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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道德法则通常是很严厉的，反对越出妇道半步。一个女子，婚前需守身如玉，而一旦出阁，则应忠于丈夫孝敬公婆。只要有钱，其丈夫就有权利纳一个或几个妾，而她却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些竞争对手，哪怕连稍微显露一点儿嫉妒都不行。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不止有一位合法夫人的一夫多妻制，也仅仅存在于上流社会和富商大贾那里，中间阶层的男人，特别是寻常百姓家的男人，一般是没有那么多钱去讨几个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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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传统礼教对妇女管束得很严，不过在城市周围，特别是在杭州周围，它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化解了。让我们看一个有关该城妇女行为的极为明显的例证：“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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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凡事总是与其社会环境有关：这类风习在上层社会是绝不允许的。无论如何，夫妻反目的情况看来是很罕见的。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杭州城内的中国家庭显示出夫妻关系是极其和谐的。毫无疑问，这也是人们从小所受教养的结果之一，马可·波罗写道：“这里的家庭夫唱妇随亲密无间，女人从不嫉妒猜忌。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而一位男子若对一位已婚女子道出非礼之辞，便会被视作无耻的恶棍。”杭州城内富人的行为规范确实是谦恭有礼，不过妇女的地位也视其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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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图（宋·佚名） 美国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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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官显贵家的命妇和富商大贾家的夫人，过着悠游自得的生活。她们极少在大庭广众中公开抛头露面，而通常只是足不出户地呆在自家的府第之中。除了把时间打发在梳妆打扮以及统管家事之外，她们的活动就只剩下室内游戏和刺绣了。另一方面，小商人的老婆则积极参加做生意，她们管理账目并接待顾客。有些饭店甚至是由女性自己经营的。的确，可供妇女从事的职业并不多，她们可以当接生婆、媒婆、看护妇和干各种活计的佣人。然而无可怀疑的是：由于中下阶级家庭的已婚妇女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她们在家中也就有着与其丈夫同等的权威。许多妇女深谙经营之道，她们充满了进取心，并且擅长于出谋划策。她们的能力有时不免会变成专横，贪婪和泼悍者亦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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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末尾处，我们有必要约略谈一下中国人的两性关系。在唐宋的传奇话本中，有不少一见钟情如醉如痴的故事。倾国之绝色、祸水之狐媚，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典型人物。然而，不论在何种情境中，爱情似乎总是有其千篇一律的方面：在情侣或夫妇间充满了至死不渝的忠贞。最为宋代人称誉的美女甚至显得千人一面。而唐代的女性理想类型则矫揉造作有失天真。贵妇和歌妓们总是在头饰、梳篦、项链以及更重要的脂粉香水方面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尽管这样，唐代和宋代的理想女性仍有相当的差异。前者把发髻精心地盘在头顶，显示了一种雍容华贵的美，而使8世纪中国北方的男人们为之倾倒；后者则纤巧、娇小而优雅。中国美女类型的这种转变，无疑是与人们行为方式和道德风尚的转变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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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杭州城内的奢华、财富以及一部分人的闲逸，再加上社交活动的频繁，故而这座大都市的环境就特别有助于促进礼节和文明化生活方式的发展。然而，这里也同样容易滋生奢靡与淫佚。文人士夫表面上总是装得循规蹈矩非礼勿行，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放纵自己，相反倒是只有加剧这种不检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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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记述道：“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术，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盖交感之道，必精与气接，然后可以生育。而偏僻之术必加系缚之法，气不能过，是以不能有子也。爱身者当慎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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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提供上述证据，人们也应当能够猜想得出，从穷人家娶来的成群小老婆并不单纯是为了替大家庭传宗接代的。而且，从身价不等的娼妓为数众多这一点，人们也不难推测：在13世纪中国杭州的城市生活中，卖淫业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马可·波罗也确实看到过，当时在中国已弥漫开来的淫佚放荡之风，乃是这个国家向外族拱手称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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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马可·波罗写道，决非勇武的斗士。他们贪恋女色，除此之外别无兴趣。皇帝本人更是甚上加甚，除赈济穷人之外，他满脑子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而这些蛮子的领地原本是很强固的，所有的城池都围着很深的护城河，河宽在强弩的射程之外。因此，设若此处的人们为赳赳武夫，这个国家原是不会沧陷的。但偏巧他们不善征战，才落得国破家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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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在杭州城内淫佚奢靡之风四处蔓延，不过我们也不应忘记，中国和印度一样在性保健技术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些技术可以在道教的观念中发现，并且受佛教密宗的影响。中国性保健的技术被神秘化了，人们以为掌握了某些戒律，便可以达到“长生不老”，修成金刚不坏之身：而由于妇女的躯体能够收容阴气，便可以向男人提供为其自我实现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大多数的性行为都是为了使男子在与女性的神秘力量交合时得以保存自己的生命潜能和原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类采补之法却只能使人失去平衡焦躁不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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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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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5.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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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和天然倾向均使得中国人以自然主义者著称。他们的医药知识基于大量的细致观察和原始药方之上，如今西方还可从这份遗产中获益，而中国的医生们时至今日也还在努力将其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然而，在宋代的传统医学中，那类观察和药方的整体框架却被强行以当时的哲学概念来表达：人体被认定为宇宙的一个副本，健康状态只是反映了阴阳平衡的一般状态，而疾病则是阴阳失调的表征。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它与普遍有效性的对应而获得解释，——既然是普遍有效性，就势必对物质宇宙和人体同样适用。在这里，理论优先于观察，即使当一项观察是原始的并且构成了某种发现时，也从不会追问它的缘由，而总是将之纳入原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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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医生们认识到了五种重要的人体器官（心、肝、脾、肺、肾）。他们认为，上述五脏一一对应于五种元素或五种基本的性质（水、火、木、金、土)。这些被称作“五行”的元素按照预定的顺序相克相生。五脏则与身体的五窍相连，比如肾与耳相接、肝与目相接等等。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因此，人们在针灸术中便可以在距离患病部位或患病器官很远的穴位下针。健康缘于循行全身的“五气”（温、寒、燥、湿、火）处于良好的调适状态，而“阴阳”亦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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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又可由七情（喜、怒、哀、惧、爱、恨、欲）过强所致。此种观念提供了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通过望、闻、问、切，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马上确认病情。在切脉这门学问方面中国人是老练的行家。人们记录下了种种不同的脉象，其中每一种均表示一种具体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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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炙艾图（南宋·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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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轴 绢本淡设色 68.8cm×58.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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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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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12世纪的庄绰有关一种疾病的说法——“疮发于足胫骨傍，肉冷难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谓之臁疮，南人呼为骭疮，其实一也。然西北之人，千万之中患者乃无一二，妇人以下实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妇女亦多苦之。盖俗喜饮白酒、食鱼鲞，嗜盐味。而盐则散血走下，鱼乃发热作疮，酒则行药有毒，三物气味皆入于脾肾，而足肝之间二脉皆由之，故疮之发必在其所。鱼盐之地，海滨傍水，民食鱼而嗜咸鯺，使人热中，盐者胜血，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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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治疗方法，它们包括按摩（通常只是施行于身体的一个小部位，如掌心、指尖等）、艾叶炙烤、在固定穴位的针刺，以及各种各样的成药和汤药。外科手术还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阉割太监和治疗溃疡、骨折之外，难得一用。针灸和按摩似乎也不及中药更常用。这类药物通常取材于植物，其成分极其复杂。比如，一副汤药所包含的药材可达25种之多。人们有时也会将动物或矿物入药，比如大量应用的犀角、形形色色的玉石和研成粉末的珍珠等等。昆虫亦可以用来伐柯治病：蟾蜍（其药效与洋地黄相同）、蚯蚓、蜘蛛、蜈蚣等均被烘焙加工成末。这类的药方中有一种是治疗疟疾的，据说要使用狗身上的苍蝇。“抓住一只狗身上的苍蝇，将其腿、翼去除，再裹以蜡制成药丸，待打摆子那天用冷米酒送服。”另外，将蛇皮塞入患者两耳或令其双手握持之，亦有治疗功效[25]再有，“西域雪山有万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