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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开始，这种降入阴间并且带回预言性启示的说法，为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集提供了最受偏爱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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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俗子的生活世界被神秘的和超自然的生灵所包围。奇迹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成为使之不安的根源。他们的语言和行为被种种的禁忌所限制，这种限制有时是暂时性的，有时是永久性的。然而，无论怎样通过就教于历书、星象图或卜卦者而去躲避可能遭逢的厄运，一些未曾想到的倒霉事终究还是会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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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佛教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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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13世纪，中国人对佛教的偏爱已过去好久了。不过，从南北朝到唐朝（公元5—9世纪）所经历的此种宗教狂热的遗迹，此时还在中国随处可见。在过去的那个历史阶段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作品都可归于佛教门下，如在山坡边雕出的神庙、贮藏佛骨的佛寺与高塔、画卷、手稿卷轴、青铜雕像（有时包金)、石刻雕像、碑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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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岷江的某个峡谷中，当湍急的水流将舟船推到一个地方时，行人还会看到一尊巨大的弥勒佛像迎面高矗。这尊佛像是人们在公元8世纪初借巨石雕成的，它高324英尺，其头顶的周长为30码，每只眼睛的尺寸为18英尺宽，其周围是一个13层的木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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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本身就不乏佛教盛期的遗迹。在这里“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王寺以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大小梵官，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更七县寺院，自余杭县径山能仁禅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51]被赋予官方地位的寺院有义务为宫廷举行仪式。而所有的寺院均会应善男信女的要求做佛事——通常是丧礼。做佛事包括以某种特殊腔调诵经、唱梵呗、供奉果品花朵和向佛祖焚香。在佛像脚边点有油灯。在节庆之日，寺院所收藏的最精美的画卷和手稿会陈列出来，以供游客观赏。在大厅中悬挂着旗幡，这里的佛像有时高达30英尺，均盘膝而坐，面带谜一般的安详微笑，作完全人定状。最重要的宗教节日是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四月十五的“夏安居”（僧人们于此日起将要在整个夏日呆在寺院里修行)，以及七月十五的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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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像（南宋·贾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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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轴 绢本设色 42.2cm×29.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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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师古，生卒年不详，南宋画家。擅画道释人物。宋高宗时为画院祗候。此图中绘观音大士秀发披垂，斜倚山石，手中宝瓶倾斜，琼液垂流，涌现一朵白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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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皆为佛教所浸染，而这种浸染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许多人——甚至在上层中——均不再意识到它。哲学家们从佛教中借取了一些观念。他们不再像其公元前的先驱者们那样全神贯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而是试图创造出可与佛教体系匹敌的哲学体系。这种对某种特别中国化的哲学的需求，使人益发明确地感到此种哲学要归因于下述事实——佛教已不再是心智生活的主要刺激源泉。佛教的许多教派此后尚在日本流传，但在中国，唯一残留的却只是禅宗。而用戴密微的话来说，后者是“神秘道教的一次复兴，尤为艺术家和士大夫们所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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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儒教伦理与佛教道德均水乳交融地混在一起。有些在宋代流传甚广的著作，根据一种可以判定每一个单独行为之积极或消极价值（善与恶）的尺度，向每个个人提供了计算其功过的手段。其中之一主要禀有释家的精神，而根据一项在12世纪初进行的计算，此书的流传之广居然超过了圣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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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佛教仍然为社会各阶层的无数家庭提供了所信仰的东西，让我们还是简要地回顾一下它的教义。它认为：世界只不过是幻觉而已。而由于我们对此非真实世界的附丽，生命不是别的，只是一连串痛苦的失望。生、老、病、死只是苦痛。只有弃绝罪恶，多修善果，才能使个人在生死轮回的过程中攀向更高的生存序列，并为最终的救赎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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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在这种苦痛的生死轮回圈中得以最终解脱，就有必要在一种神秘的启示中发觉这个世界的虚空。宗教实践（诵经、吃斋、拜佛……）和善行（向和尚和佛教团体送礼、为宗教节庆和寺庙修建捐献财物……）可减少一个人的罪过，增加他的功德。一个乐善好施者在来世可再修为人，而一个罪人则只能轮回为狗、猪、妖、鬼。对教义的笃信，或许还有对某种具有魔力的咒符的念诵，可能在危急关头拯救一名信徒。最后，人们也有可能为死者求情，正因此佛教僧人在丧礼和祭礼中才担当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即使是那些并不信佛的人，也会出于至孝之情而请和尚来为死者做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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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和佛教一样，也有自己的庙宇、社团组织、经籍、神明和宗教仪式。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效法自己的对手。不过，它的社团却不及佛教社团那般富有、众多和强大。道教对于魔幻力量有更确定的偏向，并企图借助一套复杂的性命双修的苦行戒律来延长尘世的人生，并将肉身转化成为一种更精巧的不坏之身。道士们知晓长生不老之药的秘密，另外，作为驱妖降怪者的咒符与护身符的制造者，他们也知道如何驱走妖魔和瘟疫。然而，在12和13世纪的道教徒之间可以区分出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更侧重玄奥神秘的科学，另一方则更强调苦修的戒律。12世纪最负盛名的一位道士对于其宗教中任何带有魔法味道的事物均怀有敌意，并且试图达到（佛、道、儒）三教合一。根据他的看法，“人必须通过控制欲望而意识到他身体内部得之于天的自然整体，尤其是要控制性欲，因为它使人缠绵于尘世并玷污了其天赋本性，设若人能够将其天赋本性保存完好，他就有把握长生不老和得道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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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已经全然融进中国的伦理思想和宗教思想之中，但除此之外，在13世纪的中国还有大量的其他外来宗教。景教于7世纪自伊朗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它认为处女玛利亚不是神的母亲而是一位男子的母亲。该教派实际上到10世纪已经销声匿迹，而只是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才重新传入中国。不过，马可·波罗仍十分惋惜地提到了杭州城内基督教的凄惨景象：“这里的人口如此众多，但却只有一座景教的教堂。”此教堂建于1279年或1280年，也就是刚好在蒙古人于中国南方站稳脚跟之后。相比起来，另一种从伊朗传入的外来宗教——摩尼教，在中国似乎有更大和更持久的成功，尽管其影响力也受到地理的局限。我们已经讲到过，它曾在宋代于福建浙江一带鼓舞过反叛的团体。在另一方面，回教和犹太教似乎在中国东南地区从未产生过任何实际的影响，而且中国人长期以来也根本不能将这两种宗教区分清楚。犹太教从未传播到若干很小的外国人社区之外，而回教则存在于中国的大型通商口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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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徐益棠：《南宋杭州之都市的发展》，载《中国文化汇刊》第4卷第1期，成都194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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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鸡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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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癸辛杂识·续集上天雨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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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诱人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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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诱人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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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梦粱录·卷十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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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天台五台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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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文如此，但似略有出入，因为人们向灶王爷敬以麦芽糖，本意是为了糊牢其口不让他向玉帝道出人间之恶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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