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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方法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在南宋王朝末年，即在蒙古人入侵的几年之前，国家决定开放大农庄，以增加对军需品的供给。为了替此项事业筹措资金，朝廷开始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均卖官鬻爵。肯定有不少商人借此机会为他们自己或者其妻子、儿子谋得了官衔。而另外一些人，则无疑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了田产上，这是一种有保障的投资，而且除非他们已经直接获得了某种官衔，则还可从此交易中得到一个决非仅仅是空名的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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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虚荣的暴发户还发现了进一步获得满足感的途径。他们就像茹尔丹先生[32]那样，仿效着上流社会的习惯用语和风俗，而且——用马可·波罗的话来说一假装起一副“严肃而庄重的行为举止”。这位威尼斯旅行家的以下寥寥数语，勾画了杭州城内富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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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店铺的大老板们从不亲手干活，相反倒是假装起一副严肃而庄重的行为举止。同样，正像我们刚才讲到过的，商人家的太太小姐们也都姿色动人；她们自幼养成了极其纤柔高雅的习惯，裹着绫罗绸缎，闪着珠光宝气，其衣饰的价格难以估算。而且，虽说先王制订的法律规定每位男子均需继承父业，但却又允许他们一旦发财之后便可免做体力劳动，因为知道他们会继承祖业，雇佣劳工来从事传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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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们有附庸风雅的愿望。在御街的大客栈和大茶馆的门厅和房间里，均挂满了寄卖于此的名家字画。一遇上儿女婚嫁之事，在布置宴会厅方面决不怕破费。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商人们为了显得有点儿文化味道，花去了不少钱财。他写道，商人们的房舍“造得漂亮，装饰也精美；他们喜爱装潢、绘画和建筑，在这方面的花销之巨，会使你为之惊叹”，不过，这是一种格调不高的艺术，由于它唯一的目的便是讨好暴发户的低下趣味，遂为了铜臭而贬损了其品质，并无真正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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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心理特征值得一提。在杭州城里发了大财的人们，还有通过海上或内河贸易发家致富的商人，都很热衷于慈善业。行善布施对于他们来说乃是弥偿其获财过多的一种手段，也是向神明交纳的一份税金。我们有必要摘录一段当时人就此的记载，即使只是因为它同时也揭示了大部分居民的极端贫困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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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中[33]有好善积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绵被絮袄与贫丐者，使暖其体。如此则饥寒得济，合家感戴无穷矣。俗谚云：“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恶者降千灾，鬼神祸之；天之报善罚恶，捷于影响。”世人当以此为鉴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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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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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4.城区的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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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富向城中聚敛，再加上农村的贫穷，遂使得农民不断涌向大都会。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并构成了杭州人口的最大部分。他们的人数逐年递增，直至出现了毁灭性的结局。13世纪的中国大都市乃是经济出现病态的具体例证。人口过剩导致了商业活动不自然的过度增长，也导致了奢侈品贸易的畸形发展，而这一切都抑制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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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杭州城内的普通百姓——不管他们是整日听命于主人或雇主的可怜劳役，还是脚夫、娼妓、沿街叫卖的小贩、卖艺者、扒手，小偷或乞丐——都别无生计来源，除了身上的体力和脑力。他们有的是耐心和胆量、诡诈和老滑。由于一方面财主们既短缺资本却又要大把地赢利，另一方面劳动力既过剩又工资菲薄，故此劳资双方的争斗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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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浆图（南宋） 绢本设色 34.1cm×40cm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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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提竹制茶笼的小贩，在沿街叫卖的间歇，彼此交换茶汤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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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便宜，结果导致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就中国当时所达到的财富和技术水准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发展得过分了。由于有了行会来进行劳动力交换，劳动力市场被组织得井井有条。无论雇主还是被雇者均依赖于行会，没有它的媒介作用什么交易也谈不成（很可能是行会根本不允许任何单独的成交)。杭州城内的商人和上流社会的成员须通过行会头领才能雇到管理人才来经营当铺、酒肆、食店和药铺，也才能“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候、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丁等人。……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或官员士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无有失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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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人家和暴发商人的财富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一群又一群的穷人。下层人民的大多数，要么在富人府第里充当佣人，要么就专门供应富人的需求。王公贵族们、高中级官员们、富有的船主们以及大地主们，都在其城中的巨宅深院或乡间的豪华别墅里雇有大量的随从。家大业大侍从成群乃是社会地位高的一种标志，而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就连刚刚变富的高等妓女也都有家仆伺候着。最为富有的家庭，尤其是皇亲国戚们，都有自家的工匠，专门从事珠宝、牙雕、刺绣等业。它们也拥有自家的私人保镖，以及一大群被分为不同服务机构的办事人员。后者在杭州被称为“四司六局”。四司分为“帐设司”（专掌仰尘、录压、桌帏、搭席、帘幕、缴额、罘葸、屏风、书画、簇子、画帐等）、“茶酒司”（掌管筵席，合用金银器具及煖荡，请坐、谘席、开话、斟酒、上食、喝揖、喝坐席、迎送亲姻，吉筵庆寿，邀宾筵会，丧葬斋筵，修设僧道斋供，传语取复，上书请客，送聘礼合，成姻礼仪，先次迎请等事)、“厨司”（掌筵席生熟看食、妆饤、合食、前后筵几盏食，品坐歇坐，泛劝品件，放料批切，调和精细美味羹汤，精巧簇花龙凤劝盘等事)、“台盘司”（掌把盘、打送、斋擎、劝盘、出食、碗碟等事)。“六局”则分为“果子局”（掌装簇饤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脔切、像生花果、劝酒品件）、“蜜煎局”（掌簇饤看盘果套山子、蜜煎象生窠儿）、“菜蔬局”（掌筵上簇饤看盘菜蔬，供筵泛供异品菜蔬、时新品味、糟藏象生件段等）、“油烛局”（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香药局”（掌管龙涎、沈脑、清和、清福异香、香垒、香炉、香球、装香簇烬细灰，效事听候换香，酒后索唤异品醒酒汤药饼儿)、“排办局”（掌椅桌、交椅、桌凳、书桌，及洒扫、打渲、拭抹、供过之职)。“盖四司六局等人，只直惯熟，不致失节，省主者之劳也。欲就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或湖舫会宾，但指挥局分，立可办集，皆能如仪。”[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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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之多的家务仆人，却并非富家大室所雇人员的全部。还有一类地位略高的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仆从，他们或因其社交才能或因其一技之长而被大户人家长期或短期地供养。他们中间，“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又有专为棚头，斗黄头，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又有一等手作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谓之‘涉儿’，盖取过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谓之‘厮波’。”[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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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富家为生的人们自然会在社会下层结成一个大团体，因为有许多人都因其不同的特长而受雇于大户。另一方面，被作坊、肉铺、食店、茶肆及奢侈品商店雇来的人手，却是尽可能地少。不过，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主人或雇主的关系都属同一类型：主人一方总是持一种家长式的态度，而仆从或雇员一方则总是尊敬谦恭。仆从或雇员构成了家族的一部分，有时候代代相传地为同一个府第服务。主仆之间的纽带如此牢固，其原因首先在于仆人们在经济上完全不能自立，其次也在于旧式家庭制度的延续。在杭州既无大的作坊又无大的工场。而几乎只有在雇佣了大量穷苦劳工的外省（比如四川的盐井），才会产生无论哪种形式的民变——不管它是产生于农民中间还是大工场中间，也不管它是公众行为还是私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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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行会，由于它们为数过多和名目过杂，不易觉察到它们的影响。在下层社会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抗富人的意识。对于仆人和雇员，不仅可以指望他们始终如一的忠诚，还可以期待他们全心全意的奉献。他们的小小过失便会招致严厉的惩罚，而国家对恪尽职守的观念又进行不遗余力的维护。对任何偏离传统主仆关系的行为，法律都会予以制裁。更有甚者，家族的首领和店主、作坊主们通常会细心地保证从属他们的人并无反抗的理由。他们从不会无理取闹，并且一旦见到仆人或雇员们攒了点儿钱，便会想方设法地为其娶亲。做下人的，虽说早起晚睡，又不断受到其主子的指使差遣，却比当农民有个大大的优越之处：其生计相对有保障。在大户人家做仆从，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有把握在家中的女佣中讨到老婆，这也是诱使人们担当此种特殊形式的苦役的主要刺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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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像仆人或雇员阶层那般相对走运的人们，他们和主人或雇主沾不上一点儿边，只好大多以打工糊口。他们中有的专卖力气，如干打杂的粗活、担水、扫街等。不过，他们也决不例外地拥有自己的行会。有人也许会想象，13世纪的这些苦力，其样子和现代的相去无几：面带倦容、瘦骨嶙峋，却又乐呵呵的。他们中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或者在街头或市场摆摊。这中间有提瓶点茶的，每到晚上便可以看到他们在御街上或挨门挨户地在贫穷区溜达，这些人最热衷于飞短流长，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家长里短。还有卖“小儿戏耍家事儿”的，卖熟食的，蹲在澡堂门口卖热水的，盘街卖卦的，相面的，算命的，卖甘蔗的，卖“小儿诸般食件”的……[38]每一个行当均有它独特的叫卖声，或者就干脆只敲木板或金属片以招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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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贩拿店主的钱干活儿。有些店铺只利用小贩来兜售其货物。用一句当时人的话说，这些小贩乃“贫而愿”者，他们一大早就到被称为“作坊”的店铺去取货，到晚上再把挣到的钱送回来，提取什一的佣金。这些可怜人所叫卖的货物是盛在一排排小盒子里的熟食，还有糖果、蚊烟等等。[39]所有这等小贩，不论是自有本钱的还是代售别人货物的，都只能以其辛勤的劳作挣几文小钱，以勉强维持其生计。不用问，这中间有不少是刚离开农村进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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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大众娱乐业的人难以胜数。他们中有唱小杂剧的、说书的、演傀儡戏或皮影戏的、演魔术、玩杂技的、走索的、驯兽的等等。他们在“瓦子勾栏”中进行表演，那是一种在市场或桥头搭起的棚子，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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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逢年过节时从乡下赶来的“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40]。还有些人专以表演过人脊力吸引观众，在隆隆的鼓声中举起铁石、舞弄棍棒。有时候，这是些老兵，他们就像唐代长安名噪一时的“强人”一样，在双臂上纹有“生不畏君王，死不惧阎王”的字样。[41]很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社会下层中有如此之多的人从事大众娱乐业。不过，只有在每逢大的年节时，城里的生意才特别火爆而昼夜不停，这些艺人也才会表演其最拿手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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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业在杭州城内非常盛行。在蒙元的首都汗八里——它的城墙在今日北京城略北处，其遗迹至今仍可见到——马可·波罗曾为这座世界性城市的娼业之发达而大吃一惊。他写道：“我还有件事要对你讲：妓女在城里不敢活动……可是……她们却都住在市郊。你必须知道，她们的人数之多，会使得外国人中无人能相信t因为我要对你道出实情：总共有两万妇女靠向男人提供此项服务而赚钱谋生……现在，既然我已告诉你汗八里的妓女到底有多少，你也就可以发现该城的居民之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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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道德上还是要比中国南方人刻板的，故此把娼妓驱赶到城墙之外的地方。然而，在杭州城内妓女却是随处可见。举凡酒肆、食店、客栈、市场、“瓦子勾栏”、街坊、桥头，几乎没有哪一个公共场所见不到成群结队的妓女。一位当时的人列出了一个清单，说明哪些场所是低等娼妓的荟集之地。比如，“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歷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