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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的技术发轫于佛、道两教的寺庙中，然后才在9世纪和10世纪由世俗阶层在两个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长江下游和四川西部进一步发展起来，在这些地区的百姓那里流传着历书、星象书和初级的字典。然而，到了公元932至953年之间，根据官府的命令，人们用木板印制了一版儒家的经书，而在此之前它只是被刻在石头上。在960至971年间出现了一部佛教经典，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内容包括经典原文、注释以及有关教规的著述。在10世纪中叶，人们曾尝试使用黏土、锡和木头来制造印刷用的活字。但是，由于书面文字数目巨大（中文的常用字在7000以上，不像拼音文字只需相当有限的印刷符号），也由于劳动力的便宜以及人们宁要精美的书法而不要印刷品的偏好，遂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延误了印刷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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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有流传的许多更早时期的著作才得以保存至今。这些印刷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令人惊奇的材料，证明极度的学习热情恰是12和13世纪中国人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决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历史。印刷术的发展并非可以验证这种比较的唯一证据。事实上，在西方和中国的上述发展阶段均出现了复古思潮，而这种复古思潮却又伴随着普遍的革新意识，无论在艺术、文学还是思想领域均如此。唐代的学者满足于解释汉代经学对于儒家经典的注疏，而宋代的学者却要对之进行再次释读和重新注疏。新的注释者是由新的哲学来支持的，古代哲人的思想被基于“性”（万物和人类的本性）和“理”（万物的内在秩序）来加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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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发现激起了艺术专门家和艺术爱好者的浓厚兴趣。在徽宗统治时期（1101—1125年），一些古代的青铜器和玉器在河南安阳附近出土了，它们被断代为发端于公元前两个千年纪之末叶，与1899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属于同一个时代。由此，论题十分广泛的目录、类书和文集出现了，它们中有论述怪石、玉器、古钱、墨块、竹子、梅树、荔枝、柑橘、香菇、各种花卉、鱼蟹的专文，有关于绘画和书法的论文，也有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其中一些还涉及域外的地理)，以及历史学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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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此时，第一部非官方的中国通史问世了。而有些士大夫为了消磨时光，则去编纂一些初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小册子，或者干脆去搜集治病的偏方。我们在其中可以读到诸如此类的笔记：“夏月热汤入井成冰”、“蜈蚣畏油”、“薄荷去鱼腥”、“枳实煮鱼则骨软，或用凤仙花子”、“油手以盐洗之，可代肥皂用”、“脚跟生厚皮者，用有布纹面瓦片磨之”、“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姜子同食，或呷醋一口，或食芝麻尤妙”、“漆器不可置藁菜，虽坚漆亦坏”。[12]收藏、编目、博学或列举奇闻轶事乃是整个那一时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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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思辨方面的倾向有好几种。而其中为主的倾向则是在宇宙论方面的崭新兴趣，这原本是被古代儒家和中国人本主义创始者本人所轻视的课题。孔子认为，对于圣哲的反思而言，人是唯一适宜的题目。宋代的宇宙论思想是被在一些玄奥的图表中表达和综述的，那些图表解释了世界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宇宙论哲学的目的在于用一种纯粹中国式的关于整个宇宙的解释，来取代佛教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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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位大哲学家，他对此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位哲学家便是朱熹(1130-1200)，他是一种实在论哲学的创始人，该哲学将实体和本质收纳进一个总结性概念，此概念又与形式相对，或者依照这位哲学家所使用的中文表达方式，此概念是与赋予了每个单个生命以特性的“气”相对。不过，形式和实体并非互相反对而是相互补充。宇宙仍被设想为一个整体，它由变易不息和相反相成的原理所构成。中国思想拒斥任何形式的二元论，它认为如果宇宙的平衡还要保持下去的话，相反的东西就必须合作。在伦理学领域，朱熹思想的特点则在于强调教化和努力。其他哲学家的观点与朱熹对立，他们的思想体系建立在某种基本的直觉之上，而这使得他们与释家的禅宗或古代道家很相似。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和心灵合而为一。可大多数人却由于其愚昧而对此种同一性了无所知，他们的愚昧并非纯然出于智力上的差别，自私和算计更使之蔽而不明。只有真正能“超然物外的”个人，才能获得直觉式的理解，看到存在于宇宙和宇宙间生灵之中的深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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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宇宙观之扩展同时存在的，还有经由新形式之运用和新倾向之崭露而产生的文学繁荣景象。创造崭新文学潮流的，不再仅仅是上流社会的士大夫，还包括“资产阶级”和普通百姓。此一时期的文学，大量运用了既来自下层百姓也来自上层阶级的口语，这部分是由于口头文学传统所致，但即使是笔头创作，也更注重听的效果而非读的效果。说书者、职业剧作家和表演木偶戏与皮影戏的艺人们创作了为数甚多的作品，其中包括传奇故事、佛教传说、短篇公案以及有关三国时期或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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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雅集图（南宋·马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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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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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画描绘苏轼、苏辙、李公麟、米芾等名流在驸马王诜家的西园聚会情景。士大夫们流连歌舞，啸傲湖山，以忘却现实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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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有的至今仍有留传。其中之一讲到了北宋的末代皇帝宋徽宗的悲惨结局，即他如何被俘虏到金国并客死在那里。另一篇话本则为一部著名明代小说的先驱，讲到了7世纪时唐三藏的印度之行，其随行者为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这些故事均被以白话叙述（或许还有轻音乐伴奏)。不过，在似乎更宜于用诗歌来表达的场合，例如在描写一位美女或一处胜景时，或者在情节发展到了紧要关头时，话本中也会穿插一些用韵文写成的段落，这些段落在说书时是要唱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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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奇闻轶事的爱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风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显。印刷术使得这类著作流传甚广，它们是由一系列的简短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均极尽荒唐怪诞之能事，却个个都有其亲眼目击的证人。人名、地名、日期等等，均被准确地提供。请看此种文学形式的若干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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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军閤皂山下张氏者，以财雄乡里。绍兴十四年，家仆晨兴启户，有人长丈余，通身黑色，径入坐厅上。诘之不应，曳之不动。急报主人，及呼众仆至。击之以杖，铿然有声，刺之以矛，不能入，刃皆拳曲如钩，沃之以汤，了不沾湿，顽然自如，亦无怒态。江西乡居多寇窃，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缓急，击以集众，至是鼓不鸣。张氏念不可与力竞，乃叩头祈哀，又不顾，复出坐。及暮将明烛，火亦不然。一家惴惧，登山上玉笥观，设黄箓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见。张氏自此衰替，今为窭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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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性的梦境亦是这类轶闻的经常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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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字正伦、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维以阳曲主薄馆伴。尝言宣和乙巳岁，同邑有村民，颇知书，年六十余，一夕警魇而觉战栗不自持，谓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惊诘其故。曰：适梦行田间，见道上有七胡骑，内一白衣人，乘白马，怒色谓我曰，汝前身在唐为蔡州卒。虽元济叛，我以王民治堑，为汝所杀，我衔恨久矣。今方得见，虽累世，犹当以命偿我。乃引弓箭射中吾心。因颠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当远窜以避此患。妻云：夜梦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贫，止令小孙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亲知家避之。行草径三十余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许遇数人与同行。忽有骑驰至，连叱众令住，行者皆止。老者因视，正见七骑内一白衣人，骑白马，宛如梦中所睹。因大骇，绝道亟走，骑厉声呵止之，不听。白衣大怒曰：此以交加人。遂鞭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应弦而毙。七人者，皆女真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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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鬼神有时会导致悲剧性的错误，但有时亦会引起喜剧性的误会。请看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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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安老尚书，小时入蔡州学，同舍生七八人，黄昏潜出游，中夕乃还，忽骤雨倾注而无雨具，是时学制崇严，又未尝谒告，不敢外宿，旋与酒家假单布衾，以竹揭其四角，负之而趋，将及学墙，东望巡逻者持火炬传呼而来，大恐，相距二十余步，未敢前。逻卒忽反走，不复回顾，于是得逾墙而入，终昔惴惴以为必彰露，且获谴屏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二更后大雨正作，出巡至某处，忽异物从北来，其上四平如席，模糊不可辨，其下谡谡如人行，约有脚二三十只，渐近学墙乃不见。郡守以下莫能测为何物，邦人口相传，皆以为巨怪，请于官。每坊各建禳灾道场三昼夜，绘其状祠而磔之。然则前史所谓席帽行筹之妖，殆此类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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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传闻集中大多是神魔鬼怪的故事。不过，也有一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更贴近现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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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从东南漂来，载三男子一妇人，沈檀香数千斤。某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于南台，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本，浮行得至大岛上，素喜吹笛，常置腰间，岛人引见其主，主夙好音乐，见笛大喜，留而饮食之，与屋以居，后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语不相通，莫知何国，而岛中人似知为中国人者，忽具舟约而行，经两月乃得达此岸。甘棠寨巡检以为透露海舶，遣人获至闽县。县宰丘铎文昭招予往视之，其舟刳巨木所为，更无缝罅，独开一窍出入，内有小仓，阔三尺许，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衫，一带束发，跣足，与之酒，则跪坐以手据地如拜者，一饮而尽。女子齿如白雪，眉目亦疏秀，但色差黑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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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砥砺和讽喻的手段，作为虽具暗示性但却有效应的表达方式，乃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虽说是一门属于士大夫的特殊艺术，却在社会的许多阶层中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在公元9世纪，即使此时印刷术还未推广，一些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的作品抄本便已在市场上流传，并且可被用来支付酒账或茶账。在杭州以及邻近的城市绍兴，人们把这类诗歌刻在石头上，以便进行石版印刷。在宋朝，旧有的诗歌形式仍被开发着：五言或七言的格律诗以及长篇铺叙的诗体既被用来抒发感情，又被用来显露学识。但与此同时，半是大众化半有学究气的歌谣也日益普及，这鼓励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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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人并未受到过度炫耀辩才的诱惑。中文从本质上来说是简洁明了的，它不是靠逻辑关联而是靠彼此并列来表达意思。因此，虽说西方的语言比中文更适于解释和论辩，却根本不适于翻译像中文诗这样具有简洁和暗示性质的诗歌。不过，无论如何，由于这里必须举一些例子，我在此权且译出几首12和13世纪的中文诗，它们或许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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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1126-1193)以《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为题赋诗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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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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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