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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这类嘲笑还会引伸成辩难。据宋代俞文豹《吹剑录》记载：“温公（译注：指司马光）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场功德，则灭罪生天，否则入地狱，受锉烧舂磨之苦。夫死则形朽腐而神飘散，虽锉舂磨烧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无则已，有则贤人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祷佛，是以其亲为小人为罪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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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们的这种排佛态度，在大多数场合下只涉及个人信仰问题。事实上，官方祭祀偶尔亦有向佛教神灵祷求护佑的。如果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有点匪夷所思，那唯不过是因为西方在宗教领域划分了门户森严的教派，各有各的教理和信条罢了。然而在中国，教义的分野从来就无关宏旨。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各种宗教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即看它是官方的还是家庭的祭祀，或者地方的、地区的、村落的祭祀，要不就是行业神的崇拜。而在所有这些情境中，教义都居于次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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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团体和道教团体均握有财富，它们或者是从种种捐赠供奉中得来，或者是蒙朝廷的恩赏，而后者则是对其官方地位的承认。同时，这些宗教团体也都奉旨为圣上、先皇、皇亲国戚和整个王朝提供宗教服务。1326年，泉州地区的景教主教佩罗拉（Andre de Perouse)曾经写道：“在这个广袤的帝国中，居住着天下名个民族和各个教派的人民，每一个个人均获许根据自己教派的方式生活，因为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理念——毋宁说是一种谬论——即每个人均可根据他自己的教义而找到救赎之路。”[45]这种对于宗教教义的普遍漠不关心，在一般百姓的信仰和祭祀活动中就更为突出了，因为经常有来自不同教派的人们彼此相当融洽地共同参与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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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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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的目的在于，在死去的先人（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如部落首领或家族首领）和家庭中逢年过节、结婚生子的重大事件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此种祭祀相关联的还有属于每个家庭的宿命观念和殊别性观念。虽说社会的各个阶级都要祭祖，但是越具有显赫家世的家庭就越对之重视，而且我们也已经提到过，鉴于先皇的政治含义，对其的祭享在官方祭祀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皇帝家有自己的太庙，富家巨室亦有略逊一筹的祠堂，而一般百姓则在其居室的正厅为祖宗设一祭坛。在祭祖的神坛上，人们摆放着书写着已故先人名姓的牌位，据信他们的灵魂就附于其上。还在祖宗刚刚故去的时候，人们便作出努力以留住逝者的灵魂，以赋予这些牌位以生命力，其具体做法是：以供祭的牺牲之血滴在牌位上，让这些小小的斑点象征死者的耳目。不过，死者到底还是葬埋在墓中，到了4月5日的鬼节等日子，孝子贤孙们还是要到先人坟前进行洒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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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祖先神并非唯一的家庭神明。每逢新年，门神、灶神、床神、院神、井神、土地神均会得到小小的祭品。每一位家神都有其确定的分工，比如床神的职责在于保佑夫妇子息旺盛，所以在一年中如果人们有某方面的需求，便会向其供奉求祷。他们并非全知全能的神（中国的神明全都无此神力）；相反，他们全都亲切仁慈，并无报复之心，人们可以与之平等交谈。此外还有其他的神明，其中既包括本土的又包括西传的，而当家中的幸福和宁静被一些麻烦事破坏时，人们经常可以救助于他们。比如，在妻妾不育或只生女不生男时，在她们难产时，在女儿不擅针织时，在小儿多病时，在家人痼疾缠身时，在合家将有灭顶之灾时，人们均会求告于上述神灵。这些受到家庭献祭的神明别无他责，专事保障人们免此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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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众的祭祀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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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的幸福均有赖于家神的庇护，与此相仿佛，每个城镇或乡村共同体的安宁亦需受到各自保护神的荫佑。对这些保护神的祭祀，其最基本的特点就在于地区性，只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而进行。民众的神灵真是数不胜数：古代的圣贤、伟大的诗人、勇武的将领、道教的仙人、有名的高僧、佛教的诸神、土地和城隍，都在林林总总的寺庙中受到顶礼膜拜。他们的神力甚至与当地水土中散播出来的神力溶在一起。据信，某些树木、岩石、河流、山岳均在四时变化中具有影响力，因而人们也会为这些自然神修寺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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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地方共同体会举行一些礼仪，而它们并非不属于某种有组织的祭祀。在某个地方，每逢阴雨连绵或久旱无雨之际，人们便会举行仪式，对一块怪石进行鞭挞；而在另一个地方，要是水底的龙王拒绝结束旱情，人们便会将穿破的女鞋和死猪扔进深深的池塘以镇邪。[46]另外，最重要的神明又都有其受祭之日，乡下人也适逢此时赶集逛会。为了酬享这些神明，人们搭台唱大戏，其中伴有丑角的表演、戏法的表演和音乐的吹打。人们向这些神明祈求五谷丰登。而在一年的其他日子里，倘有威胁到村落或地区之收成的旱涝、洪水、瘟疫等等灾难降临，人们还会向这些神明祷告。民众宗教之最引人瞩目的首要特点即在于：神明会异乎寻常地越变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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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此之外，民众宗教尚有不太为人熟知的一些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地方的守护神有时与跳大神的活动相关联。事实上，民众中间有不少是通神者、幻想家和预言家。神灵附体和能掐会算的本事通常体现在最卑贱的人身上。疯狂痴呆者、褴褛的乞丐或潦倒的小贩中常有会下神的，据说本土的或西传的神明会附在其躯体中。另有一些人则宣称自己至少是受到了神的启示，可招回死者的英灵，或者借占课来卜知未来。笃信这类迷狂幻想的不光有庶民百姓，有时候上层社会的某些人甚至一些君王也同样如此（统治万民者喜欢被罩上一层神秘气氛，故而不会忘记乞助于幻术)。我们从宋代庄绰《鸡肋编》所记载的一则轶闻，可以略见此风之一斑：“楚州有卖鱼人姓孙，颇前言时灾福，时呼孙卖鱼。宣和间，上皇（译注：指宋徽宗）闻之，召至京师，馆于宝箓宫道院。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中。时日高，拜跪既久，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上皇虽讶其意，然未肯接。孙云：‘后来此亦难得食也。’时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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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神者和预言家在秘密会社的组织内部有机会更有效地施展其才能。在营养不良、酗酒、迷狂歌舞、具有魔法性质的性行为或有时近乎自虐的斋戒的帮助下，整个集体于此时都会进入一种恍兮惚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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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我们对于这些秘密会社所知甚少。不过，一俟官府成功地剪灭掉其中之一时，当时的人们偶尔也会留下片言只语，述及它的组织和活动。因而，12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作者为我们相当详尽地提供了有关某个摩尼教秘密会社的情况，当时此教人数甚众，唤作“事魔”者。该教派起于福建，并迅速地传播到温州以及浙江南部沿海，最后影响到浙江全境乃至长江流域。其魁首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在所有制方面施行共产制度。凡投其党者均免费给予食宿，但必须罚重誓，不吐露同党姓名，不违犯教派帮规。和佛教徒的实际行为刚好相反，该教派的习俗是严格地禁食酒肉。“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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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例证可以见出在吃菜事魔的秘密会社中所奉教义的狂暴残酷：“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殓，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旁，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传云，何执中守官台州，州获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何以杂物数件问之，能识其名则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则不言，遂决其狱。如不事祖先、裸葬之类，固已害亲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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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傩图轴（宋·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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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本设色 67.4cm×59.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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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音nuó），是一种古老的驱除疠疫的民间习俗。画面上共有十二人，穿着奇异的服装。摺子的式样各不重复，手中或身上携拿着鼓、铃、擅板等乐器，或为扇、篓、帚等农具。傩戏在宋代除了驱除邪祟之外，可能还有祈求丰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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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而且定期的祭祀以及公开的仪式，跟秘密会社及其与救世的革命倾向混在一起的有关个人得救的教义，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并几乎构成了大众宗教生活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但公众信仰的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因为对于世俗百姓来说，地方神庙中的神明，无论是自然神还是稍许拟人化一些的神祗，均统辖着他们的世界，该世界是局限在特定的区域以及居于其上的团体之内的（它位于另一个层次，不再属于集体的活动，而是属于传统的信仰)，那里居住的全是精灵魔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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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灵魔怪中，有些原本就是动物状或人状的，有些是由狗、猪、狐狸转化为男子或天姿绰约的妇人形象的，还有一些干脆就是鬼魂，它们要么未能得到祭享，要么冤屈还没得到昭雪。如何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鬼怪之造访呢？爆竹声、鼓声和火炮声可以驱走它们。当人们看到它们时，亦可用棍棒或剑来击打之，这时它们便会现出原形或溜之大吉。柳枝、桃枝或艾叶也可以吓退魔怪。有位高官在途经四川某市镇时就曾在某旅行日志里记载说，当地居民在门前燃艾叶以辟邪。[49]人们还发现，使用某些象征符号如城墙、壕沟、盾牌、刀戈的图形或具有魔力的手写咒符也是有效的驱魔之法。另一种被建议运用的方法是在魔鬼的必经之路上放置它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对付女鬼就可以用白玉，因为她们喜欢黑暗而惧怕白色。反过来说，又有一些行为要避免进行。譬如说，“成都不打晚衙鼓。刘仲、张潜夫皆说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救场中，故鸣鼓则鬼祟必作，自是承例不打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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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十王图（南宋·陆信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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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本设色53.7cm×37cm日本永源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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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被以镇邪魔法驱走或令其显出原形的恶鬼，一般只是缠住了—家人或一个人。这些魍魅魍魉形成了一个超自然生灵的阶层，而又和地方神庙里的神明有本质上的不同。巫师、道士，有时还有和尚，都是可以驱走魔鬼的人，既因为他们知道有效的方法，也因为他们从其宗教中获得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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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传闻轶事证明：人们广泛相信有一个死后的世界，并且在阴曹地府中存在着一个由阎罗王主持的地狱法庭。这些裁判所里的某些法官就是已故的高官，而治理着死后世界的复杂行政系统也正是人间世界的翻版。阴司的官员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有一番仕宦沉浮。他们会被擢升或贬斥，并且掌管着手下的一大帮小吏、档案管理者、师爷和衙役。在这种繁文褥节的官僚机构中，有时候也会在姓名和数目上造成一些失误。因而，有的人大限未到，便可能会由于书记员的疏忽而被过早地召到冥间，然后又被送回阳世。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会由于是孝顺的楷模、熟诵佛教经文或掌握某种魔法而逃脱阴间为其规定的寿限。每逢有昏迷不醒或假死的情况发生，人们便会基于上述理由进行解释。从上述病情中复苏过来的人，有时会有机缘偷看一眼生死簿。他们从中得悉了自己还有几何阳寿，以及自己的亲戚能活多久。还有的时候，他们还会碰上一位不相识的死者托其捎信给自己在阳世的父母，而这种从阴间传回的信息又被验证为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