它们引发了该城的繁忙经济活动。这种通道分为四种：国家控制的贸易、大规模的内河和海上贸易、奢侈品贸易以及供应城市主要消费品的贸易。杭州城之商业活动的这种分化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它是国都之所在、它便利的地理形势、它的居民中有一部分人是阔佬，再加上它的人口众多。”商人”这个词是有用的，不过它也可能引起误会，因为我们并不能说在杭州城内存在着作为一个阶级的商人集团。在经营大买卖的富商们和贫穷区的小店主们之间，说有多少等级就有多少等级。商人们中间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部门。毫无疑问，如果一位富有的造船商发现自己被与郊区的小杂货商归为一类，他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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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们分析商人的各种行业和贸易的各种通道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当时的货币。在唐王朝时期（公元618-907年），朝廷、行政机构和军队是由加诸农民的实物税来维持的，可是到了宋代（公元960-1279年），国家就开始征收以货币交纳的间接税了（包括商业税、运输捐和国家专卖税)。不仅交税要使用货币，而且私人间的交换也几乎全部以钱币支付。考虑到官方造币厂所铸的铜钱之多，以及先由富家后由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纸币，我们可以说，货币的总体增加乃是此一时期经济史中最惹人注目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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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市场和店铺中最普遍应用的货币是制钱。这是指中间有一方孔的圆形铜钱。铜钱的上、下、左、右刻有四个字。铸于10世纪末和11世纪的铜钱上刻的字是“宋通元宝”》而到13世纪时，所发行的铜钱上便铸有年号了，故而在景定年间（1260-1264)铸造的铜钱便刻有“景定元宝”的字样。唯一被国家承认的货币单位是一贯钱，它是用一根缗通过方孔穿起的一千文钱。但另一方面，在市面上通用的货币单位却是“陌”即“一百文”，而实际上所谓的“陌”通常都不足此数。早在北宋的京城开封，一“陌”在官方交换价格中便已经只值七十七文了，而它在实际交易中更只值七十五文。更有甚者，兑换率会因交易种类的变化而异，而每个行业都会有各自的汇率。因之，对于鱼、肉和蔬菜行业来讲，“一陌”值七十二文《对于金银行业来讲，一“陌”可换七十四文，对于“珠珍、雇婢妮、买虫蚁”的行业来讲，—“陌”等于六十八文，而对于誊抄文字的行业来讲，一“陌”便只值五十六文。就杭州的情况而言，一“陌”在南宋初年价值七十七文，这和开封市场上的官定比率一样；或是到了南宋末年，一“陌”便只能换到五十文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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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是一种价值很低的通货，恰与普通老百姓低标准的生活相应。在北宋时期，一文钱等于37.301克白银的千分之一。此外，它十分不便于携带，一贯铜钱的重量超过1.5磅。除了不方便之外，一个更大的困难在于铜的严重短缺；在整个宋代时期，这种短缺还由于铜钱的流往国外而更趋严重。缘此，国家被迫求助于其他种类的通货。到了13世纪末，户部发行的夹锡钱开始在杭州投入使用。不过，国家主要还是通过应用纸币来解决它所面对的通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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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9世纪末叶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使用钞票的情况，它最初流通于富商之间。商人把他们的铜钱存放在巨家富室中，换得可以在其他城市再向某位可信赖的人物兑成现金的收条。这被称为“飞钱”。这种情况在10世纪末又被国家扩展到它所掌握的食盐贸易中：政府发行票据，而商人们在购得这种票据后便获准到产地或官营商行去兑换盐或茶叶。这种程序也可以反转过来：商人们把军需品输送到边境地区之后，就会被支付以票据，然后再到京城凭票换成货物。这样，在整个宋代时期就发行了大量票据，以支付绝大部分食盐的所需款项。在12世纪初叶，这类票据在一年间的发行总量就达两千六百万贯之多。不过，这类票据一旦超过了规定年限即告作废，不再有兑换成现金的效用。此外，它们也只在发行它们的特定区域生效——不过说实在的，这些地区也足够大了。[14]最迟在1265至1274年间，政府以金、银为本位发行了纸币（金银关子），它们在全国通行。据一位杭州居民讲，“自因颁行之后，诸行百市，物货涌贵，钱陌消折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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