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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坛，天盘至地高三丈二尺四寸，通七十二级，分四成，上广七丈，共十二阶，分三十六龛，舞阶阔一丈，主上升降由此阶，其余各阔五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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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坛之上，止设昊天上帝，皇地祗二神位，及太祖、太宗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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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龛共祀五帝、太乙、感生、北极、北斗，及分祀众星三百六十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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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一郊，预于元日降诏，以冬至有事于南郊，或用次年元日行事。先于五六月内择日命司漕及修内司修饰郊坛，及绞缚青城斋殿等屋，凡数百间，悉覆以苇席，护以青布，并差官兵修筑泥路，自太庙至泰禋门，又自嘉会门至丽正门，计九里三百二十步，皆以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之往来……又以车五乘，压之以铁，多至万斤，与辂轻重适等，以观疾徐倾侧之势。至前一月进呈，谓之“闪试”。及驾出前一曰，缚大彩屋于太庙前，置辂其中，许都人观睹。[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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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自前一月以来，次第按试习仪，殆无虚日。郊前十日，执事陪祀等官，并受誓戒于尚书省。前三日，百官奏请皇帝致斋于大庆殿。是日上服通天冠，绛纱袍，綪结佩，升高座，侍中奏请降座，就斋室。次日，车驾诣景灵宫，服衮冕行礼。礼毕驾回，就赴太庙斋殿宿斋。是夕四鼓，上服衮冕，诣祖宗诸室行朝飨之礼。是夜，卤簿仪仗军兵于御路两傍分列，间以糁盆蕡烛，自太庙直至郊坛泰禋门，辉映如昼。宰执亲王，贵家巨室，列幕栉比，皆不远千里，不惮重费，预定于数月之前，而至期犹有为有力所夺者。珠翠锦绣，绚烂于二十里间，虽寸地不容闲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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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上御玉辂，从以四辂，导以驯象，千官百司，法驾仪仗，锦绣杂遝，盖十倍孟飨之数，声容文物，不可尽述。次第出嘉会门至青城宿斋。四壁皆三衙诸军，周庐坐甲，军幕旌旗，布列前后，传呼唱号，列烛互巡，往来如织。行宫至暮则严更警场，鼓角轰振……用丑时一刻行事，至期，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至大次，礼部侍郎奏中严外辨，礼仪使奏请皇帝行事。上服衮冕，步至小次，升自午阶。天步所临，皆藉以黄罗，谓之“黄道”。中贵一人，以大金合贮片脑迎前撒之。礼仪使前导，殿中监进大圭。至版位，礼直官奏：“有司谨具，请行事。”时壝坛内外，凡数万众，皆肃然无哗。天风时送佩环韶濩之音，真如九天吹下也。太社令升烟燔性旨首。上先诣昊天位，次皇地癨，次祖宗位，奠玉，祭酒，读册，文武二舞，次亚终献，礼毕。上诣饮福位，受爵，饮福酒。礼直官喝“赐胙”，次“送神”，次“望燎”讫，礼仪使奏礼华。上还大次，更衣，乘辇还斋宫，百僚追班，贺礼成于端诚殿。黎明，上乘大安辇，从以五辂进发，教坊排立，奏念致语口号讫，乐作，诸军队伍，亦次第鼓吹振作，千乘万骑，如云奔潮涌，四方万姓，如鳞次蚁聚，迤逦入丽正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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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子显示出，官方祭祀既在细节上形式化，同时又在总貌上蔚为壮观。这种祭祀正好迎合了士大夫们的心理要求，从传统上讲他们总是十分看重此类礼仪，包括其象征意味、宗教效果及心理影响。他们正是蒙田笔下所谓“更注重外在仪节而非内心虔敬”的人。的确，照这些士大夫看来，宗教根本与满足个人的神秘癖好无关，它的目的只在于保障宇宙秩序，而这种宇宙秩序又不是别的，只是由皇帝和百官强加给这个世界的政治秩序的超自然层面的对应物。正因此，对于任何偏离常规的宗教情绪，士大夫们总是深怀敌意。也正因此，统治者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对该帝国宗教生活的一切方面均进行管理调整，使之并入官方宗教的框架之内。全国各地的主要神圣场所均被仔细地分等归类，并被列入官方祭享的名册之中，置入京都的祭坛和庙宇，而该帝国最重要的祭祀仪典正是在那里举行的。这是中央王权的一种努力，目的在于收拢地方宗教中心的势力，同时也对于大型民间祭祀保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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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神圣场所依其重要性排序如下：南郊天坛、皇家太庙、社稷坛、地方神明（被神圣化的山、海、湖泊），以及先贤人杰祠。所有这些神明均被皇帝加以封号，赐以官衔，它们的等级不仅根据其功能划分，也根据其名称的字数多寡。进行这种封号乃是皇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样，每逢旱涝瘟疫发生，一位民间神祗——城隍爷便会受到官方的供奉祭享。杭州的城隍庙坐落于城南的山上。他被看作护城之神。不过，从皇帝那里他又得到了一长串庄严炫赫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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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外在形式和“行政功能”的宗教概念其实差不多也就等于是全然缺乏宗教信仰了。至少，在上述两者间并不难达至相互协调。事实上，在士大夫中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理性主义传统，其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公元前3世纪的无神论哲学家荀子。《荀子·天论》写道：“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对于世俗的迷信，士大夫们总是报以冷嘲热讽。有些过于热心的行政首长甚至不惜拆毁当地的庙宇，伐倒被神化的林木。不过，大多数士大夫均能自我克制，不做此类渎神之举，以防激起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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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们的理性主义被宽容精神所化解，而镇压的举措通常只用来直接对付秘密会社以及其政治含义愈演愈烈的祭祀活动。由于佛教的影响日重和财富日广，曾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引起过强烈的排佛情绪，而到了宋代，士大夫们仍对沙门多有微词。不过，鉴于佛教团体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势力日渐衰落，士大夫们的敌意也就不再像往日那样激烈，他们仍对之保留着理智上的反感，其辩难也转变为着重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有许多轶事传闻均表现出在某些上流圈子中的反佛倾向。据宋代元怀的《拊掌录》记载：“昔一长老，在欧阳公（译注：指欧阳修）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小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绝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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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这类嘲笑还会引伸成辩难。据宋代俞文豹《吹剑录》记载：“温公（译注：指司马光）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场功德，则灭罪生天，否则入地狱，受锉烧舂磨之苦。夫死则形朽腐而神飘散，虽锉舂磨烧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无则已，有则贤人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祷佛，是以其亲为小人为罪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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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们的这种排佛态度，在大多数场合下只涉及个人信仰问题。事实上，官方祭祀偶尔亦有向佛教神灵祷求护佑的。如果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有点匪夷所思，那唯不过是因为西方在宗教领域划分了门户森严的教派，各有各的教理和信条罢了。然而在中国，教义的分野从来就无关宏旨。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各种宗教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即看它是官方的还是家庭的祭祀，或者地方的、地区的、村落的祭祀，要不就是行业神的崇拜。而在所有这些情境中，教义都居于次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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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团体和道教团体均握有财富，它们或者是从种种捐赠供奉中得来，或者是蒙朝廷的恩赏，而后者则是对其官方地位的承认。同时，这些宗教团体也都奉旨为圣上、先皇、皇亲国戚和整个王朝提供宗教服务。1326年，泉州地区的景教主教佩罗拉（Andre de Perouse)曾经写道：“在这个广袤的帝国中，居住着天下名个民族和各个教派的人民，每一个个人均获许根据自己教派的方式生活，因为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理念——毋宁说是一种谬论——即每个人均可根据他自己的教义而找到救赎之路。”[45]这种对于宗教教义的普遍漠不关心，在一般百姓的信仰和祭祀活动中就更为突出了，因为经常有来自不同教派的人们彼此相当融洽地共同参与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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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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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的目的在于，在死去的先人（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如部落首领或家族首领）和家庭中逢年过节、结婚生子的重大事件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此种祭祀相关联的还有属于每个家庭的宿命观念和殊别性观念。虽说社会的各个阶级都要祭祖，但是越具有显赫家世的家庭就越对之重视，而且我们也已经提到过，鉴于先皇的政治含义，对其的祭享在官方祭祀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皇帝家有自己的太庙，富家巨室亦有略逊一筹的祠堂，而一般百姓则在其居室的正厅为祖宗设一祭坛。在祭祖的神坛上，人们摆放着书写着已故先人名姓的牌位，据信他们的灵魂就附于其上。还在祖宗刚刚故去的时候，人们便作出努力以留住逝者的灵魂，以赋予这些牌位以生命力，其具体做法是：以供祭的牺牲之血滴在牌位上，让这些小小的斑点象征死者的耳目。不过，死者到底还是葬埋在墓中，到了4月5日的鬼节等日子，孝子贤孙们还是要到先人坟前进行洒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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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祖先神并非唯一的家庭神明。每逢新年，门神、灶神、床神、院神、井神、土地神均会得到小小的祭品。每一位家神都有其确定的分工，比如床神的职责在于保佑夫妇子息旺盛，所以在一年中如果人们有某方面的需求，便会向其供奉求祷。他们并非全知全能的神（中国的神明全都无此神力）；相反，他们全都亲切仁慈，并无报复之心，人们可以与之平等交谈。此外还有其他的神明，其中既包括本土的又包括西传的，而当家中的幸福和宁静被一些麻烦事破坏时，人们经常可以救助于他们。比如，在妻妾不育或只生女不生男时，在她们难产时，在女儿不擅针织时，在小儿多病时，在家人痼疾缠身时，在合家将有灭顶之灾时，人们均会求告于上述神灵。这些受到家庭献祭的神明别无他责，专事保障人们免此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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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众的祭祀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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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的幸福均有赖于家神的庇护，与此相仿佛，每个城镇或乡村共同体的安宁亦需受到各自保护神的荫佑。对这些保护神的祭祀，其最基本的特点就在于地区性，只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而进行。民众的神灵真是数不胜数：古代的圣贤、伟大的诗人、勇武的将领、道教的仙人、有名的高僧、佛教的诸神、土地和城隍，都在林林总总的寺庙中受到顶礼膜拜。他们的神力甚至与当地水土中散播出来的神力溶在一起。据信，某些树木、岩石、河流、山岳均在四时变化中具有影响力，因而人们也会为这些自然神修寺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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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地方共同体会举行一些礼仪，而它们并非不属于某种有组织的祭祀。在某个地方，每逢阴雨连绵或久旱无雨之际，人们便会举行仪式，对一块怪石进行鞭挞；而在另一个地方，要是水底的龙王拒绝结束旱情，人们便会将穿破的女鞋和死猪扔进深深的池塘以镇邪。[46]另外，最重要的神明又都有其受祭之日，乡下人也适逢此时赶集逛会。为了酬享这些神明，人们搭台唱大戏，其中伴有丑角的表演、戏法的表演和音乐的吹打。人们向这些神明祈求五谷丰登。而在一年的其他日子里，倘有威胁到村落或地区之收成的旱涝、洪水、瘟疫等等灾难降临，人们还会向这些神明祷告。民众宗教之最引人瞩目的首要特点即在于：神明会异乎寻常地越变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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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此之外，民众宗教尚有不太为人熟知的一些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地方的守护神有时与跳大神的活动相关联。事实上，民众中间有不少是通神者、幻想家和预言家。神灵附体和能掐会算的本事通常体现在最卑贱的人身上。疯狂痴呆者、褴褛的乞丐或潦倒的小贩中常有会下神的，据说本土的或西传的神明会附在其躯体中。另有一些人则宣称自己至少是受到了神的启示，可招回死者的英灵，或者借占课来卜知未来。笃信这类迷狂幻想的不光有庶民百姓，有时候上层社会的某些人甚至一些君王也同样如此（统治万民者喜欢被罩上一层神秘气氛，故而不会忘记乞助于幻术)。我们从宋代庄绰《鸡肋编》所记载的一则轶闻，可以略见此风之一斑：“楚州有卖鱼人姓孙，颇前言时灾福，时呼孙卖鱼。宣和间，上皇（译注：指宋徽宗）闻之，召至京师，馆于宝箓宫道院。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中。时日高，拜跪既久，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上皇虽讶其意，然未肯接。孙云：‘后来此亦难得食也。’时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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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神者和预言家在秘密会社的组织内部有机会更有效地施展其才能。在营养不良、酗酒、迷狂歌舞、具有魔法性质的性行为或有时近乎自虐的斋戒的帮助下，整个集体于此时都会进入一种恍兮惚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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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我们对于这些秘密会社所知甚少。不过，一俟官府成功地剪灭掉其中之一时，当时的人们偶尔也会留下片言只语，述及它的组织和活动。因而，12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作者为我们相当详尽地提供了有关某个摩尼教秘密会社的情况，当时此教人数甚众，唤作“事魔”者。该教派起于福建，并迅速地传播到温州以及浙江南部沿海，最后影响到浙江全境乃至长江流域。其魁首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在所有制方面施行共产制度。凡投其党者均免费给予食宿，但必须罚重誓，不吐露同党姓名，不违犯教派帮规。和佛教徒的实际行为刚好相反，该教派的习俗是严格地禁食酒肉。“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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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例证可以见出在吃菜事魔的秘密会社中所奉教义的狂暴残酷：“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殓，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旁，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传云，何执中守官台州，州获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何以杂物数件问之，能识其名则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则不言，遂决其狱。如不事祖先、裸葬之类，固已害亲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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