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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观潮图卷（南宋·李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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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本设色 17.4cm×8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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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八月十六至十八日为浙江钱塘江的大潮汐期。自南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观潮成为临安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其时海水沿喇叭形的钱塘江口逆江而上，如“玉域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憾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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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曾作过木工的画院画家李嵩是善画建筑的高手。此幅画面除表现滔滔的江水，只以简括的笔法写出成片的瓦顶，茂林中三面围墙的宽大空场或许即南宋的宫室所在，意境颇显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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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既是月亮的节日，又是妇女的节日。月亮每个月都会被一只黑色蟾蜍吞噬。在那里有只玉兔在桂树下以桂叶和桂皮捣制长生不老之药。另一种传说是：月亮上住的不是玉兔，而是—只三脚的蟾蜍。还有一种说法是：月亮上有座广寒宫，宫中有嫦娥及其侍女，均为绝色仙子。“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圞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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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最喜爱的胜景之一是钱塘江入海口处的潮汐。“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稍稀矣。十八日盖因帅座出郊，教习节制水军，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入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向于治平年间，郡守蔡端明内翰见其往往有沉没者，作《戒约弄潮文》云：‘斗牛之外，吴越之中，惟江涛之最雄，乘秋风而益怒。乃其俗习，于此观游。厥有善泅之徒，竞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谓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家之戒。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37]公历1132年9月29日，城东人群云集。为安全计，沿江岸修建了高18英尺的木栏。许多人为了更能看清江潮竟爬到栏上。但突然间，一阵狂风卷起怒潮，将木栏像稻草般裹去。数百名观光者溺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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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九九重阳是菊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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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名“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年例，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其菊有七八十种，且香而耐久……兼之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禁中閤分及贵家相为馈送。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韵果糖霜，名之“狮蛮栗糕”，供衬进酒，以应节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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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仲冬，正当小雪、大雪气候。大抵杭都风俗，举行典礼，四方则之为师，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如馈送节仪，及举杯相庆，祭享宗禋，加于常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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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对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来说十分重要的节日，如在四川一带特别盛行的三月三日的“三月会”，在杭州却几乎无人理会。另一方面，在皇宫和市中心的某些大庙宇中举行的官方礼仪，却又比前面叙述的远为繁杂琐细，本书只限于勾画出其基本轮廓。不过，真要将那些只举行于宫中的礼仪事无巨细地讲述出来，也会令人生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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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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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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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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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什么比13世纪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更多样化了。不过，即便是冒着过分简单化的风险，我们也必须首先努力去对激励着宗教生活的精神进行整体上的界定。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这种精神就其本质说来不包括任何我们西方人眼下称之为宗教情感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类型的人与上帝间的对话，或是朝向某位人格神的神秘的情感倾诉，均与中国人无缘。就中国人的特殊性格而言，其宗教生活似乎是被某种潜在的和未曾言明的对于宇宙可能失序的忧虑所统治的。沧桑互换、节令失调、天地翻覆——各种祭祀仪式期望避免的这些现象，恰恰兆示了反常的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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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宗教行为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使得天地各居其位（从官方或私人修建的护山的神庙即可看出这一点），另一方面，使得四时的更迭不失其序（各种年节有助于保障时间持续地除旧布新)。有了这一切，世界就会永远生机勃勃。从大自然的任何一个方面，不管它是山川河岳岩石树木，皆可反映出善与恶、吉与凶。祖坟、祠堂、祭祀历史人物的庙宇，以及供享着无数佛教或道教神明的佛寺或道观，其主要目的似乎都在于保佑人的利益，同时，这些建筑本身也会荫护人间。在这里，自然事物和超自然事物是浑然不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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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神祗都有其具体的护佑领域：诸如某座城镇、某个街区、某所宅院；而对之的祭祀的目的亦在于免除任何可能毁灭人类的灾异，比如战乱、洪水、干旱、瘟疫及火灾……由皇帝举行的官方祭祀和普通百姓家的祭祀，其初衷基本上是一样的。选择一块风水宝地来葬埋先人，将会对一个家庭的命运产生吉利的后果，这正如明智地封号某座神山会使整个帝国繁荣昌盛一样。此外，在中国还有专为特殊目的而设立的神明。人们向它们求告，以图得其护佑，要么免于各种特殊的灾祸，要么能够发财致富、香烟后代或者金榜题名……人们还可能从神明那里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赶考的举子会睡在庙宇里，以期在梦中预卜前程，而当法官感到有必要通过神明托梦来发现谁是真正的凶犯时，他们有时也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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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各地的主神，而最需慎重处理的问题则在于为修寺建庙寻觅一个大吉大利的地点。这是因为对事物之自然秩序的任何更动均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必须预先加以防范。如果不能确信一项破土动工会给人们带来福祉，人们就不会去修造任何府第、城墙或寺庙。为了选择风水宝地，人们会请教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是被称作“风水先生”的预言家，凭靠罗盘、复杂的对照表以及自身的天赋来作出抉择。然而，一旦把各方面的后果都预料周全，人们有时反倒觉得找不到一块十全十美的地方了。比如，成都的城墙修建是根据古老龟卜之法的兆示进行的，同时亦考虑到了地形的情况。缘此，由于城垣修建在一陡坡之上，人们便认为有必要建议修造一座90英尺高的楼阁，以确定南北之向。由于盗掘坟墓既搅扰了自然又搅扰了死者，故被认为是特别亵渎神灵之举。有个人惯于盗墓以搜求古物（此种风气在有宋一代最为高涨)，而到其晚年则变成痴呆，连斗大的字都认不得一筐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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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神明是如此的非人格化，如此的自然，以至于宗教方面的信仰和行为似乎更多地是在表达人们的宇宙观，而非沟通神与人，尽管后者对西方人来说好像在一切宗教中都是最稔熟和最基本的。知晓吉利的季节、日期、方向、地点、色彩、数目和名称——这是从事任何行为的关键要诀，因为这些行为总要影响到超自然的事物，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均是彼此交感的。预兆已经就是未来，而名称呼叫的东西也会演成现实。人们在择取吉利的名称而避免不吉的名称方面总是挖空心思。在九江之南的鄱阳湖畔，有座山名曰“双剑峰”。当地人以为此山名称大为不吉，致使此地区每隔200年便会遭逢一次战乱。据《吴船录》的作者范成大云，该城的长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为此山改名，不过他们始终未能选定新的名称。在中国人那里，并未对自然力量与超自然力量以及继承了这两种力量的物与人进行区分。所以，如果有人把他们的宗教思想描绘为“灵魂独立论”（animism)，真是再荒谬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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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中国人宗教生活之基本特点的大体描述，但这并非其全貌，因为从公元初年开始，有关道德责任、同情慈悲和救世主的概念即逐渐传入中土。这种西来的观念从海路或从中亚陆路传来。然而，此类新观念却对中国人的精神禀赋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它和中国本有的实践和信仰毫无困难地糅和了：对此种融合起过巨大作用的伟大宗教——佛教，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中国思维方式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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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宗教生活的全貌，还须附加说明一点。尽管较为普遍的宗教活动形式被限制在祭祀据信可以保佑某个特定地区之繁荣的地方神方面，但与此同时，在百姓中间也还存在着由对革命和救世之热望所激发的教派和秘密会社。对于中国的宗教生活而言，这是游离于其主要传统之外的另一侧面，而且更倾向于“酒神的”和先知的类型。斋戒、迷狂和歌舞被当成与神直接沟通的手段。在中国决不是没有最为狂暴和极端的宗教情绪。事实完全要视社会环境的性质如何和地方对中央王权的忠实与否而定。正因为这样，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区分官方的祭祀和种种民间的祭祀，以及上层阶级的宗教形式和一般百姓的宗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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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方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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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祭祀的主持者是皇帝，在统治阶级特具的传统观念的范围内，这位司祭可被描绘为儒教徒。这种祭祀包括向天、地和先皇祷告，其目的在于保障朝纲延续、时空有序、天下安康。除了依据太阳历而确定的一年一度的仪礼（夏至冬至及四季之初）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礼仪，比如在太庙里进行的谕告（如新皇登基、皇亲过世或重大灾难等），以及在南郊祭坛举行的对于天地的祭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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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便足以说明此种祭祀的特征，包括其仪式，其规则的复杂（礼仪专家对数目、色彩、方位、日期等等均根据其象征意义作出规定），以及其铺张程度。皇家祭祀仪礼最为壮观，虽说此种壮观并未排除此中的宗教意味。所有这一切特征均可通过对一项最重要的皇家祭礼的描绘而见出一这就是在南郊祭坛举行的祭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