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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立学府的预算，以及某些私立学校的预算，均来自借助于土地收益所建立的基金会，这种做法无疑是受到了佛教团体之教育基金会的启发。这样，1142年建于开封的太学，在迁至杭州后，到13世纪末可供其使用的岁入总计达33600贯钱。太学生之食宿均免费。不过，那里的学规似乎相对来说也甚为严格：每月有一次小考，每年春、秋两季各有一次大考。当他们出门进城时，必须穿戴统一的制服。这些学生在家时，只被教导要尊敬和祭祀祖先，有时也包括默记一些佛教的经文。而到了太学里，宗教训练在其生活中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每所学院都供奉各自的主神、先贤和古代英雄，如后土神祗、神化了的名将、医师神应王等。而祭祀诸神的礼仪——学生在仪式中被要求遵循各种各样的仪规——似乎构成了学府之教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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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教育完成以后，所有的课程均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设计：把学生塑造成适应官方科场的考生。它们一般是以古代的经典著作为本，其语言古奥简朴，与当时通用的口语语言有很大差异。学生们终日沉浸在这些古代经典之中，变得不仅能谂熟其中的思想与情感，而且能熟练地掌握表达这些思想情感的方式：经书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意象和文体，而能够在行文中驾驭它们又正是一位真正学者的标志。进一步说，机械式的训练被赋予了极度的重要性，一位优秀的学生须在心中牢牢记住主要的经典著作，并能充分掌握古代和近代诗人的作品，可以仿照他们的风格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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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件事揭示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苏轼极其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同时也告诉我们科场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巧——“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又有问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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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形式的艺术性质深为忧虑，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教育出审美家和业余的文艺爱好者，而并不具备任何实际的知识——质言之，人们并未为其在行政系统中的预定角色做好准备。以此观点来看，太子在13世纪中期所受的教育便可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据说，太子黎明即起，去向父皇请安。一个时辰以后，他回到东宫主持有关自己官中事宜的会议。然后，他来到书房温习经书和正史。傍晚时分，他再次侍立于父皇左右。皇上向他询问当日上午学习的功课，如其答复令人满意，便会赐其座位及茶水。如果不能令人满意，皇帝便会发怒，并令其次日重新解释同一段落。记述这件事的历史学家问道：在帝国的经济形势和外敌的边衅早已敲响警钟的时候，这样做不是有点儿舍本求末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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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他曾经创办过州学和县学）曾于1071年上书痛陈当时的开科取士制度的谬误和阙失。他宣称，这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创立，完全是因为科场提供了晋身官场的唯一正常途径。可是，究竟还有什么能比强迫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关在书斋里以其全部时间和活力去吟诗作赋更荒唐的呢？教育必须为政治哲学和实际行政能力提供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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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世纪初叶，实际问题无疑已不再像原先那样受到忽视。缘此，太子的老师于1193年交给了他一幅天文图，一幅中国地图、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和一幅苏州全景图（该城当时在中国是仅次于杭州的最繁华城市)。这位老师一再谆谆教导自己的学生，对于侵占中国北方的胡人要怀有爱国主义的义愤。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提醒太子：根据儒家的优秀传统，自我克制和自我检省的德行才是立身之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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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确实实，教育也并非总是纯然文学性和书卷气的。进士科当然是最为人们向往的，它考的是韵文和散文，而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并为高中者打开了一条辉煌的仕途。不过，此外还有更专门化和更技术性的考试科目，如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等，不必说还有武学和医学。另外，在私立学院所施行的教育中，还出现过其内容远远偏离经文的奇异倾向。一位11世纪的中国作者沈括告诉我们，江西人热衷于打官司竟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居然有了一本由以善于施行骗人诡计而闻名的讼棍撰写的书。是书一开始就列出了谣言惑众的例子，并教人们如何编造这些谤词。然后，它又讲了如何诬告，并在最后提示人们如何诱使别人犯下轻罪，以便抓住向其敲诈勒索的把柄。沈括还（似乎有点儿夸张地）补充说，这部书甚至在乡间私塾中被传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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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相当确凿：文学教育对女孩远没有对男孩那样重要，尽管女孩子也并非完全与此无缘，因为女文学家和女诗人亦曾崭露头角。宋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李清照（1084—约1151)便是女性。甚至还有一位年仅7岁的小女孩曾被女皇帝武则天召进宫中，奉命即席以与其兄弟惜别为题赋诗一首。这首诗的题目是《如意女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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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路云初起，离亭叶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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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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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小女孩们主要还是要学习纺织和刺绣：织布是女人的传统工作。唯有那些预定要过卖笑生涯的女孩子才会学习唱歌和奏乐。在下层人民中间，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之外，妇女们通常并无固定的职业。她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属于实用性的，这件事本身也反映出了她们在社会上全然缺乏独立性和处于附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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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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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4.婚姻及妇女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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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初，恰值清明节之际，人们还要进行标志着少男少女进入成年期的庆典。男子满20岁要加冠，女子满15岁要插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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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结婚的年龄是多大昵？显然，在城市地区，即使寻常百姓家的子女也不会在青春期之前结婚。不过，在农村地区，早婚现象就普遍得多了，在那里，有时男孩子还在襁褓中便被未来的岳父母收养去做小女婿。至于上流社会中的青年男子和富商的儿子们，则要么去过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要么进行十年寒窗的苦读，所以或许其成家的年纪当在30岁左右。妻子通常总要比丈夫小几岁，但也不能小太多，因为任何打破辈份界限的事情，总会为传统习俗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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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主要是被视作家庭间结盟的手段。对于君王和皇亲国戚而言，婚姻乃是政治和外交范围内的事务。在历史的过程中，有不少中国的公主远嫁给番邦首领，以达到皇上进行和亲的目的。不过，这种把婚姻视为一种政治武器的做法并不仅限于皇族。豪门大户也发现，若要增加其影响力和声望，再没有比乞助于精明的婚姻联盟更好的途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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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世纪，中国北方的某些地区流行过这样一种做法：当早夭的孩子们到了原应结婚的年龄时，就会为他们举行一种假设的冥婚。这充分证明了在婚姻问题上家庭的考虑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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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内上流社会圈子内的一种奇异风俗，表明了那些富家大户在说亲时会多么不稍迟疑地假装出自己的兴趣。这些家庭会强抢在科场上进士及第的士子们作自己的乘龙快婿。有一个故事讲述的是：某日有一个幸运的考生允许自己被抢走，并不稍事反抗。他被带人了一个富豪之家，并被搡进一大群人中间。一位身着紫衣的少女径直来到他身边问道：“我是一个不算太丑的姑娘，愿意做你的妻子，不知你可应允？”听了这话以后，这位被绑架者在周围人群的放声大笑中彬彬有礼地鞠躬作答，并为自己能介身于如此高贵的府第而感到莫大的荣耀。不过，他仍希望自己能获准先回家一趟，以便与其结发妻子商量—下此事，看看如何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18]即使是在一般百姓家中，婚姻也是与家庭利益连在一起的。对于最贫苦的家庭来讲，婚姻之最直接的目的具有经济的性质：父母已经老了，故希望把女儿嫁出去，以便靠女婿的支持防老。反之亦然：公公婆婆若能成功地挑选到一位充满孝心的儿媳妇，其晚年也就有了备受照料的保证。因此，儿女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双亲日后生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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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时候，尤其是在社会下层，婚姻也会反映出当事者本人的意愿。在宋代的话本和轶闻中，有时会说到某位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女主人公自己为其婚姻定夺，甚至不征求其父母的同意。在城区的穷人中间存在着道德放纵的现象，上述情况即其征兆之一。不过，事实上此类结合只能算是姘居，而非正式成亲。按照一般规矩，订婚和结婚二时均要举行一长串的礼仪，并且彼此交换礼物，这些礼物的数量和质地都由风俗作了规定，每一样都富于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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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草贴、婚书、聘礼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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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上述礼俗尤为上层社会所严格遵循。不过，此类礼俗亦因地而异。在杭州，人人都想摹仿开封的旧俗。但据记载，它们在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变异，其中包括一项与开封原先的做法大相径庭的更改：在两家开始计议迎娶之事时，未婚夫妻被允许会面。而如果男方对女方不中意，还可以解除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