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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弃婴现象竟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至于朝廷不得不于1138年明令禁止，同时设立慈幼庄来收养他们。[4]马可·波罗写道：“在（中国南方）诸省份，一些人惯于把他们的新生婴儿摆放在街头，我是说那些穷人，他们无力将这些孩子养大。不过，皇帝通常倒负起了收养这些弃婴的责任，他标记下每一个婴儿的生辰八字，然后将其送到设在乡间的慈幼局。一当富裕人家没有子嗣，就可以向皇上请求抱养他们，想要多少有多少。或者，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皇上则会令他们相互婚配，并由官方出钱资助新郎新娘。通过这种办法，皇上通常每年要照料两万个男孩和女孩。”马可·波罗的上述记载为一位中国元代作者的话所证实：“宋时，各郡设慈幼局，贫家有子无力养育者，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却来取于局。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无抛弃子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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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家庭还有另一个办法来摆脱他们抚养不起的孩子：把他们送到富人家去，由后者将其养大或者雇佣他们作家仆。这种做法相当普遍，有时不免是一种人口买卖。有位14世纪的阿拉伯人，以其特有的方式记述道：“途径此处时，我发现中国的年轻女奴非常便宜，而且，确确实实地，所有那些欲将自己的儿女卖作奴隶的中国人，在这么干时都不稍迟疑。只有一条除外，不能强迫那些卖身为奴者到海外去，不过，要是那些人乐于如此，亦不会受到阻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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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杭州寻常百姓家为生儿育女所举行的庆祝活动相当简朴。不过，上流社会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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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孕妇入月，期将届，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栗果，及孩儿绣棚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足月，既坐蓐分娩，亲朋争送细米炭醋。三朝与儿落脐炙囟。七日名“一腊”，十四日谓之“二腊”，二十一日名曰“三腊”，女家及亲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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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满月，则外家以彩画钱或金银钱杂果，及以彩缎珠翠囟角儿食物等，送往其家，大展“洗儿会”。亲朋俱集，煎香汤于银盆内，下洗儿果彩钱等，仍用色彩绕盆，谓之“围盆红”。尊长以金银钗搅水，名曰“搅盆钗”。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盆内有立枣儿，少年妇争取而食之，以为生男之征。浴儿落胎发毕，以发入金银小合，盛以色线结绦络之，抱儿遍谢诸亲坐客，及抱入姆婶房中，谓之“移窠”。……生于百时，即一百日，亦开筵作庆。至来岁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谶，谓之“拈周试晬”。其日诸亲馈送，开筵以待亲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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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个阶层，都会极其小心地将孩子的生日（如可能则精确到时辰）记录下来。据信生辰八字对一个人命运的每时每刻均会产生影响，故此毕其一生的每次重大行动或事件都要经由占卦者问卜于它。阴历5月5日属毒虫之日（蝎子、黄蜂、蜈松、毒蛇、蟾蜍），所以生于此日者被认为命凶。据信，这一天生下的孩子在命中注定不是自杀（屈原即于此日自杀），就是“害其父母”。[9]马可·波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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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有这么一种风俗……孩子刚一降生……其父或其母就会立刻记下他生于某日某时某分，他们还会请占星家讲明他落生时的星象征兆，并把它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当孩子长大成人（而即将做生意、远行或婚配）时，他就会再带着原先的星象记录去求教于占星家。该占星家看完其生辰八字以后，便会从头到尾地进行考虑，有时还会讲出一些事情来。如果他讲得灵验，人们便会对其笃信不疑……这些卜星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些巫师，在每个广场上他们都成群结队。人们在没有听取占星家的意见之前，是不敢操办婚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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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抚养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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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孩子被教养得和气、文雅和恭顺。他们被教导得把自我克制看成最高的品德，同时必须学会乐天知命，并与亲戚、朋友和外人和睦相处。礼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甚至已经传播到了下层百姓之中。这种礼法反映了某种对人生的理解，并且自有其动人的魅力。这是因为，合乎礼法的彬彬举止并非单纯外在的形式，它还伴随着和唤醒着其表达的感情，——在它成为唯一准许的表达感情方式时尤其如此。由此，待人接物的规范就教导孩子们从中兴发出尊长敬贤的感情。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诲：在聆听父母训诫时不得还嘴，在长者（包括父母及其朋友和其他长辈）仍然站立时不得就座；在长辈劝饮时不得推托不喝。在从中亚发现的晚唐时期的文献中，有些教化德行的课本就包括了这类训诫。孝子、挚友和节妇乃是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人格理想，那些人在孝敬和忠信方面表现了登峰造极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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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养的方式窒息了个性，并且倾向于塑造出顺应社会的刻板人格类型。这很难培养出叛逆精神和个人野心，也不易鼓励出好斗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据记载，体育运动到13世纪已经不大受提倡了。实际上，从唐代开始身体锻炼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当时的上流社会还对从伊朗传入的马球投以极度的热情。无论如何，在13世纪，只有军队才演练拳击、角力、击剑、马球、射箭和蹴鞠了。宋代时期，在寻常百姓所喜爱的锻炼身体技能的游戏项目和为文人士夫所喜爱的贵族化的游戏（棋类、书法和文学）之间，恰成一强烈反差。为军事用途而进行技艺训练的情况已很罕见，且不受欢迎。这就导致了应召人伍者大多数属于文盲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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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到欧洲同时期的风习时，我们就不难想象马可·波罗对下述情况所表现的惊异——“[杭州]城内的居民天性热爱和平……他们对于如何使用武器了无所知，而且其家中也未备任何武器。[10]你听不到在他们中间有任何争执吵闹……男男女女都以诚相待、和睦相处，以至于你会以为整个一条街上住的都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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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之一。孩子们获准成群结队地在街头巷尾尽情嬉戏。他们从不被责打，即使对付实在太淘气的孩子，也只不过是借妖怪之类的东西吓唬他们罢了。这些鬼怪之一称作“刘胡”，其肤色黑得就像一个印第安人或马来人。”杨大眼威声甚振，淮、泗、荆沔之间，童儿啼者，呼云：‘杨大眼至！’即止。将军麻秋有威名，儿啼辄呼：‘麻秋来！’即止。……江南人畏恒康，以其名怖小儿……”[11]我们只要看一看走街串巷卖糖果和玩具的小贩为数甚众，便可想见当时的孩子们一定是更经常地受娇惯，而不是受惩戒。直到孩子们长大到适于上学的年龄（大约7岁左右），他们才会被送进学堂，而富裕人家则会为孩子延聘家庭教师。另外，在杭州城内，还有专门为皇亲国戚开设的贵族小学。“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八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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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庭婴戏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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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本设色 26cm×25.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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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活泼可爱的儿童在竹栏环绕的庭院中游戏，南宋早期儿童画精作。无款印，不见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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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这样一座商业性的城市中，也许会有大量孩子受到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也就是说，他们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只有较穷困人家的孩子才会成为文盲。在郊区，这类的孩子从小就必须帮着家人拾柴禾、打井水和饮牛。而在城区，他们又得帮着父母做买卖，或是帮着母亲干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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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也许还有印刷术的传播（从公元10世纪起就有两种印刷版本的经书），均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南城镇之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繁荣。这自然而然地会增加参加官方科举考试的考生数量，而通过这种考试，官僚机构吸收了新的成员，统治阶层也获得了新鲜血液。杭州城内有不少小规模的学校，其教师为致仕官吏和科场失意者，他们靠学生家长缴纳的束脩过活。据说在该城到处可以听见朗朗读书声和阵阵笙管声。另外还有一些通常设在山林幽静处的私人书院，其间藏书甚丰，专供程度较高的学生修业之用。从11世纪开始，官学已不再只向贵族和高官的子弟开放。而到了11世纪末叶，在朝臣的奏议下，各路均开设了县学和乡学。这样，杭州城便兴办了一家府学和两家县学，均开设在官衙的围墙之内。再有，朝廷南渡至此之后不久，原来设在北宋首都开封府的3座高等学府亦迁至杭州，它们是太学、武学和宗学。除此之外还开办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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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庭婴戏图轴（宋·苏汉臣） 绢本设色197.5cm×108.7cm 台北故官博物院藏 苏汉臣早年曾当过民间画工，宣和年间被征入徽宗画院。擅长画佛像及人物，其中尤以童婴题材最为人所赞赏。在这幅画里，姐弟二人围着小园凳，聚精会神地玩推枣磨的游戏。旁边的圆凳上，草地上，还散置着转盘、小佛塔、铙钹等精致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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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等学府均占地很广建筑甚多，以供藏书楼、教室和祠庙之用。尽管太学所收的学生最多，但它仍可被当成其他学府的样板。在太学中有20间教室、15名学官和2000名住校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学生，在12世纪中期为数300名，此后增至1000名，而到了1270年，则增至1716名。医学相形之下是最少受重视的，所以同期的医学学生不超过250名或300名，学官也只有4位。上述学府每3年招生一次，入学考试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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