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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字正伦、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维以阳曲主薄馆伴。尝言宣和乙巳岁，同邑有村民，颇知书，年六十余，一夕警魇而觉战栗不自持，谓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惊诘其故。曰：适梦行田间，见道上有七胡骑，内一白衣人，乘白马，怒色谓我曰，汝前身在唐为蔡州卒。虽元济叛，我以王民治堑，为汝所杀，我衔恨久矣。今方得见，虽累世，犹当以命偿我。乃引弓箭射中吾心。因颠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当远窜以避此患。妻云：夜梦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贫，止令小孙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亲知家避之。行草径三十余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许遇数人与同行。忽有骑驰至，连叱众令住，行者皆止。老者因视，正见七骑内一白衣人，骑白马，宛如梦中所睹。因大骇，绝道亟走，骑厉声呵止之，不听。白衣大怒曰：此以交加人。遂鞭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应弦而毙。七人者，皆女真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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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鬼神有时会导致悲剧性的错误，但有时亦会引起喜剧性的误会。请看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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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安老尚书，小时入蔡州学，同舍生七八人，黄昏潜出游，中夕乃还，忽骤雨倾注而无雨具，是时学制崇严，又未尝谒告，不敢外宿，旋与酒家假单布衾，以竹揭其四角，负之而趋，将及学墙，东望巡逻者持火炬传呼而来，大恐，相距二十余步，未敢前。逻卒忽反走，不复回顾，于是得逾墙而入，终昔惴惴以为必彰露，且获谴屏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二更后大雨正作，出巡至某处，忽异物从北来，其上四平如席，模糊不可辨，其下谡谡如人行，约有脚二三十只，渐近学墙乃不见。郡守以下莫能测为何物，邦人口相传，皆以为巨怪，请于官。每坊各建禳灾道场三昼夜，绘其状祠而磔之。然则前史所谓席帽行筹之妖，殆此类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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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传闻集中大多是神魔鬼怪的故事。不过，也有一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更贴近现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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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从东南漂来，载三男子一妇人，沈檀香数千斤。某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于南台，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本，浮行得至大岛上，素喜吹笛，常置腰间，岛人引见其主，主夙好音乐，见笛大喜，留而饮食之，与屋以居，后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语不相通，莫知何国，而岛中人似知为中国人者，忽具舟约而行，经两月乃得达此岸。甘棠寨巡检以为透露海舶，遣人获至闽县。县宰丘铎文昭招予往视之，其舟刳巨木所为，更无缝罅，独开一窍出入，内有小仓，阔三尺许，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衫，一带束发，跣足，与之酒，则跪坐以手据地如拜者，一饮而尽。女子齿如白雪，眉目亦疏秀，但色差黑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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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砥砺和讽喻的手段，作为虽具暗示性但却有效应的表达方式，乃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虽说是一门属于士大夫的特殊艺术，却在社会的许多阶层中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在公元9世纪，即使此时印刷术还未推广，一些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的作品抄本便已在市场上流传，并且可被用来支付酒账或茶账。在杭州以及邻近的城市绍兴，人们把这类诗歌刻在石头上，以便进行石版印刷。在宋朝，旧有的诗歌形式仍被开发着：五言或七言的格律诗以及长篇铺叙的诗体既被用来抒发感情，又被用来显露学识。但与此同时，半是大众化半有学究气的歌谣也日益普及，这鼓励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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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人并未受到过度炫耀辩才的诱惑。中文从本质上来说是简洁明了的，它不是靠逻辑关联而是靠彼此并列来表达意思。因此，虽说西方的语言比中文更适于解释和论辩，却根本不适于翻译像中文诗这样具有简洁和暗示性质的诗歌。不过，无论如何，由于这里必须举一些例子，我在此权且译出几首12和13世纪的中文诗，它们或许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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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1126-1193)以《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为题赋诗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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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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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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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号升斗抵千金，冻雀饥鸦共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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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汝以生令至此，悠悠大块亦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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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诗作是讽刺社会的，如因直言不讳而遭迫害的刘克庄(1187—1269)，便写下了《苦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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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边头风色恶，官军身上衣裘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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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衣敕使来不来？夜长甲冷睡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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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中多热官，朱门日高未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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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帏箔施屏山，中酒不知屏外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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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的入侵在一些诗人心中唤起了民族情绪。因此，12和13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诗歌。如林升（12世纪末）的《题临安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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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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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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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戴复古的《江阴浮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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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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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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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人入侵之后，诗人谢翱（1249—1295)写下了《过杭州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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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黍何人为守阍？落花台殿黯销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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