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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断定妓女在杭州城内的社会地位。她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标志。她们中有许多人出身寒微而贫苦，这说明她们身属社会下层。不过，她们的贫富差距却构成了各个梯次。有些人就像日本古代的艺妓一样身为名妓，一眨眼就阔了起来，过着奢靡已极的生活，并且只接待有头有脸的人物。她们的名姓被当时的人们记载了下来。[43]出色的歌女与乐师被请到高官豪族的华筵之中。时髦的婚礼中若无歌儿舞女便觉有所缺憾。最享盛名的歌妓们甚至会在上元节之夜奉诏进宫在御前演出。她们或是坐着弹琴，或是站着歌唱，其身姿随着歌声微微摆动。有人描绘此等歌女道：“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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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妓女的常客是杭州的纨绔子弟和太学生。官营的酒店——它们通常都与大酒库相联接——也具有自家的官妓，并将其名宇写在花牌上。”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陷之可也。”[45]然而，最有艳名的妓女却通常足不出户，只有最有地位的嫖客才能与之谋面。从理论上讲，只有杭州城内的太学生们方有权进入此类酒店。不过富家子弟亦自有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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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的娼妓业，马可·波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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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的数条街道上满是妓女，其人数之多，真叫我拿不准到底有多少。她们不仅在市场附近有特定的地盘，而且比比皆是。她们花枝招展，浓妆艳抹，住在华丽的居室中，有成群丫环服侍。这些妓女特别精于诱惑之道，并善于与各色人物交谈。其魅力之大，使得人们一识芳面便神魂颠倒，乐而忘返。故而，一旦外乡人返回故里，便说自己已去过天堂，并亟于再次造访那里，愈快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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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写显然只适用于那些富有的歌妓，她们有能力使自己从所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一位13世纪的中国作家记述过她们中的一位是如何获得财富和名声的。”淳佑间（1241-1252)，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次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彩缣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糜金钱数百万而归。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豪侠少年，无不趋赴。其家虽不甚大，然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园池，无不具。至以锦缬为地衣，干红四紧纱为单衾，销金帐幔，侍婢执乐音十余辈，金银宝玉器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遂为三吴之冠。其后死葬于虎丘，太学生边云遇作墓铭云：‘此亦娼中之贵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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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类名妓只是例外。而大多数的歌妓——即使是那些生计较为优裕的——也不可能使自己从某种桎梏中全然解脱出来。即使是那些实际上并非住在秦楼楚馆中的人，她们仍然寄身于某些酒店或食店；店老板无疑发现，允许歌妓们在店中娱客，对自己的进项大有裨益。城中最上等的茶肆中并无歌妓。不过，“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吵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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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下等的妓女，则成群地聚在贫困区的街市桥头。她们似乎缺乏音乐训练，故通常不称其为“歌妓”或“艺妓”，只称之为“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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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提一下男妓，这看来是宋代大都市所特有的现象。12世纪初在开封即有无赖男子借此以图衣食。他们“皆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政和（1111-1117年）中，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告发者）钱五十贯。”不过要想举告这种卖淫者，在开封时已经相当不易，到了杭州后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的人口既多，流动性又大。这样，在杭州便有相当数量（很可能有好几百名）的男妓，他们除了此业之外别无生计。他们的组织较歌妓更严密，并且在新门外有其巢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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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内的社会渣滓是小偷、流氓、骗子和乞丐，他们亦各有各的行会，都是些犯罪团伙。他们于光天化日之下即在街上结伙抢劫，全然不顾官府捕快的无情追捕。另有一些人专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他们在砖墙或竹篱上掏洞以潜入富家宅院，拿走成箱的金银珠宝。”又有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一位当时的人不禁为之慨叹，觉得此类人狡黠异常。有些小偷专在街巷中人群中“前脱衣囊环佩”，时人谓之“觅贴儿”。另外，“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的，是所谓“水功德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的，是所谓“美人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的，是所谓“柜坊赌局”。[50]在这样一个人口庞杂的大都会中，是无法彻底根除盗贼和骗子的。当马可·波罗讲杭州城“是如此安全乃至于宅院、店铺和仓库均敢于昼夜不关大门”的时候，他或许讲得也对：不过他的说法只适用于蒙元占领时期，而当时的城市治安无疑是大为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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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乞丐、盗贼、沦为娼妓的村姑以及借助于贩卖极廉货品来勉强糊口的穷摊贩，露宿在任何能够容身的地方，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的人数每年乃至每月都有很大变化。米价的略为上涨，即足以使杭州城内为生计奔波的人增加两倍或三倍。杭州城内拥挤不堪的人口有时会形成剧烈的灾难，导致贫穷和饥饿的程度突然增大，使得官府为之忧心忡忡。这种危机纷至沓来，遂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朝廷和县衙决定，每逢大雪或酷寒的天气，或者在大火、夏季洪水、秋季干旱之后，便开仓散施大米或钱币。因而，当1223年在杭州地区下了一场特大暴雨之后，次年夏历三月城中大闹饥荒，官府不得不赈济灾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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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举行盛大的官方祭奠或逢到重大的年节时，穷人们亦有机会受到施舍：“遇朝省祈晴请雨，祷雪求瑞，或降生及圣节、日食、淫雨、雪寒，居民不易，或遇庆典大礼明堂，皆颁降黄榜，给赐军民各关会二十万贯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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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慈善事业也同样赈恤渴望救助者。大官拜命时则布施所谓“抢节钱”给穷人，以提高其声望。[53]居住在城南凤凰山上的富有船主们，亦曾将其庞大家产的一部分捐赠给慈善机构。不过还远不止这些。从公元5世纪起，佛教就在中国引进和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医院、安济院、施药局、赈济中心)，此类机构均由被捐田产上的收益来支持。公元845年，原属佛教团体的财产被大规模地充公，许多安济院和医院也随之被公共当局接管。迁都杭州之后，朝廷设立了一个很大的施药局，它通过70个遍布于城区的分支机构来施舍药材。这些药按道理应以原价的三分之一出售给城内的居民，不过实际上它们却被施药局的雇员和官吏所盗用。可是，其他的慈善机构却运转得比这要好得多，它们是为老年人或赤贫者设立的医院、孤儿院、供穷人用的免费安葬公墓，以及残疾人的看护所。如果我们相信马可·波罗的话，残疾人的看护所在蒙古人占领的初期仍然存在：“……如果他们在白天发现任何一位可怜的残疾人无力自谋生计，便会把他送到一家医院。这类的医院为数不少，都是由上一个朝代设立的，并且得到大笔的捐资。而如果一位残疾人尚能工作，他们就会送他去做某种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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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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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5.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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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乡下人的事儿知道得不多。没有人不厌其详地向我们描绘过农村的生活及其社会结构。我们所掌握的这方面的资料是零星片断的，因此只有先假定农村生活的变迁既微小又缓慢，我们才能冒险基于年代顺序和地理位置都残缺不全的材料来勾勒它的图景。我们首先要强调一个普遍适用的经济事实：要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东南诸路各城市的兴盛就不可能出现。城市的消费量大于其产出，而许多富有的城里人的全部财产都来自他们在杭州以北广大田产上的收益。私人田租和国家地租、日用消费品的交易税、国家在某些地区强制实行的盐业专卖制度——总而言之，凡此种种，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使农村每况愈下。因而，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人们都拥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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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活仍然千差万别，而在中下等的自耕农、国家田产的管理者、私人土地的经营者、佃农和长工的生活水平之间，也必然有着可观的差距。另外，尽管在长江下游平原上人们以稻米耕作为主，但在大片的产米区四周，却又有着许多完全不同的农作物和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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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南部的山区，人们主要以渔业、打猎、林业和种茶为谋生手段；在沿海的沼泽地，人们则主要是种竹和晒盐；而在浙江河口沿岸，则以打鱼为主业。不待言，随着当地居民主要职业的变化，农村地区也会起相应的变化。最后，还有一部分农村人口受辖于并且直接依附于国家，他们在官营矿井或盐田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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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林广记》载“农耕与养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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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生活境况要多穷有多穷，其工钱恰恰接近于饥饿线。在9世纪，每个在山西南部盐池劳作的家庭，只能每天从国家那里领取6.5磅的谷物，再加上每年40贯的现金。[54]后来，在淮河流域地区的盐田，负责盐务的官衙要从被国家以很低工薪雇佣的盐工那里征调食盐，并且规定每年必须交纳的产品总量。在淮河一带的盐田，有将近2.8万个家庭——也就是说有大约10万人口——生活在半奴隶状态。[55]由于向负责盐务的长官预先借了贷，再加上被不断的征调和拖延付酬弄得一贫如洗，盐工们甚至找不到一条通过逃亡或从军来摆脱受奴役状态的路。在13世纪江、浙一带的官营盐田中，盐工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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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片产米区劳作的小自耕农、佃农和长工，其遭遇也与盐工相去无几。即使收成较好，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也不能满足。而一碰上荒年，他们就举债度日，并且经常饿饭。将其土地出租或出售，把孩子卖给官府，背井离乡，落草为寇，自寻短见——这些都是他们在极度贫困中的迫不得已之举。借贸的利息相当高：借现金的月息高达20%，而若想待秋收时以谷物偿还，则需付息50%。当时的借约和租约肯定跟人们在中亚地区敦煌附近发现的9-10世纪的契约相似。这里有一个借布匹的例证（当时在该地区以布匹充当交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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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年汜怀通兄弟贸生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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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年三月一日立契：当巷汜怀通兄弟等家内欠少疋白，遂与李法律面上贸白生绢查疋，长叁丈捌尺，幅阚贰尺半寸。其绢贸后到秋还利麦黍肆石，比至来年二月末填还本绢。如若於时不还者，於看乡元逐月生利。两共对面，贸绢为定，不许谓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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