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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通行于杭州的纸币面额不尽相同，大约从一贯至一百贯不等。它们的外观一定和蒙元时期的钞票相似，也一定和蛮邦金国发行的票据相仿佛，后者在13世纪初仍然占据着中国北方。在热河省的一处考古遗址，人们发现了一块用来印制金国钞票的刻板，其年代断为1214年以后。它所能印刷的钞票长19厘米宽10厘米，其面额为一百贯，并标明每贯实值足八十文。另外，这种钞票上还有连续编号，而在那上面印着的其他字样中间，有两句话足使人回想起中国的第一张纸币，因为那上面也同样印着它们——“伪造者处斩”和“检举者奖三百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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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宋代交子 右：南宋会子铜版 行在会子库印行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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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纸钞的权力为国家所垄断。有了此种特权以及对某些重要消费品的专卖权，遂使国家能够推动一切经济活动。这些政府专卖品包括食盐、烧酒、茶叶、香料等等。除了一些国家无力严加督察的地区之外，任何个人均不得经营此类货品。杭州的驻军拥有13个大酒库、6个小酒库，而一些官妓正是赖此为生。杭州城内有不少大型的官仓，储存着政府买来或征收来的谷米，其中有“仓廒一百眼，岁贮公田米六百余万石”[16]。此外，杭城内还有许多公房，由政府出租给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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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政府是如何与民争利的。另外，运贩国家专卖品和向边地供应军需品的商贾，也借机大赢其利，他们均很有权势。有些暴发户还向政府或农民发放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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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还有一些暴富者是依靠长江及其沿岸的贸易和海外贸易大发横财的。这些大船商中大多数均非杭州本地人，但他们寄寓于此，肯定是既受到了当地奢侈生活的吸引，又受到了该城之地利——位于长江和福建码头之间——的吸引，也受到了它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吸引。他们几乎全都住在位于皇宫以西的凤凰山，故而该城居民习惯上称该山为“客山”。[17]从杭州很容易取道终止于镇江（位于南京下游）的大运河而到达长江，而长江的航道几近2000英里，远达四川南部。沿江两岸兴起了一些大集市，南北走向的道路在那里与长江交叉。其中的一个大集市位于洞庭湖北，另一个位于今日武汉附近，再一个位于南京以南。整个帝国的物产，不管是来自广东的还是来自汉水流域的，也无论是来自四川还是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均被运抵此处销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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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萌芽阶段的“国家市场”，而且，由于水路运输的轻便，专事生产某类特定产品的固定地区也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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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自从阿拉伯和波斯货船开始往来于波斯湾与广州之间以来，对外贸易现在也已变得空前重要了。9世纪的广州是一个大港，其半数居民均为穆斯林；不过，到了南宋，它已不是最重要的外贸口岸了，其地位已被福建沿海的泉州和福州所取代。当时，中国的船主取代了中东的客商，但在杭州也仍有少量外商在从事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这中间有于1126年随着朝廷南渡的犹太人，有从中亚和印度来的穆斯林，也有叙利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等。他们的人数要比几十年后的蒙元统治时期少得多。这个入侵中土的蛮族，对于汉民族充满不信任，却又无力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集并高度开化的国家，于是只好聘请来自所有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充任行政官员——马可·波罗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蒙古人向这位西方商人委以行政高位——而这样一来，遂使中国商人失去了大量做生意的机会。不过，尽管中国宋代的史籍对之绝口不谈，我们却不应忘记——在蒙古人征服前夜的杭州城内，一定存在着少量外来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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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帆船驶往日本，驶往安南海岸的占巴（Champa)之印度人的王国，驶往马来亚，驶往南印度沿海和孟加拉沿海，也驶往非洲沿海。这些大帆船大致呈正方形，船首高高耸起，船尾为正方形，有8对到10对船桨（在风平浪静时每只桨由四人合划），有两只石锚，以及用草席或帆布制成的船帆。若干隔水的船舱使得船只在破损时更加安全。在船的前部有几十个相互隔离开的小舱。大船之后拖曳着一只小船，小船上载有柴薪和淡水，它们是从旅经的港口补充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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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气晴好时，航行靠星辰和太阳来定位，再辅以星象图和航海图。而当天气阴晦时，则应用中国罗盘，这种仪器早在11世纪末叶甚至很可能是11世纪中叶便已被用于航海[19]，它标示出南方，以使船只可以继续其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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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帆船可以装载六七百人和数十吨货物。由于受到浙江浅滩的阻碍，它们很难驶达杭州，而只能在较东的地方抛锚。然后借小舟顺河而上将货物运输到绍兴及杭州东南。[20]要不，这些帆船就利用澉浦作为其停泊的港口，这是一个河口北岸的小港。船员们都由官员统辖，他们中间不只有水手，还有弓箭手，后者将其武器存放于他们造访的每一个中国港口。船上的黑人很可能来自马来亚，专在甲板上干力气活儿。每一条船都必须具备由市舶司发放的证书，该机构在公元1000年前后已经迁至杭州。这类证书盖着红色的印记，并记有船员们的姓名、船只的大小以及所载货物的情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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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至中国港口的货物由极其珍贵之物组成：孟加拉的犀角，印度和非洲的象牙、珊瑚、玛瑙、珍珠、水晶、珍稀木料（主要是檀香木和沉香木)、香料、樟脑、丁香、豆蔻等等。输出的货物则有丝和织锦、陶器和瓷器。另外也经常出口原材料，如金、银、铅、锡，还有——尽管政府再三禁止——铜钱。考古学家们曾在远东发现过自宋以来几个世纪间所铸的中国钱币。[22]考古学家们还在下述地区发现了中国的陶器：菲律宾、中南半岛、马来亚、印度海岸，甚至远在埃及的开罗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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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 山西繁峙岩上寺金代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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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场分布于东南诸路（江西、浙江、福建)，每一家皆有其独到的风格和工艺流程。杭州本地便有两家大陶瓷场。一家位于凤凰山脚下的皇城区内，专向宫廷供应有史以来的最上等青瓷，也拿出一部分来供出口。另一家位于天坛附近，大约在南城墙外1英里处。在福建沿海的最大港口城市福州也有一些陶瓷场，那地方虽然不如杭州富庶，但其地理位置却更宜于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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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丝与瓷的出口贸易有所增长，中国却从12世纪初就开始日趋贫困。贵重金属和铜钱流向国外，正证明了贸易上的逆差。中国人正在寅吃卯粮地过活，而且中国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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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奢华排场和寻欢作乐的狂热，在杭州城尤为强烈。那里正是宫廷皇室、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居住的地方。上流社会和暴发商人的富有和雅致，使得奢侈品的贸易至关重要。各个不同城市的著名特产均在杭城中心有售，要么在御街上，要么在御街边上。在那里可以发现苏州的丝绸，以及浙江南部海岸城市温州的漆器、经由海路远来的福建和广东的罐装茉莉花、产自位于鄱阳湖西南的城市南昌的扇子、产自江浙一带的著名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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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本身则以加工珠宝著称，其中有金银头饰、人造绢花、梳子、珍珠项链及耳环等。此外，杭州还擅长制造儿童玩具、金丝织锦以及印刷书籍。有位当地居民热心地为我们描述了每一样可以在杭州城内得到的名产，只是我们不可能跟着他去追记所有的细节。我们只要知道以下情形便足矣：我们可以在“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买到最好的犀皮，在“沙皮巷孔八郎头巾铺”或“三桥河下杨三郎头巾铺”买到最好的头巾；而买文学作品的最佳去处是“往大树下桔园亭文籍书房”；最后，人们可以在“铁丝巷笼子铺”买到用柳条编扎的笼子，在“官巷内飞家牙梳铺”买到象牙梳子，在“炭桥河下青篦扇子铺”买到折扇和绘有图画的扇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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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售特产或生产某一类名产著称的店铺和作坊，均竭尽全力地保持自己的声誉。其中有些家为百年以上的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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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须记住，此外尚有大量小店铺，它们销售普通百姓的日用物件，比如布匹、干鱼、面条、蜡烛、酱油等等。和那些有名的专门店铺与作坊不同，这些小杂货铺通常并不雇外人，只由店主一家负责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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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杭州城内的商业活动是人为地使之过于发达了。就我们所知，在京城内出售一家店铺的索价极其低廉。在12世纪，只需25贯钱便可盘下一间小杂货店。人们只要想到铜钱乃是街市上通用的最小货币单位，便会明白此价很平。在另一方面，商业的利润却相当高，在京城每天赢利达百分之一是常见的事。这种经济格局是：普通百姓的生计显然十分艰辛，结果致使店铺增多得过分，对此情况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会均制止不了。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一旦科场失意，而如果其家庭的势力又不足以为他谋求一个小小的政府职位，那么就会毫不犹豫地为他盘一份生意来做。这种偶然成为店主的人在城里被称为“官人”，他们显然盘踞了更具独占性的贸易领域。人们决不会让一个良家子弟终老于屠夫或面贩的行当，而会让他去经营干熟药铺、文籍书房、刷牙铺（大致相当于牙医），或者去卖士子们所戴的特殊帽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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