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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图卷（南宋·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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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本设色 25.5cm×158.7cm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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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呈现的是等待演出的歌乐女伎。一位老乐师，两位女童，九位女伎，一字排开，构图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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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场所还可以看到从事“百戏踢弄”的人们，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人却是在瓦舍旁的街面上围出一块地方进行表演。杭州城北有一座御街上的桥，桥边有13处勾栏。然而百戏踢弄人家并不限于在这些专供其用的勾栏内献艺；实际上，只要在哪里能吸引观众，无论在街口、广场还是集市，均可看到他们的身影。有的时候，他们会用竹桩和草席搭起临时性的凉棚。因而，行人们当街便可啧啧惊叹地看到他们表演“索上担水”的绝技，以及“踢瓶、弄碗、踢磐、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球儿、拶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针、射弩端、亲背、攒壶瓶”等节目。此外，“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7]。说书者和商谜者亦很能吸引观众。还有一种“说诨经者”，也同样受欢迎，“他们故意歪批经典，并且通过旁征博引而把佛陀、老子、孔子均解说成女流之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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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的周密写道：“余垂龆时，随先君子故都，尝见戏事数端，有可喜者，自后则不复有之，姑书于此，以资谈柄云。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满贮水，以小铜锣为节，凡龟、鳖、鳅、鱼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戏具而舞，舞罢即沈，别复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兽可以教习，可谓异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视。每设大轮盘，径四五尺，画器物、花鸟、人物凡千余事，必预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运轮如飞，俾客随意施箭，与预定无少差。或以数箭，俾其自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须、柳眼、鱼鬣、燕翅之类，虽极微眇，无不中之。其精妙人神如此，然未见能传其技者。又太庙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异蛇必使捕之，至于赤手拾取如鳅、鳝然。或为毒蝮所啮，一指肿胀如椽，施于笈中取少药糁之，即化黄水流出，平复如初。然十指所存亦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寻，则以小苇管吹之，其蛇则随呼而至，此为尤异。其家所蓄异蛇数十种，锯齿毛身，白质赤章，或连钱，或绀碧，或四足，或两首，或仅如称衡而首大数倍，谓之饭揪头，云此种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长数尺，呼之为蛇王。各随小大以筠篮贮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转升降，皆能如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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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热闹的时候还是在节庆期间，这时人们倾城出动，在街市上开心取乐，通宵达旦地畅饮，到处寻找好玩的去处，故露天的娱乐活动亦最是繁多。每逢“明堂郊祀年分，丽正门宣赦时”，百戏踢弄便会在全城各处表演起来。此处还有“角抵”之戏。“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且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非市井之徒，名曰‘内等子’，隶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所管，元于殿步诸军选膂力者充应名额，即虎贲郎将耳。每遇拜郊、明堂大礼、四孟车驾亲飨，驾前有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遇圣节御宴大朝会，用左右军相扑，即此内等子承应。但内等子设额一百二十名，内有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对，下等八对，剑棒手五对，余皆额里额外，准备只应……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摞手之资。先以女颭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旗帐、银杯、彩缎、锦祆、官会、马匹而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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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在瓦舍或街头一展才能的艺人，也会到富人家的宅第去进行表演，有时碰上节日或御宴，他们还会到宫廷中去献艺。即使表演者在上述场合不尽相同，但至少表演的节目是相同的，——尽管或许在后两种场合的演技更加娴熟，并且为了适应那些观众的相对挑剔雅致的趣味而更加精巧。当然，上流社会的人士也经常到瓦舍勾栏的庶民百姓中来尝试下层人民的快乐。我们从当时人的记载中得悉，具有一技之长的人会被富贵人家长期雇佣来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唱词白话、打令商谜等等。这些被称作“闲人”的食客成为了富贵人家的一个组成部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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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出类拔萃的艺人才能获准为皇帝表演。《武林旧事》所开的清单列举了55种不同的表演门类，并且记载了554位曾在宋末的宫中进行演出的艺人的姓名。我们只须从中略举几个表演项目来看看艺人们的专业化到了何种程度：“说诨话”、“吟叫”、“学乡谈”、“唱赚”、“小唱”、“弹唱因缘”、“唱京词”、“唱耍令”、“唱拨不断”、“放风筝”、“蹴球”、“射弩儿”……有些表演项目的确切含义我们如今已很难解释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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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蹴鞠纹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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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称球为“鞠”，“蹴鞠”即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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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上述种种娱乐，并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人们在空闲时还会从事各种各样的户内游戏。这类游戏非常丰富多彩，为的是适应各种年龄及各个阶层的要求。有时在玩某些游戏时甚至还有男女之别。因此，秋千是专供年轻上层女性消遣之用的。而有时用铜钱来作筹码的赌钱游戏，则特别为下层百姓所钟爱，——尽管当局对此明令禁止。孩子们也当有他们的游戏，只可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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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有些游戏则为社会上上下下共同喜爱，比如“双陆”之戏。这种棋类活动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的，它由24个棋子组成，靠掷骰子来下。“打双陆”在宋代甚为风行。根据一位12世纪的作者的说法，“富人们的赌注是他们的奴仆和马匹……穷人们则谁输了谁付下一轮的酒账”。中国宋代所使用的骰子和我们西方人使用的一样，但其中的四点（相当于西方人的么点）却被漆成了红色。正因此，有一种规则和扑克牌相似的游戏便被称为“翻红”（turning up the red）。此外，我们还应提及骨牌、麻将，以及有东西南北四张王牌的纸牌，后者大约是于唐代在中国出现的。最后，在上流社会的传统游戏中，还有象棋和投壶，这两种游戏早在公元前即已出现，长期以来被用于进行占卜和神判。中国的象棋和国际象棋有关系，尽管在规则上有很大出入。投壶则需要很高的技巧，竞赛者需要让飞镖穿过一层鼓皮而进入很细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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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林广记》载“双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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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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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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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宋一代的各种文艺表现手法中，不论它们是诗词、话本、小说、类书还是歌曲、器乐或绘画，均可见出当时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普遍表现方式，艺术是为了审美家而存在于它独自的领域，而审美家则很可能会忽略上述那种琐碎的物质性问题，或者仅只是附带提及它，并未予以认真考虑。然而，在一项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中，我们却势必要把在时代、历史瞬间、当时的人际关系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所获得的精确性看成是不可或缺的，这既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又是为了得到理解诸种事实的前提。准此，我们究竟有无可能指出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对于艺术的影响呢？造成主题和风格变化的，是多种因素的一个复合整体。同时，也正是这个复合整体使得宋代的艺术和文学转向了它的特定追求目标。过去那种在书、画、诗、赋等方面无一不通的士大夫，越来越被专业化人员所取代。再加上从10世纪开始的印刷术的传播，以及售书行业的发达，话本、杂剧、傀儡戏和流行曲谱的增多，文学社团的形成，古董和艺术品买卖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新生事物都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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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因素中，影响最深远的显然是印刷术的出现。完全可以说，印刷术在中国出现得恰逢其时，因为当时正在扩张的社会阶层刚巧在试图通过学习而改进自己，或者说得更简单一点儿，是企求通过阅读来获得自己在聆听传奇和诗歌时曾经体验过的快乐。事实上，正是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下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印刷术才会应着他们的新要求而如此广泛地应用开来。正是社会变迁赋予了此项发明以正当的用途，否则的话，它就会被轻轻地忽略掉。我们就此所找到的证据是，事实上印刷术的最早应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在8世纪以前，木刻板是被用来在纸上印出咒符、护身符和宗教小册子的，而最重要的是，它是被用来印制专供分发的佛像的；大量的此类可以被重复印制的佛像均掌握在佛教徒手中，以期产生惊人的宗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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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书影《孟东野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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