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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这类小规模的贸易为数多大，杭州城内最主要的商业活动还要数对当时已如此众多的居民进行供应。我们看到，在城墙外有大约15个主要日常消费品的供应市场。仅稻米交易一项，每日即要成交数百吨，经营此业者有大商人、中间商、店主、脚夫等。该行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而且根据当地一位居民的记载，“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25]。米的种类不计其数，要遍知此中的事宜可真是一门艺术。让我们来列举一下，除了其他的种类之外，尚有“早米、晚米、新破砻、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秆、粳米、糯米、箭子米、黄籼米、蒸米、红米、黄米、陈米”[26]。批发和零售是分开进行的，不单米业是这样，其他的主要消费品如猪肉或鱼大概也是这样。《梦粱录》的作者吴自牧记述道：“且言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作价，经发米到各铺出粜。铺家约定日子，支打米钱。其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俵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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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工匠以及所有其他行业的成员们，均组成了和米业类似的团行。这类团行多得令人瞠目：珠宝业、刀剪业、金银打扱业、裱褙业、骨董业、蟹行、青果行、糖蜜行、姜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曰香水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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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团行经常分门别类地在城里的某个特定区域聚集，而如果同行业的所有商人和工匠均集中于一个市场，该行业的名称就会被原原本本地用来称呼那条街道。在杭州，某些行业一直处在该城的某—特定角落。因此，“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准榷货务算清盐钞引，并诸作分打扱炉鞴，纷纭无数。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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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不聚集在同一条街上的行业，也仍然具有它们的行会，因为组织这样的联合体大有好处。每一个行会都由一个头领主管，该头领对行会成员有普遍的控制力，谁有需求或谁尚未成家均可得到他的帮助，但他也坚持要求每一位成员必须绝对诚实可靠。在9世纪或9世纪以后访问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均一致夸赞中国商人的忠诚，他们中间的一位说：“中国人在金钱交易和债务方面诚实得无可挑剔。”[29]马可·波罗也具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无论在经商活动方面还是在制造方面都诚实可信。”没有人会背信弃义自食其言；而且货物的制造被如此地关切，乃至于国家为监督它而制订了一些固定的标准[30]。行会是一种宗教性的组织，或至少是以相同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各有各的祭祀其行业神的年节，这些行业神可能是传说中的精灵，也可能是被神化了的英雄。每遇此种场合，行会成员均要聚饮一番，每人分摊宴会的费用，并展示他们的精心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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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商业行会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向商人和工匠们提供了一种协调他们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手段。一当政府当局有任何需求，无论是要征用舶来的货物还是作坊里的工匠，均会向行会头领提出。通过这种办法，政府便居中保障了适度的价格和工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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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的商人拥有他们所想要的一切：财富、奢华生活及影响力，但传统的等级秩序却仍然强行否定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因此就不难理解，他们的一个愿望是把自己的身价抬高到上流社会的水平上去。”资产化的士绅”（bourgeois gentilhomme)是普遍的现象，或者至少是一种必然会在某种社会形态中找到的存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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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地，船主、盐商和城中奢侈品商店的老板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使其子弟受到良好教育；他们为之延聘教师，并冀望他们能成为士大夫。但对此也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具有官方性质：在理论上商人的子弟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但这决不是说在实践中就没有办法绕开它。第二个障碍则具有心理学的性质：富商子弟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去糟蹋掉父亲的财产。正像一句法国谚语所讲的：“老子敛钱儿子花。”如果说这种情况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经常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在中国的富商家庭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中国并无一种把节俭看作美德的经济信条，而且对于工作也远非像在基督教国家那样把它夸赞为一种善德，而是加以鄙视。身居高位者均不屑劳作，只发指示。因而，每一代人都面临着挥霍穷尽的风险，也显露出追求财富的无情冲动。杭州城内的纨绔子弟中无疑有许多人是出身于暴发富商的家庭，而看到他们的后代已能跻身于城中的时髦场所，对于那些看来始终耽于逸乐的父辈来说，自然是满足了其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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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方法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在南宋王朝末年，即在蒙古人入侵的几年之前，国家决定开放大农庄，以增加对军需品的供给。为了替此项事业筹措资金，朝廷开始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均卖官鬻爵。肯定有不少商人借此机会为他们自己或者其妻子、儿子谋得了官衔。而另外一些人，则无疑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了田产上，这是一种有保障的投资，而且除非他们已经直接获得了某种官衔，则还可从此交易中得到一个决非仅仅是空名的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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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虚荣的暴发户还发现了进一步获得满足感的途径。他们就像茹尔丹先生[32]那样，仿效着上流社会的习惯用语和风俗，而且——用马可·波罗的话来说一假装起一副“严肃而庄重的行为举止”。这位威尼斯旅行家的以下寥寥数语，勾画了杭州城内富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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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店铺的大老板们从不亲手干活，相反倒是假装起一副严肃而庄重的行为举止。同样，正像我们刚才讲到过的，商人家的太太小姐们也都姿色动人；她们自幼养成了极其纤柔高雅的习惯，裹着绫罗绸缎，闪着珠光宝气，其衣饰的价格难以估算。而且，虽说先王制订的法律规定每位男子均需继承父业，但却又允许他们一旦发财之后便可免做体力劳动，因为知道他们会继承祖业，雇佣劳工来从事传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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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们有附庸风雅的愿望。在御街的大客栈和大茶馆的门厅和房间里，均挂满了寄卖于此的名家字画。一遇上儿女婚嫁之事，在布置宴会厅方面决不怕破费。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商人们为了显得有点儿文化味道，花去了不少钱财。他写道，商人们的房舍“造得漂亮，装饰也精美；他们喜爱装潢、绘画和建筑，在这方面的花销之巨，会使你为之惊叹”，不过，这是一种格调不高的艺术，由于它唯一的目的便是讨好暴发户的低下趣味，遂为了铜臭而贬损了其品质，并无真正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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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心理特征值得一提。在杭州城里发了大财的人们，还有通过海上或内河贸易发家致富的商人，都很热衷于慈善业。行善布施对于他们来说乃是弥偿其获财过多的一种手段，也是向神明交纳的一份税金。我们有必要摘录一段当时人就此的记载，即使只是因为它同时也揭示了大部分居民的极端贫困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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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中[33]有好善积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绵被絮袄与贫丐者，使暖其体。如此则饥寒得济，合家感戴无穷矣。俗谚云：“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恶者降千灾，鬼神祸之；天之报善罚恶，捷于影响。”世人当以此为鉴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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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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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4.城区的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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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富向城中聚敛，再加上农村的贫穷，遂使得农民不断涌向大都会。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并构成了杭州人口的最大部分。他们的人数逐年递增，直至出现了毁灭性的结局。13世纪的中国大都市乃是经济出现病态的具体例证。人口过剩导致了商业活动不自然的过度增长，也导致了奢侈品贸易的畸形发展，而这一切都抑制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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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杭州城内的普通百姓——不管他们是整日听命于主人或雇主的可怜劳役，还是脚夫、娼妓、沿街叫卖的小贩、卖艺者、扒手，小偷或乞丐——都别无生计来源，除了身上的体力和脑力。他们有的是耐心和胆量、诡诈和老滑。由于一方面财主们既短缺资本却又要大把地赢利，另一方面劳动力既过剩又工资菲薄，故此劳资双方的争斗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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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浆图（南宋） 绢本设色 34.1cm×40cm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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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提竹制茶笼的小贩，在沿街叫卖的间歇，彼此交换茶汤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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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便宜，结果导致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就中国当时所达到的财富和技术水准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发展得过分了。由于有了行会来进行劳动力交换，劳动力市场被组织得井井有条。无论雇主还是被雇者均依赖于行会，没有它的媒介作用什么交易也谈不成（很可能是行会根本不允许任何单独的成交)。杭州城内的商人和上流社会的成员须通过行会头领才能雇到管理人才来经营当铺、酒肆、食店和药铺，也才能“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候、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丁等人。……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或官员士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无有失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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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人家和暴发商人的财富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一群又一群的穷人。下层人民的大多数，要么在富人府第里充当佣人，要么就专门供应富人的需求。王公贵族们、高中级官员们、富有的船主们以及大地主们，都在其城中的巨宅深院或乡间的豪华别墅里雇有大量的随从。家大业大侍从成群乃是社会地位高的一种标志，而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就连刚刚变富的高等妓女也都有家仆伺候着。最为富有的家庭，尤其是皇亲国戚们，都有自家的工匠，专门从事珠宝、牙雕、刺绣等业。它们也拥有自家的私人保镖，以及一大群被分为不同服务机构的办事人员。后者在杭州被称为“四司六局”。四司分为“帐设司”（专掌仰尘、录压、桌帏、搭席、帘幕、缴额、罘葸、屏风、书画、簇子、画帐等）、“茶酒司”（掌管筵席，合用金银器具及煖荡，请坐、谘席、开话、斟酒、上食、喝揖、喝坐席、迎送亲姻，吉筵庆寿，邀宾筵会，丧葬斋筵，修设僧道斋供，传语取复，上书请客，送聘礼合，成姻礼仪，先次迎请等事)、“厨司”（掌筵席生熟看食、妆饤、合食、前后筵几盏食，品坐歇坐，泛劝品件，放料批切，调和精细美味羹汤，精巧簇花龙凤劝盘等事)、“台盘司”（掌把盘、打送、斋擎、劝盘、出食、碗碟等事)。“六局”则分为“果子局”（掌装簇饤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脔切、像生花果、劝酒品件）、“蜜煎局”（掌簇饤看盘果套山子、蜜煎象生窠儿）、“菜蔬局”（掌筵上簇饤看盘菜蔬，供筵泛供异品菜蔬、时新品味、糟藏象生件段等）、“油烛局”（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香药局”（掌管龙涎、沈脑、清和、清福异香、香垒、香炉、香球、装香簇烬细灰，效事听候换香，酒后索唤异品醒酒汤药饼儿)、“排办局”（掌椅桌、交椅、桌凳、书桌，及洒扫、打渲、拭抹、供过之职)。“盖四司六局等人，只直惯熟，不致失节，省主者之劳也。欲就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或湖舫会宾，但指挥局分，立可办集，皆能如仪。”[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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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之多的家务仆人，却并非富家大室所雇人员的全部。还有一类地位略高的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仆从，他们或因其社交才能或因其一技之长而被大户人家长期或短期地供养。他们中间，“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又有专为棚头，斗黄头，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又有一等手作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谓之‘涉儿’，盖取过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谓之‘厮波’。”[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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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富家为生的人们自然会在社会下层结成一个大团体，因为有许多人都因其不同的特长而受雇于大户。另一方面，被作坊、肉铺、食店、茶肆及奢侈品商店雇来的人手，却是尽可能地少。不过，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主人或雇主的关系都属同一类型：主人一方总是持一种家长式的态度，而仆从或雇员一方则总是尊敬谦恭。仆从或雇员构成了家族的一部分，有时候代代相传地为同一个府第服务。主仆之间的纽带如此牢固，其原因首先在于仆人们在经济上完全不能自立，其次也在于旧式家庭制度的延续。在杭州既无大的作坊又无大的工场。而几乎只有在雇佣了大量穷苦劳工的外省（比如四川的盐井），才会产生无论哪种形式的民变——不管它是产生于农民中间还是大工场中间，也不管它是公众行为还是私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