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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13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的视野，这又是在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其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恭有礼，富于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生活的趣味和交谈的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地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他们对事物的细枝末节亦有极为敏锐的感受。我们且看看庄绰的一段记载：“浙人以鸭为名，大讳。北人但知鸭作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则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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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唐代的中国人在行为举止上更自由随意，而较少矜持拘谨。他们的礼貌并非做作出来的，并非仅仅由正式的礼法和规定好的行为方式所构成。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在其相互交换礼物和服务的行为中发现，他们全部的社会生活都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与同情。马可·波罗写道：“他们也款待为做生意而来的外邦人，对其充满了极大热诚，并以最动人的方式接待他们，为他们的业务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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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欢开玩笑。有一种很特别的中国式幽默，是玩双关俏皮话和文字游戏。正是在宋代才首次出现了这类幽默的大量例证。它们在戏弄的同时却无恶意，有时是拿邻近地区的人们来寻开心。这是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怀有热烈的感情，与此同时又对邻近省份的习俗进行取笑。开封的城里人笑话河北和山东农民的笨拙和方言。川西成都平原的人们则笑话川东山区的居民。[3]绍兴位于浙江入海口的南岸，尽管那里有大量湖泊与河流，尽管那里的地势是山区，却缺乏鱼和柴。“故谚云：‘有山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里俗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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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描绘的中国人的形象看上去是如此的人性，连同其全部矛盾和放纵一起，都是如此的贴近我们，如此的似曾相识，以至于我们简直被引得要忘掉一切把他们与我们区分开的东西了：后者包括他们的天人观念，他们的希冀，他们的思想轨迹，他们特殊的感受性——总而言之，是所有属于他们本有文明的、被包容在他们自身之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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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癸辛杂识·续集上·蹇材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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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鸡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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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钱易：《南部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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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鸡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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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译后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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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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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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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种生灵，实是妙不可言，所以大家对人性体会和揣摩得愈久，便愈会感到，它的特征总是难以说清道尽。正因此，无论古往今来的哲人们怎样想以“种加属差”的逻辑规则去框套它，都终难逃脱以偏概全之弊。比如，在看完这本书的校样之后，我便突发奇想：若是仿照先哲的路数，再把人说成是一种“努力记忆，追索和验证自身历程的存在”，大约也不至于比将其说成是“创造劳动工具的动物”之类的定义肤浅到哪里去。诸君只要略加试想，便会省得此论大致不差：天底下的所有变异发展，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的，这对于任何动物（包括高级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均概莫能外，故蛮可以称作一切存在的普遍劫运（此之谓“种”的群性），然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被造之中，究竟又只有人这种动物，才会这样不怕伤透了脑筋，想要努力记住和说破这场春梦，悟出自己到底何从何去，这难道不正是人的独具癖好（此之谓“属”的差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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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理看起来太过简单明了，好像都没有必要煞有介事地讲出来，除非是在耍弄文字游戏。不过，仔细想来却又会发现，由此所生发的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明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无心再来幽甚么默。实际上，正由于人类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记忆动物”，才化育出了人文学科这种教人“白头搔更短”的知识领域，才推绎出了无数令人文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艰涩课题。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跟着再下一个定义，又把人文学者再说成是人这种特殊“记忆动物”所分化出的专有“记忆器官”。记得潘诺夫斯基在其有名的论文——《作为人文主义一门学科的艺术史》中就曾作过这样的对比：一方面，尽管狗也可以用叫声表示来了客人，但它却不会用一种特殊的叫声来表达这样一个意念——当主人外出时曾有客人造访，所以，只有人才能使用符号记录下自己的实际经验过程；另一方面，尽管同属人类的自然科学家也需要研究前人的记录，但他却只会用自己的自然体系去吸干涌现出这些符号的时间长河，而决不会觉得这种记录本身有什么独立含义和永恒价值，所以，又只有人文学者才会透过这些符号去留心人类的一般文明轨迹。正因此，潘诺夫斯基才会一言蔽之曰：“人文主义者，从根本上说，就是历史学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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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潘诺夫斯基所讲的历史学乃是广义的，而若从当下的学科分类而言，则决不致意味着大学里的文科只应设置历史系。这是因为，我们自不难推想：即便只从省察和增进人类记忆之真确度的目的出发，专事记忆的历史学也会自然而然地递进为历史哲学式的反思，更何况，在这种记忆之维中，还更会跃升出人类对于自身历程、地位和命运的形而上玄想。然则，正因此我们又会顺势联想到：一位真正够资格的人文学者，就不仅要和普通人一样去顺从自己的记忆本能，一味去满足自家的求知兴趣，还更需要开动脑筋去想透下述问题：此类记忆究竟有否理由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本质特点之一？其实，这个问题也正是门外汉们经常气势汹汹地诘难历史学家的——过去的那些陈芝麻旧谷子，那些断烂朝报，到底“干卿底事”，值得你们去皓首穷经？不过我们先不忙去嘲笑外行，只怕即便是那些选择终身以钻故纸堆为业的人们，也未见得全都敢理直气壮地应对它。倘非如此，马克·布洛赫就不会正襟危坐地去写一整本书来回答其爱子的幼稚问题了——“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照这位法国史学巨擘看来，这个童言无忌的问题确乎击中了要害，直指历史学能否成立的正当理由。故此，为了替自己对历史知识的强烈癖好辩护，他就不能不对人们那种短浅的功利心表示反抗了：“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人们就会感到愤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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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并非专治史学的方家，所以也就没有感到那种要替历史学辩护的冲动。不过，从另一层更积极的意思来说，也正由于我并非这方面的专门家，故而总是对史学家的满肚子学问充满艳羡和崇敬，所以就不单不觉得历史学有进行此类辩护的必要，反例只觉得那些无缘识得历史的人们委实可怜。记得我还在哲学所攻博士的时候，就曾妄发过议论，以为至少在目前的状况下文科大学生们只有选修历史才能学到点真东西，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所里的老先生竟对我的偏激之辞大表赞同。我想，我们所以会不约而同地持有这种看法，当然绝不是出于对哲学这门学科的妄自菲薄（尽管我觉得目前那种足以把孩子们越教越蠢的哲学系本科教学亟待改进），恰恰相反，大家倒是渴望能够为自家的哲学思考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既然同属于人文学科，哲学与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就同是人类的生存状况，所以，设若哪位同仁竟致于像王充所说的那样“不览古今”而“论事不实”那么他终究就难以更进一步地去解什么惑悟什么道。庄子所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恰是再鲜明不过地讲出了此中的真谛。由是我想，有幸去专心治史的学者们，才真的是有福了，他们凭靠辛勤而沉稳的埋头阅读，不仅有机缘现实地降生于此刻此地，还更有机会在想象中潜泳于彼时彼空，了解到人类在远为广大的区间之内的生存状况，从而也就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自家的寿数和阅历。所以，对于那些“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的逼问，历史学家就根本没有必要感到半点儿惶惑，正如彭祖亦不必向朝菌蟪蛄者流解释“便做了人瑞又有何用”一样。君不见：“用处”必乎与人自身相对待，而“功利”亦必有小大之辨，所以谁若果想对得住自己，则终应省得“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庄子·逍遥游》）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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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了历史的人，自不免常要去怀古，这也正是凡夫俗子们往往要嘲弄历史学家的话头，比如说考古家连找太太都是越老越好之类。但实际上，恰恰是这种足以跨越肉身有限性的知识背景和时间意识，才使得史家能不囿于俗常的寸光之目，从望远镜中把人类的来龙去脉看个究竟。而且，既然他曾在其他文明环境中漫游过，就不再会像芸芸众生那般把眼前约定俗成的规则当作甚么不可更改的天经地义，就有可能看穿当代生活的弊端，故而正是在史家思接千载的博大襟抱中，自会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在。记得汤因比就曾这样表达过他对现代文明的忧虑，因为他说过——要是容许他自由投胎的话，则其最愿意过活的时空区间，当是在公元9世纪的中国新疆北部。我至今尚未弄清他这样讲的确切缘由，因为我尚没有福分去像他那样去识得好几十个文明，然后再去“诸害相权取其轻也”。不过，凑巧的是，设若让我也来因答上述问题，则我的选择却跟这位西方史学大师相去得并不很远，因为我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在10世纪的中国汴京。对于天水一朝的文物之盛，我是那样的心往神追，因而苍天倘能独厚于我，让我每日都以宋瓷沏一盏香茗（杯中绝无化学污染），再开读一卷宋版书（其中绝少印刷垃圾），则此生复有何求？更何况，在那个产生了苏轼的时代，言路曾是何等的宽松自在，故果某能生逢其时，即便无力去自逞坡仙之才，亦应有缘与他那一班文友兴会斗酒了。嗟乎哉！那样的场面，纵是“一笑相逢那易得”，却总该是“数诗狂语不须删”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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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永远只是个弃我而去的梦境罢了，充其量只能在惊醒之余心怀悲凉地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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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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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话说回来，尽管寻常人们总爱笑话“痴人说梦”，但他们哪里知晓：其实真会“说梦”的，却不单要有很高的天分和灵气，还更要有极深的学养和定力呢！我在这里讲的绝对是发自肺腑的甘苦之言，因为倘非亲身尝试过，并使自己豪迈的学术抱负大受挫折，我还真领教不出做历史学研究的难处。事实上，随着文明进程的展开，人类不仅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历史经验，还更为了追记这种经验而发明了日益精到的“记忆术”。而果欲掌握这种“记忆术”，则绝非简单地开出“借鉴年鉴学派”或“追求哲学与史学之合”之类的大支票便能一蹴而就；相反，那需要不断积攒历史残迹的“碎布头”，然而再借助于“受控想象”来进行谨慎的织补。只可惜，面对着案头一部勾来抹去而迟迟不敢杀青的草稿（它希望通过对于宋代之社会总貌的案例分析来确立一种中国研究的崭新范式），我却只有油然兴叹道：相对于自己过去所受的训练而言，倘要论争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究竟何在，或许尚可放胆雄辩一气，但若要层层剥笋地将其下贯到整个文明系统的各个环节，使之织成一张埃利亚斯意义上的网络结构，还原出马克·布洛赫所讲的那种有血有肉的“总体史”，则实感左支右绌！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到要按捺一下自己心粗气浮的性子，先从最强调跨学科研究的“新史学”的故乡——法国，译介进来谢和耐先生这本详细描述南宋时期之中国“小传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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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译介这本书还有助于纠正下述肤浅的偏见，即人们（包括一些历史学的从业者们）往往误以为作史家的便不需太多的思想，哪怕是一味地“学而不思”，亦足可“安身立命”。但实际上，大家只要把那些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翻拣一通就不难发现：纵是在得以心游万仞之后，究竟能否循着年鉴学派所谓“问题史学”的家数，选出真正值得追记的殷鉴式主题来做，那还是很需要一点见识的。大家至今还不住地称道王国维的“选点准确”，正说明他何等地具备作为大史家的器局和洞见。同样，我刚刚看到谢和耐先生这本书的封面，就顿觉眼前一亮，领悟出它的作者到底不愧是唯一能够凭一己之学力来完成大部头中国通史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文明进程确有敏锐而透辟的历史感。所以，尽管同是在努力追忆，但此中仍能显出手笔大小，——关键在于你能否记住那些最值得记住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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