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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梦粱录·卷二十·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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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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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阅《棠阴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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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癸辛杂识·后集·故都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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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梦粱录·卷二十·角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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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梦粱录·卷十九·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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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苏东坡：《物类相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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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洪迈：《夷坚志·閤皂大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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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夷坚志·三河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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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夷坚志·长乐海寇及蔡州禳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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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夷坚志·无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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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柳永：《诉衷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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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沈括：《梦溪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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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第七章 总结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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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与隶属于它的思想观念有着微妙而不可分割的关系。毫无疑问，当我们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发生了兴趣。人们的习惯和风俗为我们揭示了人类一般经验的一种特殊形式，某种确定的个性类型正是由此产生的。必须承认，要想感觉到这种经验形式和个性生成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用语言来表达它就相对困难了。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写到了尾声，也许我们尚能够试图描绘出13世纪的典型中国人的个性轮廓，或者至少可以描绘出上层城市居民的个性轮廓，因为那是我们所知最多的一种类型。由于他们个性的某些特点在前面只是一笔带过地提及，所以眼下是将其充实起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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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经过对一些传闻轶事和细枝末节的积累而大略看到的人物类型，乃是城市生活的特定产物，因为他们居住在中国东南的大都市中心。不过，只把他们简单地界定为城市居民是不够的。传统对他们之行为的影响跟时代和环境一样大，有时还会更大，因为传统通常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因此，当我们考虑13世纪中国大城市里的典型居民时，便有可能去不仅辨明为他们所独有的某些个性特征，而且认清在任何时候都为中国人所共有的某些似乎是永久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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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3世纪便已确立并且一直在中国延续下来的国家政治结构，恐怕与那些最明显地显示出中国人特征的种种观念和态度不无关联。在中华帝国占统治地位的秩序乃是一种道德的秩序，专制国家可将这种秩序一步步地强推到最小的社会单位——独立的家庭。在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和他的公共生活之间，以及在他对家庭的责任和他对国家的责任之间，并无任何确定的界限，这种现象乃基于中国政治的观念——道德和政治是一回事。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人们对道德的意见是一致的（如孝敬父母、尊重长辈等等），只要个人是无保留地加入到其群体之中去的，则强制便不复必要；结果，对于地区、村落、家庭等单位来说，一定程度的自主又可以被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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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帝国的幅员广大使得这种相对自由成为必要。我们可以说，中国成功地发现了一种手段，能以最少的直接干预去统治最大数量的人民。此中最关键之点在于：应当在最小社会群体的水平上维持统治秩序。这种政治结构的原始形式看来是受到了中国人之天、人观念的影响。根据这种观念，宇宙秩序乃是自发适应之总体复合的最终产物。任何事物都是实例和影响的问题，而非法则的问题。自然并无法则，因为它本身是靠不断传递的影响而活动的。当观察到人们中间的气质差别时，上述观念便提供了解释。如庄绰在《鸡肋编》中便写道：“西北多土，故其人重厚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在天人之间占统治地位的和谐是确实存在的。它由多重的对应关系所组成，并且在生理学观念、宇宙论、艺术、技术和占卜术中得到显现，同时也在调整社会关系及道德行为的种种规范中得到显现。因此，人们并不会体验到任何类型的内在冲突。他们绝非处于兽性和神性之间。只有人类的问题才会牵涉到他们，形而上学的忧烦和焦虑对于中国式的精神来说乃是再陌生不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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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需要受教育，而某种训练亦属必要，这种观念无疑被普遍接受。然而，人们更经常强调的，却是有益于天性和有益于一个人对其环境之自然适应的一面。任何人都具有致良知的能力，以便容纳即使在动物那里也能发现的萌芽状态的善良天性。据《梦粱录·卷十八》载：“钱塘县界地名‘狗葬’，桥名‘良犬’。故老相传云：昔人被火燎几毙，犬入水以濡其主，得苏省。后犬死，里人葬之，立此名旌其义耳。”只有坏的榜样和极度贫困才会改变人们的善良天性。而如果一个人衣食无忧，又被鼓励向善，他便会遵从道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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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忍让和相信人类天性，均来自对于社会生活之价值的坚定信念，并成为中国人最突出的道德特点。不过，这些道德特点却与下述观念有关——作为一个系统的宇宙是如此平衡，以至于任何有关进步的理念均已被排除。宇宙是由平衡构成的，而不是由冲突构成的，因此，中华帝国对于人类行为的看法就和西方不一样。无论何时，只要人性不再被传统所感染，只要它成为原始的和独立的，它就会被感到是一种分裂瓦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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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对于秩序、平衡和正面价值的钟爱以及对于社会生活之有益的信念恰成对照的，还有种种具有无政府性质和神秘性质的倾向。中国人气质的另一面是抑郁、疯癲和病态的。虽然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但那却是他们的另一面，与其明显的社会性、对人性的信任以及对生活的欣赏恰成反衬。确实存在某种走向个性毁灭的病态欲望，这是许多事实都证明了的。在某些宗教团体中——我们就此所掌握的信息不超过寥寥数条偶得的参考材料——人们所实行的黑巫术似乎满足着恐怖的虐待狂口味。另一些教派则受到了抑郁症以及破坏性宗教狂热的刺激。肉体之苦修被推到了极致，推到了自残和自杀的程度。传统的催眠术和下神术被普遍施行着。营养不良和压抑性欲，以及旨在成仙的饮食和养生戒律，导致了暂时性的由高血压引起的眩晕状态，或者导致了永久性的神经系统失衡，从而引起了危机性的神秘热忱。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家、圣贤和预言家的国度。不过，使人性破灭的技术却在那里大行实道，其范围远比通常认定的广泛得多。在下层阶级中，这些技术经常被用于满足某些宗教需要；而在士大夫那里，它们则被用来激发艺术灵感。对于真正把握了其艺术的书法家或诗人来说，—种恍惚的迷狂状态是必不可少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审美直觉，乃是中国非理性主义的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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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对上述倾向有所修正。13世纪的上层城市居民是神经过敏的，而且由于他们对时尚极度敏感并且喜欢炫耀和自我戏剧化，看上去他们甚至毋宁说是柔弱颓废的。不断地寻欢作乐、过度地酗酒以及纵欲无度，耗光了他们的精力，并加强了其天性中较软弱的一面。他们经常以言词或姿态来代替行动，由此看出了其自夸和不协调。我们且来看周密记载的一个故事：“蹇材望，蜀人，为湖州卒。北兵之将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银二笏凿窍，并书其上曰：‘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葬，仍见祀，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银所以为埋瘗之费也。’日系牌与银于腰间，只伺北军临城，则自投水中，且遍祝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怜之。丙子正月旦日，北军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谓之溺死。既而北装乘骑而归，则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乡曲人皆能言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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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从他们的文艺作品中可以发现，他们似乎充满了对人生的愁绪，并且被深深的绝望所折磨。时光的流逝、失意、羞辱和离愁是其诗作的常见主题；而他们又不像唐代的中国人那样，能够在行动中发现抵挡这种深沉忧愁的平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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